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发表专栏文章，分析了纽约没有像其他城市那样迅速地从新冠打击中恢复的原因，作者认为这是由于纽约过于单一的产业造成的，而这种产业单一性的背后原因是住房政策的限制使得房价过高，导致金融界精英以外的人根本无法承担，只有改变纽约的房屋建造政策，才能改变这一局面。

还记得纽约市的末日吗？新冠疫情第一波像一把锤子砸向了这个城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2万名纽约人死亡。许多评论家断言，是纽约的生活方式使得它如此脆弱，特别是其特有的高人口密度和对公共交通的依赖。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纽约一开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是因为它仍然是美国通往世界的主要门户，所以它首先受到了严重的感染，当时我们对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新冠病毒的攻击还不甚了解。后来，这个城市在卫生防疫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好。

然而，它在经济方面做得却没有那么好。因此，这个问题不仅与纽约有关，而且与整个美国的蓝色区域有关（即支持民主党的州，也就是支持下文提到的“邻避效应”的州）。

关于疫情，在Delta变种肆虐期间，高疫苗接种率、口罩的普及和公共卫生预防措施的结合（在纽约，如果不出示疫苗卡，基本不能在室内进行任何活动），帮助纽约成为了美国较安全的地区之一，与新冠有关的死亡率远远低于农村县或像达拉斯那样无序、依赖汽车的城市。Omicron 浪潮也首先袭击了纽约，但似乎正在快速消退。

飙升的租金基本上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表明纽约再次被视为一个不错的居住地。对不起，但我忍不住要引用那位投资经理的话：“搬到佛罗里达的主要问题是你必须住在佛罗里达。”

的确，如果你能负担得起住房费用的话，纽约是一个很好的居住地。然而，住房可负担性，正是经济复苏滞后背后的大问题。

在疫情的最初几个月，整个美国都遭受了严重的失业。然而，纽约市的失业百分比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得多，而且随着全国经济的复苏，纽约还没有收复失地。

这种表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些反映了疫情对旅游业和商务旅行的影响，在Omicron来袭之前，时代广场才刚刚开始变得令人难以忍受（通常没有人愿意去那里，因为太拥挤了）。但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纽约缺乏经济多样性。

对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化的城市（包括人们工作的种类）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个城市的经济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基于“出口”驱动的，即它生产出来并在其他地方销售的东西。这个基础通常伴随一个很大的“乘数”，从出口赚来的钱大部分都会用在当地，支持餐馆、商店、健身房等。因此，这个基础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

对于纽约这样多样化的城市来说，它的基础是非常狭窄的。正如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所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城市几乎只有单一的文化，它向世界各地出售金融服务，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了。

仅仅看就业数字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只有大约8%的纽约工人受雇于金融和保险行业。然而，他们的收入与其他人相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占到了城市经济的20%和大部分的出口基础。

拥有单一产业经济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个产业遭到了破坏，就会对整个城市造成特别大的打击。想想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炭和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汽车。

纽约问题的奇怪之处在于，在疫情期间，从某种程度来看，它的出口基础保持得很好，华尔街的人并没有大举撤离。但是，至少在目前，华尔街已经改变了办公室工作的模式，因为金融业被证明是那些可以远程完成大量工作的行业之一。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金融工作者不再买午餐，不在市中心购物，也不出去聚餐等等。换句话说，纽约的问题与其说是基础缩小，不如说是乘数减少。

那么，纽约为什么会失去经济多样性？答案很明显，华尔街和那些为其服务的人有着巨大的购买力，但纽约的住房存量却受到分区和法规的限制，使这个城市对每个人来说都太昂贵了，除了金融家和那些直接或间接迎合其需求的人。解决办法很明显：允许建造更多的住房。

纽约只是一个例子（加利福尼亚更糟糕），这让我想到了蓝色美国的问题。保守派会告诉你，人们为了低税率而搬到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然而，尽管纽约的税率确实很高，但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是高税率把高收入居民给赶走了。人们搬走的真正原因是想找一个住房可负担的地方，而那些地方的房价合理是因为那里的政府不会阻止建造新住房。

就纽约而言，邻避效应是一个伟大的全球城市成为一个单一产业城市的根本原因，从而导致了纽约在疫情冲击中迟迟无法恢复的局面（注：邻避效应是指住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担心周围生态遭到破坏，房屋数量增加导致自己的房产价值下跌等，而反对在社区附近开辟新的建筑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