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Radden Keefe在纽约时报撰文，报道了一位专门代表向监管机构告密，揭露公司不法行为案件的“吹哨人”的律师。他自己也有着跌宕起伏的身世，现在以承接爆料案，从政府的赏金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虽然做的是躲在暗处的工作，但他仍然有自己坚持的原则。
 

对于美国股市来说，这些日子很奇怪，热情的投资者正在无视最黯淡的前景。然而，即使在这个扭曲的时刻，去年一家名为木薯科学(Cassava Sciences)的小公司取得的巨大成功似乎也非同寻常。

这家总部位于奥斯汀（得克萨斯州的首府）的生物技术公司只有20多名员工，没有任何产品收入，但却激发了投资者的热情，导致其股价上涨了近15%。

木薯科学由雷米·巴比尔(Remi Barbier)经营，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企业家，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经常做出雄心勃勃的预测。该公司一直在开发一种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新型药物Simufilam，目的是通过修复细丝蛋白A的异常来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这种药物尚未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但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600万美国人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任何能够改善这种疾病的药物都将是公共健康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也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木薯公司发布了宣传其临床试验结果的新闻稿，巴比尔认为Simufilam是“据我们所知的第一种能够恢复认知的药物”。

有关产品的消息在Reddit等在线论坛上传播开来，木薯成为了一个“网红股”，在相对不太成熟的散户的炒作下，其价值飙升。木薯的股票代码是SAVA，公司的信徒称自己为“野蛮人（savages）”。

他们不一定是科学家，但用一名Reddit用户的话来说，他们确信木薯可以“根除阿尔茨海默氏症”。

另一位投资者宣称：“自从我看到10%的认知提升，我就被说服了（注：原文“认知”conginitive一词拼写有误）。”

与此同时，巴比尔告诉《财富》杂志，一群核心机构投资者看过初步数据后得出结论，从投资角度来看，木薯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谷歌或特斯拉”。去年夏天，Seeking Alpha网站的一名用户宣称，“木薯科学即将创造医学界的历史，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会发表这样的言论，除非他们能提供证据。”

去年7月，木薯的股价飙升至135美元，市值约为50亿美元。

对于巴比尔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转折。公司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大部分科学研究都是外包出去的，而且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方面也没有多少记录。

事实上，直到2019年，木薯的公司名还是叫“疼痛疗法”（Pain Therapeutics），其因开发了一种阿片类止痛药的开创性配方而闻名，这种配方几乎没有被滥用的风险。

这种名为Remoxy的药物看起来非常有前景，以至于投资者纷纷注资。2003年，监督组织“公众公民”的西德尼·沃尔夫警告说，Remoxy“听起来太好了，不像是真的”。

他是对的。

这种药物从未获得FDA的批准。但是，由于疼痛疗法公司上市了，在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下得以存活。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只股票失去了大部分价值；同时，巴比尔获得了近3000万美元的薪酬。医疗新闻网站stat的尖刻总结道：“尽管他的公司遭受了多次挫折，但巴比尔以个人获利而闻名。”

巴比尔坚称，他研制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是另一回事，与公司有关联的科学家曾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向木薯及其学术合作者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资助。2020年5月，公司承认一项临床试验的结果不成功。但巴比埃表示，肯定是有什么错误，并随后宣布，公司已委托外部实验室进行重新分析。数据显示，与安慰剂相比，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生物标志物有显著改善。

公司股票开始上涨。2021年2月，木薯宣传了另一项试验中最新一轮有希望的结果，其结果没有和安慰剂对比，并声称Simufilam实际上可以更新认知功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其股票价格再创新高。

巴比尔承认，他的公司的财富依赖于这种药物，他说:“我们是一个拥有一艘火箭飞船的登月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感到满意，他和他的家族拥有超过100万股木薯股票。“我说到做到”，他说。去年夏天，该公司计划在秋季启动一个规模大得多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将对近2000名患者进行试验。

专门“找茬”的律师对药物研究结果提出质疑

但去年8月，一项令人吃惊的干预行动让巴比耶措手不及。纽约律师乔丹·A·托马斯(Jordan A. Thomas)向FDA提交了一份“公民请愿书”，理由是“对围绕这种候选药物的实验室研究的质量和诚信表示严重关切”。请愿书中有一份42页的技术报告，概述了木薯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的“一系列异常现象”，“强烈表明存在系统性数据操纵”。

尽管请愿书没明说，但暗示木薯一直在篡改数据，以抬高其股价。托马斯甚至提到了Theranos公司，这家硅谷宠儿最终被揭露为欺诈。他认为，木薯的研究“充满了危险信号”，并敦促FDA暂停临床试验，进行调查。

任何人都可以提交请愿书，要求FDA采取行动或表达关注。当上述请愿书在网上发布后，几个小时内，木薯的股价暴跌了大约30%。一周内，公司的市值损失了25亿美元。

巴比尔称自己对这次袭击感到“茫然和困惑”，坚称“这些指控都是错误的。”

他对那些提出指控的人表示怀疑，指出托马斯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在匿名客户的要求下提交的。这些躲在暗处的对手是谁？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呢?

巴比尔抱怨道：“由于猴子离手风琴师很远，幕后黑手很难被发现。”（注：猴子听到手风琴的音乐会手舞足蹈，意指托马斯受人指使行事）

巧的是，代表匿名客户提交爆炸性的政府文件，正是乔丹·托马斯的谋生之道。他是一名代表吹哨人的律师。托马斯之前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工作，在那里他帮助创建了一个新项目，旨在鼓励人们举报公司的不当行为。项目于2011年实施。

计划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伯尼·麦道夫丑闻之后开始的，允许举报者分享SEC成功行动的收益，从而为举报者建立了一种可观的金钱激励机制。这些奖金有时被称为赏金，数额可能是犯错公司最终支付金额的10%到30%。自推出以来，项目已发放了超过12亿美元的奖金。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玛丽·乔·怀特的话来说，这个项目“颠覆了游戏规则”。

就在托马斯帮助引入这个新制度后不久，他离开了政府，成立了一个法律事务所，专门代理向SEC提起诉讼的举报人。如今，他可能是代表这类举报人的最佳律师。

他说：“我不是模范，我是一个拿到了普通教育程度考试证书(GED，专供未在中学就读者申请应试)的黑人，上了社区大学。但我喜欢成为法律领域的先驱。”

托马斯曾代表摩根大通的一名举报人，此人揭露了该银行的一种自我交易模式；2015年，摩根大通因该案件被罚款2.67亿美元。2016年，另一名客户提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意美林公司滥用客户现金的行为，导致该公司被处以4.15亿美元的罚款。去年夏天，Facebook告密者弗朗西丝·豪根准备公开指控公司时，她和她的法律团队咨询了托马斯。

豪根的行为非常公开，她在国会作证。然而，对于托马斯的许多客户来说，他们告知的政府机构可能知道他们的身份，但违规的公司和公众却不知道。对于吹哨人来说，企业报复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危险，托马斯喜欢说，避免这种危险的最好办法是保持匿名。

有时，他的客户悄悄地向SEC举报他们的公司，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报酬，并继续在公司工作。有些人选择不公开，是为了避免托马斯所说的“彩票效应”：朋友和家人纠缠着他们，想要分得一杯羹。

这位摩根大通的举报人说：“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的身份）”。

他从SEC获得了1300万美元的奖金，“我们只是处于一种看似合理的否认状态，如果我不开着法拉利在曼哈顿到处跑，我就可以保持低调。”

他补充说：“每个人都说保守秘密超级难。不是的。如果有人付给你1300万美元，那就真的不难了。”

因为托马斯经常是少数几个了解他的客户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他们获得的秘密意外之财的人之一，所以他偶尔会扮演他们的治疗师或牧师的角色，给他们坚持下去的信念。当然，他也是他们所面临的官僚主义挑战的机制设计者之一，这也有所帮助。

上述举报人说：“他是黑客帝国的建筑师，这台机器是乔丹·托马斯造的。”

华尔街不当行为泛滥，吹哨人比政府调查更灵活

去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托马斯时，他告诉我：“我们的大多数客户都是别人介绍来的。很少有人做我们做的事。”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他主要在家里工作；他和妻子莫娜以及三个孩子住在一所俯瞰长岛海峡的大房子里。托马斯霸占了餐桌，桌上堆满了成堆的法律文件。他有一张年轻的脸，一头灰白的短发，穿着运动服。角落里停着一架派乐腾自行车健身器。托马斯有一种高度集中的态度，他不喜欢随便闲聊家庭、休闲或任何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他晚上工作，常常天不亮就起来工作。他周末也在工作。

造成这种紧迫性的原因之一是大量的企业渎职行为。托马斯在律师事务所Labaton Sucharow建立了自己的举报业务后，委托圣母大学对金融专业人士进行了一项匿名调查。

调查结果揭示了一种猖獗的道德放任：在年薪50万美元或以上的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目睹或亲身了解工作场所的不当行为；近20%的受访者认为，金融服务专业人士要想成功，至少有时必须从事非法或不道德的活动。

SEC设立举报人项目，部分原因是为了让目击不当行为的人有一个可靠的举报机制。当法务会计师哈里·马科波洛斯就伯尼·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敲响警钟时，没人理会他。

托马斯说：“很多人都懂一些东西。他们只是不说话。”

摩根大通的吹哨人说：“有十几个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知道我知道的信息，但仍然没有报告任何事情。”

人们出于冷漠、串通一气或恐惧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汤姆·穆勒在他的书《良心的危机：在一个欺诈的时代爆料》中指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站到政府机构或一个大公司的对立面，是“几乎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感觉这些强权机构会报复，“像复仇女神那样对举报者穷追猛打，追到天涯海角。”

生物化学家杰弗里·威根德背叛了他的雇主——烟草公司布朗威廉姆森，于是他收到了死亡威胁，不得不雇佣保镖。托马斯的另一位前客户埃里克·本-阿尔茨向SEC举报了德意志银行的虚假会计做法，随后遭到了该行业的联合反对。他曾说，泄密是“职业杀手”。(尽管德意志银行同意交付罚款，但它没有承认存在不当行为。)

托马斯认为，他可以帮助推翻这样一种观念，只要检举人采取行动，“公司就会把他们打垮，现在他们住在汽车旅馆里，吃着猫粮。”

他承认有时“会有不好的结果”，但他说他的工作“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的做法都是成功的。在最初的五年里，律所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他对这份工作的前景充满信心，于是他与公司重新谈判，他可以拿更少的薪水，但如果诉讼赢了，他可以换取更大份额的赔偿金。

他说：“我想现在他们可能更喜欢以前给我薪水的方式，”同时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因为案件的风险性，他收取的费用占客户获得的回报中的一大块。当SEC在2018年宣布，在美林案中，它将支付两笔金额共计8300万美元的赔偿金时，有报道称，Labaton Sucharow律所可能获得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托马斯扩大了自己的团队，引入了两名合伙人里奇·莱文和迈克尔·史蒂文森，他们也是前SEC官员。他不是个奢侈的人，但那次胜利之后，他把自己15年前开的丰田车换成了一辆特斯拉。

当托马斯谈起他的工作时，他偶尔看起来就像一名CIA官员，其任务就是秘密招募和处理公司里愿意背叛老板，且有地位的内部人士。他津津乐道伴随而来的谍报技术，描述了他的客户在打电话时使用普通的假名（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先生），或者用扰频器掩盖他们的声音。

托马斯曾在一间空教堂里秘密地和一位客户见面。通常，他所代表的人不仅会提醒政府注意不当行为，他们还收集证据，秘密录下电话和会议，甚至戴上窃听器。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涉案的上市公司在中国，他的客户走私了数千页的敏感文件，并在泰国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在那里文件可以影印和转交给SEC。中国机构发现了这一操作，并开始寻找可疑者，所以吹哨人必须保持领先一步。

“这就像电影《冷战疑云》(the Firm)里的情节，”托马斯说。

私人举报人可能有一定的自由，能做证交会不能做的事：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录下电话；未经国务院许可在国外收集情报。托马斯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官员可以使用非法获得的吹哨人证据，“只要不是他们要（吹哨人）这么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吹哨人有时可以充当非官方的助手，做一些政府调查人员没有资源或法律权限去做的事情。

每年，SEC都会收到成千上万条举报线索。但长期资金不足，也缺乏人员来筛选这些人。这使得托马斯非常有用，他可以对SEC收件箱里的线索进行分类，并识别出最有力的案例，相当一个过滤器。

他说：“我们平均每年接的案子不到12起”。但他和他的合作伙伴每年要筛选大约300名潜在客户，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筛选的。他的电话被贴在网上，这样有人来电话，他就会去接。他指出：“级别足够高、真正了解一些事情的人，不会把他们的爆料东西写进电子邮件。”

挑战证交会规则

我见到托马斯时，他正在和证交会打一场官司。2020年，特朗普政府改变了举报人项目的规则，可能会限制奖励的规模。托马斯被激怒了。他指出，“主要受益者”显然将是华尔街，因为这么一改，高层人士就会被劝退，不会在举报重大不当行为。

他将这一转变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SEC主席杰伊·克莱顿，后者此前曾是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的合伙人，代表大银行。离开政府部门后，克莱顿回到了自己的公司，并加入了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董事会。

托马斯说：“全部套现，他就像是旋转门的典型代表。”

托马斯起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试图推翻这一决定。他认为，他的许多客户冒 着极大的风险揭发公司，并期望他们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依赖于先前的规则”。现在他们将被冷落。

如果诉讼是一场叙事比赛，那么托马斯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讲述者。他有一种直觉，知道如何将他的论点包装成易读的轶事。在谈话中，他偶尔听起来就像一个在项目推荐会上的编剧，通过说 “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来为故事加注。

他已成为自封的吹哨人，欣然接受邀请，谈论他所做的事情。

“我过去常在全国到处跑，”他说，“听众多少不限。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德克萨斯州的大城市飞到那里，和那里的人交谈。”

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招揽生意。他开玩笑说，“吹哨人没有回头客。”

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拉响警报是可以有钱拿的，就会有更多的人拉响警报。

尽管托马斯擅长推广自己的业务，但他经常感到自己有义务为客户保密。他指出：“获得最好结果的人往往是最谨慎的人。”

有时候，他可以告诉我一个公司的名字，但不告诉我告密者的名字。其他时候，他可以具体说明行业，但不能说明公司或罚款规模。听他谈论手头的案子有点像玩《妙探寻凶》（一款图版游戏）。

有一天，托马斯为我安排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位女士(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目前在政府工作，调查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不当行为(我无法透露具体细节，也无法确定她的身份，因为她还在那里工作)。

他说：“女性举报人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因为女性举报人太少了。”

根据他的经验，与男性相比，女性揭露不法行为的可能性较小，但她们可能是最好的告密者，因为她们往往更谨慎地记录文件。

与我交谈过的这位女士说，当她开始在工作中发现不当行为时，她会特别注意在电子邮件中表达她的反对意见。“其他员工会说，‘不要在电子邮件中说！’但我一直把它写进电子邮件里，因为我想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她说，作为一名政府线人，她的双重生活“压力很大”。一项研究发现，大约85%的告密者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或焦虑症。这位女士告诉我，她已经寻求心理咨询来应对这种压力。

一些举报人，比如我采访的那位女士，举报的动力来自对原则的坚持，以及对其所在公司的一种近乎守护的忠诚感。托马斯谈到她时说：“这是她的家，人们在做她认为不对的事情。”

其他人的意图就不那么纯粹了。偶尔，他们会对碰巧从事不法活动的同事怀恨在心。有时他们自己也牵涉其中。

托马斯的一位客户名叫贾森·索雷尔，他是位初级交易员，记录了对冲基金Visium 资产管理公司的欺诈行为模式。在与FBI合作时，索雷尔戴着窃听器，录下了他与同事数百小时的对话。

但是，正如他在对他的一个上司的审讯中作证时所承认的那样，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个计划。索雷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揭露了Visium的欺诈行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他还补充说，他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金。

托马斯说，他很少接受那些参与了欺诈行为的客户委托，因为SEC的程序“旨在防止人们从自己的不当行为中获益”，因此，这类举报人往往会得到较少的奖励。

当托马斯向FDA提交针对木薯科学的公民请愿书时，雷米·巴比尔只能猜测托马斯客户的身份。考虑到该公司只有24名员工，人们可能会认为，巴比尔可以通过某种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淘汰程序，找出这些内部人士。但SEC计划的一个有趣之处是，举报不当行为并因此获得奖励的一部分人，根本不是公司内部人士。

事实上，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最新统计，40%获得奖励的检举人是局外人，他们仔细审查了公共记录，并得出结论认为一定有违法行为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激励的计算方法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外部人士不会面临内部人士所面临的相同风险。如果你不在被举报的公司工作，公司就不能解雇你。但是，SEC把举报线索的质量看得比其他所有因素都重要，并对外部举报者给予和内部举报者一样慷慨的奖励。

在木薯的案例中，托马斯的客户并不在该公司工作。虽然他保护了他们的身份，但他确实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他的客户已经有了揭发公司的主要动机：他们做空了SAVA，即花钱下注它的股票会跌。

两名吹哨人找到了诺奖获得者，揭发公司数据操纵

木薯案始于圣地亚哥一位名叫大卫·布雷特的医生，他曾是一名生物技术企业家，在职业生涯早期曾在詹森制药公司和礼来公司进行神经科学研究。他说：“我第一次听说木薯是在2月左右，当时股价暴涨”。

他觉得奇怪的是，股价的飙升是基于一项没有安慰剂对比的试验。他说，不能相信这样的结果，因为这只是“人类的天性，希望事情能够成功”。

布雷特开始阅读木薯的研究。该公司声称正在开发一种可以准确诊断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血液检测方法，他对我说，这是该领域的“圣杯”。他还发现，这家公司所有与阿尔茨海默病药物Simufilam有关的出版物，似乎都是由同一位科学家撰写的：纽约市立大学的医学副教授王浩言（Hoau-Yan Wang，音译，他的教育经历中有曾在中国大学读医，应该是华人)。

当布雷特翻阅论文时，他震惊了，“他们发表的结论与生物学和药理学都不相容。”

他说。如果这些论文中的说法都是真的，“他们将获得5项诺贝尔奖。”

多年来，布雷特偶尔会做空生物科技股。去年夏天，他决定与朋友、医学院前同学杰弗里·皮特分享他对木薯的担忧。皮特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心脏病学家，以及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教授。

这两人截然不同：布雷特晒得黝黑，不拘小姐而且热情；皮特沉默寡言，头脑清醒。在研究了木薯的研究之后，皮特同意布雷特的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论文在科学上说不通，而且似乎有数据操纵的迹象。

7月26日，木薯在丹佛举行的一场阿尔茨海默病会议上做了一个演讲，由于公司对Simufilam的宣传，公司股价进一步飙升。布雷特看了看会议上的展示材料，并与皮特分享。木薯的大部分研究都涉及到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blot）测试，这是科学家用来检测和量化特定蛋白质分子的一种方法，在X射线胶片上显示为暗带。但是木薯的一些蛋白免疫印迹测试的图像，看起来就像被Photoshop之类的软件篡改过一样。

布雷特和皮特将矛头指向了木薯公司重新分析2020年数据的决定。皮特说：“现在，突然间，它成了最好的药！这根本不会发生。”

他们了解到，木薯公司制定了一项不同寻常的薪酬计划，如果公司股票达到一定的基准，巴比尔和其他高管将获得现金奖金。如果市值连续20个工作日保持在特定的估值水平，高管们将分享数百万美元的奖金。整个激励计划可能超过2亿美元，而且它与FDA的批准或药物的成功与否无关，只是与股价有关。这似乎为该公司鼓吹自己的股票创造了动力。

此外，尽管巴比尔曾说过这次重做是由一个“外部实验室”进行的，但布雷特怀疑这实际上就是纽约市立大学的王教授团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指导Simufilam研究的王教授也参与现金奖励计划。

皮特说：“我性格正直”。

王浩言发表的论文是经过同行评审的，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给木薯投资了2000万美元，FDA允许临床试验继续进行，这些都让他感到不快。

整个药物研究和监管审批体系，都建立在科学家不会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撒谎的观念之上，这是一种结构上的脆弱性，使得欺诈行为难以识别。皮特愤慨地说:，我的身份就是学者。我对我们所做的东西感到非常自豪，这么多年来，有人竟然有胆量捏造这些东西，这种想法真的触动了我的灵魂。”

他还担心，如果木薯在Simufilam的功效上撒谎，那么它也可能在药物的安全性上撒谎。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将很快开始，在这一阶段，这种药物将被用于大量的患者。

两位医生找到了乔丹·托马斯，托马斯起初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当时都很激动，乔丹觉得我们有点出格了，”皮特回忆说。在托马斯的敦促下，医生们将木薯的论文寄给了10位知名专家，包括201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斯坦福大学神经学家托马斯·聚德霍夫，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罗杰·尼克尔，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唐·克利夫兰。

布雷特和皮特立刻被一个事实震惊了：尽管木薯曾以彻底改变阿尔茨海默氏症治疗方法的大胆承诺赢得了华尔街的青睐，但在该领域的专家中却鲜有名气。

布雷特说：“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听说过木薯科学吗？但每个人都说没听过。”

当科学家们查阅木薯的研究论文时，“他们的主要反应是，‘哦，天哪，他们怎么能这么做?’”皮特说，“这些蛋白免疫印迹的图像很难伪造。似乎有人试图把它们剪下来，把其中的一小块塞到另一块里。”

王浩言的许多论文都是由木薯的高级副总裁林赛·伯恩共同撰写的，她也是巴比尔的妻子。布雷特和皮特在王发表的六篇论文中发现了明显的方法论问题。(其他科学家后来也在另外20篇论文中发现了问题。)

聚德霍夫告诉我，论文中的数据“看起来可疑，需要仔细审查”，而且其科学结论是“不合理的”。他还感到惊讶的是，FDA竟然批准了这种药物和临床试验的“基本原理”，因为没有证据显示能“将细丝蛋白A与阿尔茨海默病联系起来”的证据。

他指出，有很多科学期刊，并称“一篇论文发表在明显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经过了适当的同行评议。”

尼克尔是研究大脑切片的专家，他说，当他看到木薯声称已经测试了药物对阿尔茨海默氏症死亡患者大脑的影响时，他感到很震惊。这些患者的大脑已经被冷冻，然后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解冻。

他说:“我很难想象你如何能从这些组织中获得生命迹象。我的意思是，这太疯狂了。这是僵尸科学！”

当托马斯同意接手这个案子时，他警告他的新客户，即使他们成功了，任何金钱奖励都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木薯是“一家单一药物的制药公司”。如果他们是正确的，即药物不管用，木薯只是一个骗局，公开曝光会破坏公司的股票价值，这样他们就没钱向SEC支付大笔罚款。

不过，布雷特持有做空头寸，皮特也是，虽然他从来没有做空过股票。托马斯告诉我，他对代表卖空者并不忌讳。他以前也做过，而且很成功。他的态度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告密者，只要他们有料。

无论如何，他的客户对SEC的关注不如对FDA的关注，他们希望FDA停止临床试验，等待调查。托马斯说：“谁会让步呢，木薯还是FDA?”

政府问责项目的汤姆·迪瓦恩曾表示，成为一名告密者可能意味着，必须“击败马基雅维利家族中的马基雅维利”。托马斯想出了利用公民请愿的主意，它将以公开的方式向FDA发出警告，并迫使该机构对木薯研究中的异常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对其客户的身份保密。

起初，布雷特和皮特希望保持匿名，因为他们预计如果他们公开了，会遭到公司和“野蛮人”的反击。但托马斯说服他们，除了向证交会投诉外，明智的做法是向《华尔街日报》重述他们的调查。当他认为媒体可能会有所帮助时，他并不羞于邀请媒体，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们对媒体的选择是有意的：Theranos的骗局被暴露，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华尔街日报》。

8月的一天，托马斯通过Zoom叫来了一名驻曼哈顿的顾问，为他的客户做了一次媒体培训会议。他们需要为与《华尔街日报》的对话做准备。重要的是不能在科学问题上过多纠缠，托马斯建议:“结论应该简短而高能——‘看起来政府被骗了，投资者被骗了，病人处于危险之中。’”

在加州的家中登录Zoom的的布雷特身穿Rip Curl T恤和短裤。前一天晚上，他辞去了在一家生物技术投资公司的工作，以避免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在我这个外行听来，他对这个案子的叙述太技术性了。在总结事他说：“在我35年的研究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长的明显被误传的科学数据。”

“我觉得这很好，”这位顾问说。“作为一名记者，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FDA怎么没发现这个问题？’”

布雷特回答说：“这个体系在很多层面上都失败了”。

托马斯插话道:“值得一提的是，‘太糟糕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所以我去找了国内一些顶尖的专家。’”他提醒客户说，他们咨询过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因为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得主超级聪明”。

会后，托马斯似乎很乐观。他在思考一个在他的案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何最好地利用客户的道德愤怒。在Zoom的通话中，布雷特明显锻炼过，他咬着嘴唇。很明显，他对所谓的欺诈深感愤愤不平。

一点点正义对吹哨人来说是有用的。但不要太多。“理由越充分，你就越想成为罗杰斯先生，你不必太情绪化，因为证据太荒谬了。”同时，他也不希望布雷特“完全闭上嘴，失去自己的灵魂，因为在表达的过程中有一种平和的感觉。”

注：罗杰斯先生是注美国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儿童电视节目《罗杰斯先生的邻居》的制作人及主持人弗雷德·罗杰斯，向孩子们传达了最深刻的价值观——怜悯、理解、饶恕、接纳。

托马斯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布莱特的祖父患有老年痴呆症。在电话中，他建议布雷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应该提及这段家族史。

将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曾暗示，吹哨人有一种超凡脱世的感觉，就像一名宇航员剪断安全绳索，漂浮在离母舰很远的地方。告密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心理行为，在生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托马斯习惯于客户的方式，通过坚持原则和对抗权贵，往往最终在这个过程中改写他们自己的生活。

他说：“人们承受着压力。不确定性、怀疑，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从另一个角度得出同样的结论。”

通常，举报人的家人都不赞成他们的决定。偶尔，大声说出来的行为会带来一种持久的改变。

托马斯告诉我：“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些人反映了我对第二次机会的信念，因为这是我就生活在创造美好生活的第二次机会中，一个让我感到骄傲的机会。”

直到最近几年，他才开始公开谈论自己以前的生活和秘密，包括乔丹·托马斯不是他的真名这一事实。

托马斯不为人知的身世

在托马斯的家里，他拿出一本精装书，封面是破旧的红色防尘封面，书名是《权力的技巧》(The Craft of Power)。1979年，前军事科学家R·G·H·肖(R. G. H. Siu，音译)出版了这本书，它是一系列关于培养权力的格言，信奉一种引人注目的马基雅维利式世界观。

“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书之一，”托马斯说。

乔丹·托马斯原名保罗·汤普森，于1970年出生。他的母亲西莉亚·安德拉德是一名来自夏威夷的白人女性，在加利福尼亚康普顿的一所修道院当修女时，遇到了他的父亲G·托马斯·汤普森。

乔丹说：“我父亲有一个很棒的故事”。

汤普森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成为一名法官之前，曾就读于康普顿的社区大学，后来又就读于一所未经认证的法学院，成为加州第一批黑人当选法官之一。他高大、英俊、富有魅力，但也是个好色之徒。这个男人成功地和一个发誓要保持贞洁的女人生了一个孩子，这可能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但两人不可能确定关系。

当托马斯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修道院。她最终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并搬到了华盛顿的亚基马。

“我是在两个世界之间长大的，”托马斯说。他小时候主要和母亲住在一起。但他发现自己与继父的关系在情感上受到了深深的压抑，他们发生了冲突。

偶尔，他会去看望他的父亲，父亲让他充满敬畏：“他年轻，他是黑人，他是奥巴马之前的奥巴马——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很性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加州所有有权势的人都支持他。史提夫·汪达（美国黑人男歌手、作曲家、音乐制作人、社会活动家）为他办了个募捐会。他就是那个人。”

托马斯打开一个夹着《康普顿公报》发黄剪报的文件夹，给我看他父亲和各色政要的照片。

有一次，他的父亲出了车祸，用强力止痛药治疗。托马斯说，父亲变得依赖这些药物，并不得不从法院退休。但托马斯解释说，他把自己改造成了南加州最顶尖的政治掮客之一，“一个有权势朋友的人”。

汤普森频繁地与他的人脉联系，以至于他的口袋里都揣着一卷又一卷的硬币，用来打付费电话。

1986年，托马斯15岁，他搬到加州与父亲同住。他拿到了普通教育文凭，进入了康普顿的社区大学，16岁时转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他回忆道：“这就像一场梦，我爸爸是我的英雄。他是一个法官。他开豪车。他住在海边。他在夏威夷有个住处。”汤普森开始找儿子帮忙。“我穿着西装，跟在他后面，我和父亲真的很亲近，经常和他一起参加会议。”

汤普森喜欢谈论现实政治的艺术，引用《权力的技巧》中的一句话，“权力的光芒让人心烦。他们对温顺的人继承大地的神话感到更安心。”

他的副业是在洛杉矶的餐馆和私人家中组织俱乐部式的政治筹款活动，在这些活动上，他会悄悄告诉儿子政客和巨头们的事，揭示出一个秘密的势力范围。“你要么是幕后操纵者，要么就是个傀儡，”父亲说。

托马斯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他父亲的活动并非都是合法的。许多参加筹款活动的客人之所以会来是因为他们欠了某人的人情，而他们可以通过为自己喜爱的事业或候选人捐款来偿还。他的父亲还卷入了一场诈骗案，他帮助任命了一些人成为遗嘱认证人——这是一种庇护的形式，有政治关系的人得到了轻松的闲职。

托马斯说：“我最终变得愿意做一些非法和不道德的事情，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我只是想成为他的副手。”

他记得有一次，他父亲的一个亲密伙伴被起诉了，他的父亲惊慌失措，突然重新申报了几年的税款。

最终导致托马斯与父亲决裂的那件事相对来说无足轻重。有一天，他从大学回家，发现汤普森和当地一位已婚妇女在一起。他的父亲讲了一个关于他们之间不可信的故事。众所周知，他与多个女性同时有过关系；让托马斯震惊的是，他竟然想在这件事上欺骗自己的儿子。

他父亲的格言之一是“你绝不对家人撒谎”，这句话也许是从《教父》中剽窃来的。如果他在一件小事上骗了他儿子，那他还能在什么事上撒谎？托马斯开始意识到，对他的父亲来说，很多人都是可以牺牲的。他也可以牺牲吗？在与继父冲突多年后，他在情感上寻求父亲的庇护，并崇拜他。但现在，父亲就像一个假神。

托马斯把东西装上他的大众汽车，开车穿越了整个美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期间，他观看了阿尔文·艾利舞蹈团的表演，深受感动。在得知本宁顿学院有一个很好的舞蹈课程后，他转学到了那里，并用了一个新名字（他已经合法地改名）。

他说：“我有点像把自己纳入了证人保护计划。换了地方，改了我的名字，改变了我的生活。”

他的新名字叫乔丹·安多里尼·托马斯。“乔丹”，因为他喜欢迈克尔·乔丹，“安多里尼”是“教父”的典故——在迈克尔·柯里昂的父亲走上犯罪之路之前，安多里尼是家族的姓氏。

托马斯对家庭的抛弃非常极端，以至于他在19岁时接受了输精管切除术。七年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那时他遇到了他的妻子。那时，他说，“我更有信心过一种不会造成更多伤害的生活。”

苏珊·斯戈巴提是本宁顿舞蹈系的一名成员，也是托马斯的大学导师。据她回忆，托马斯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被黑暗情绪所吞噬，但却将这些情绪运用到编舞中。

“我能看出他真的很挣扎，我认为舞蹈是一个很好的发泄方式，”她说。

她以为，他本可以以编舞为职业的。所以，有一天他来到她的办公室说：“我想当一名律师。”

她很惊讶。1992年毕业后，他进入西南法学院学习，然后加入海军，担任法官助理。

当我问起这种转变时，托马斯指出，迈克尔·考利昂试图与家庭决裂的一种方式就是服兵役。但《教父》实际上讲的是柯里昂如何逃离黑手党的故事，但最终他还是经营了家族生意。

对托马斯来说，成为一名律师也是在追随他父亲的脚步。在解释他选择“托马斯”作为姓氏时，他说选择这个姓氏是因为它听起来像“汤普森”。然而，我不禁注意到，托马斯也是他父亲的名字。

几十年来，乔丹·托马斯身边很少有人了解他的过去。但他已经开始更自由地谈论这个问题。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自己改了名字，但拒绝透露自己的本名。从那以后，出于与客户统一战线的目的，他变得更加开放。

他说：“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带着秘密，隐藏了一切。成为一名吹哨人律师救了我。”他认为他的客户是“楷模”。“他们叛变了自己的公司，打破了束缚。他们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不是完人，只是普通人。”

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真的。但托马斯讲故事的技巧非常娴熟，人们不禁会想，他是否意识到，在某一时刻，揭露自己传奇的个人背景可能会让他成为记者更有吸引力的话题。

他建议大卫·布雷特：“把个人色彩带入起诉中”。当我提出托马斯似乎保留了他父亲在现实政治上的一点技巧时，他欣然表示同意。

“我的父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母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说。“吹哨人二者都是。”

他的职业让他融合了父母的特质：在为客户服务时，他展现了正义的热情，同时享受着竞争和法律斗争中的权力游戏。他向我讲述了他利用“误导”来掩盖客户身份的狡猾方法，例如向SEC洛杉矶办事处报告线索，这样涉案公司就会认为爆料者是在西海岸，而实际上他住在纽约。

有时，SEC会正式要求与某人面谈，而此人私底下已经是他的客户。“然后这个人通知公司，表现得很担心，并说，哦上帝，SEC给我打电话。我能做什么呢？”

 通常情况下，公司会雇佣一名律师来代表该员工，而不知道该员工已经请了乔丹·托马斯当律师。

当托马斯起诉SEC，要求推翻特朗普政府限制向举报人颁发奖金的规定变更时，他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他的做法取决于与SEC的良好关系。但他认为自己拥有法律上的优势，这样做是正确的。

他坚称：“战斗的意愿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就像一个告密者，很多人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它做些什么。人们害怕惹怒证券交易委员会。”

托马斯当时表示，他将在8月10日前提交一份动议，要求即决判决。8月6日，他打电话给我，听起来很兴奋。“SEC已同意重写规则，”他表示。他还没来得及提出动议，对方就做出了让步。

他说，他父亲曾教导过他一句格言：“最伟大的武士是不用出鞘的人。”在回顾他的胜利时，托马斯说：“我们要求两件事，他们修改规则，且在修改规则时不执行该规定。最终，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结果，我们不需要上法庭。我爸爸会喜欢的。”

“法律领域的风险投资“

今年夏天的一天，我在曼哈顿西区一个公园的咖啡馆与一个名叫山姆·安塔尔的诈骗犯见面喝咖啡。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顶“星际迷航”的棒球帽和普拉达太阳镜。一个口罩挂在他的臂上。他说：“告密者的范围很广。利他主义者不要钱。最好的结果是，他们最后能找到一个执法部门的实用主义者，因为两个利他主义者什么事都做不成。然后，你会看到被抛弃的前恋人，被欺骗的前商业伙伴和雇员。然后是赏金猎人。”

大约十年前，安塔尔成为托马斯的客户，后来又偶尔成为顾问。他说：“乔丹懂我，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安塔尔是在一个犯罪家庭长大的，就像考利昂家族一样。他的叔叔和堂兄在纽约地区经营着一家名为“疯狂艾迪”的电子产品连锁店，上世纪90年代初，这家连锁店因证券欺诈而被起诉。安塔的家人送他去大学学习会计，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伪造数字。

他说：“换句话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混蛋。”

联调局追捕他时，他背叛了他的家人。在承认了三项重罪，支付了罚款，并被判处软禁之后，安塔尔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称为执法部门的顾问。他说，他有一套特殊的技能：知道“会计的阴暗面”，那些“你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这使他特别善于发现欺诈行为。

安塔尔是托马斯所说的“地下举报人支持网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律师、会计师和前执法人员组成的松散联盟。这个网络听起来让人想起他父亲的电话簿：在任何行业，总是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是一种高人一等的表现。

当托马斯需要法务会计方面的帮助时，安塔尔可以梳理一家公司的公开文件，发现微妙的异常。他仅仅通过审查一家公司的账簿就委托托马斯提起了几起诉讼。有一次，他获得了一大笔奖金。

“钱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他说，“我在乎的只是我有最新的iPhone。”

2015年，安塔尔和托马斯就阿里巴巴向美国证交会提起诉讼。阿里当时在美国上市，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之一。但当安塔尔深入调查公司的披露信息时，他发现了会计欺诈的迹象。他仔细查阅香港的备案文件，寻找与阿里巴巴有商业或财务关系的公司，发现了明显的不一致。

他声称，在许多情况下，阿里巴巴没有向美国投资者充分披露其与金融子公司的这些交易。

安塔尔发现了一种可能存在欺诈的模式，即阿里巴巴的数十家关联公司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易。他说，“这些都是乱搞”。阿里巴巴则对此表示，它向投资者完全披露了所有“重大”事项，并“遵守了所有适用的证券法”。

向SEC的检举可能慢得令人沮丧，其调查人员很少向举报人透露调查的情况，或者他们的证据是否会导致任何指控，更不用说奖励了。托马斯开玩笑说：“这就像你约会了很多次，然后他们开始从你身边消失。”

举报人会向SEC提交一份正式文件，并经常向SEC的律师做陈述，这些律师可能会问一些后续问题。然后，音信全无。一个案件可能需要7年的时间才能结案，SEC获得一笔罚款，并告知举报人有关奖励的信息。

举报摩根大通的那个人将他目睹的不当行为通知了SEC，并参与了一系列问询，但他什么回应也没得到。他从《华尔街日报》获悉，政府正在调查这家银行。终于，在他联系SEC六年后，电话来了。托马斯告诉他，另一个身份不明的举报人也报告了这个不当行为，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并且收到了更多的赏金。

自从安塔尔就阿里巴巴的案子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了沟通后，他也不知道进展如何。他抱怨道，“你为这个案子拼命工作，然后在那里坐了六年，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但事情就是这样。”他耸了耸肩。

“你做得很好的案子，会补偿你没有得到报酬的案子。”安塔尔说，托马斯将这种商业模式称为“法律领域的风险投资”。

当我问安塔尔是否打算揭露其他公司的不法行为时，他说他可能不会费心：“我64岁了。我不会等到71岁的时候（才能从SEC得到消息）。我的身体每一天都是一次冒险。”

但他很高兴能教给联邦政府一些他的技巧。他说，一个聪明的骗子总能骗过审计，“这只需要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两个人串通，你就完了。”

在他犯罪的岁月里，安塔尔从未为审计而烦恼。让他夜不能寐的，是一想到“可能会有人从内部出卖我们”。

安塔尔观察到，托马斯的做法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失败。他说：“你不会想成为一个向证交会谎称狼来了的人。提交他们不接受的意见是一回事，但你不想交给他们浪费时间的东西。如果你这样做，你也可能会伤害到你未来的客户。”

托马斯的另一位前客户、德意志银行的举报人埃里克·本-阿尔茨也认为，举报人律师能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SEC有密切的关系。他不太相信这是一种善意的接近。在本·阿尔茨获得了大约800万美元的共同奖金后，他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我拒绝接受我的那份”。

他宣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金钱罚款的关注是有问题的，因为违反规定的高管不会面临任何后果，而银行的股东最终将支付罚款。

托马斯可能会使用理想主义的语言，但这种理想主义有其局限性。他的律所起诉了本·阿尔茨(Ben-Artzi)，要求他分享奖金。托马斯拒绝和我谈论这件事。但他的公司最终还是拿到了钱。

本·阿尔茨在贬低托马斯时也同样小心谨慎。然而他说，他自己的生活在揭发了这件事之后就崩溃了，不仅放弃了这笔奖金，还宣布了个人破产。阿尔茨认为，告密者计划本身已经受到托马斯经常谴责的“旋转门”问题的影响。许多从事SEC举报人代理业务的律师，就像托马斯和他为Labaton Sucharow招募的合伙人一样，都曾是SEC的雇员。被指控的银行和公司也雇佣了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为自己辩护。

本-阿尔茨说：“你最终会看到，一个由金钱而不是正义驱动的整个体系”。

证券交易委员会倾向于和坏人和解，而不是上法庭，“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人都从中看到了正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游戏。这是一个业务。从结构上讲，这是一种保护费。”

今年8月，揭发木薯的吹哨人与SEC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托马斯不愿告诉我会议的进展情况，理由是与该机构的任何直接接触都是保密的。木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米·巴比尔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为Simufilam的药物潜力辩护，并指责托马斯的客户通过发布破坏性指控来操纵市场，目的只是为了损害公司的股价。

托马斯收到了“野蛮人”的恶意邮件，包括死亡威胁。因为他是举报人案件中唯一与之相关的名字，又因为他很容易联系到，所以陌生人对他的反应非常强烈。电话日夜不停地打来，他心里一直想着，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告密者，有一个很好的线索，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你是乔丹·托马斯吗？我希望你被取消律师资格！去你的！”

托马斯说：“当你的妻子说，我应该担心我们的安全吗？还挺有意思的。”

人们联系他，说他们有家人朋友患有老年痴呆症，想让他们参加Simufilam的临床试验。他怎么敢阻止这一进程？偶尔，托马斯会和这些人分享一些他还没有公开谈论过的事情：他的一个近亲也患有这种疾病。

当我看着托马斯召集各种参与者，包括客户、外部专家、监管者、媒体，并试图让他们都按照他的节奏行动时，我很容易相信他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名编舞家。但在木薯一案中，他的协调战略的一个元素似乎并不符合要求：《华尔街日报》采访。布拉德和皮特已经公开谈话，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身份暴露，他们就会受到攻击。

但几周过去了，《华尔街日报》还没有报道。“他们什么都没告诉我，”托马斯说。“因为我的客户都是做空者，我认为他们担心我的客户会试图在一个故事上做空。”

托马斯的确带来了好消息：一位研究科学造假的权威专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审阅了有关木薯的论文，并得出结论说，一些图片看起来像是被篡改过的。当我最近与她交谈时，她避免指责木薯是一个犯罪企业，但说她与公民请愿书中提出的担忧一样，并补充说她在文件中发现了托马斯和他的客户没有提出的其他问题。

比克要求王浩言在纽约市立大学的实验室生产更高分辨率的原始蛋白免疫印迹，但王和木薯都不愿意这样做，用她的话来说，“实验室的沉默”加剧了她的怀疑。

纽约市立大学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校“非常严肃地对待有关研究不端行为的指控”，并正在调查此事。

与此同时，一家名为Quintessential Capital的对冲基金也做空了木薯，该基金发布了一份40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它进行的长达数月的攻击，其中包括派遣卧底调查人员潜入木薯进行试验的临床研究中心。报告将Simufilam描述为“一种毫无价值的化合物”，并暗示木薯可能参与了“一项由管理层策划的、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中饱私囊的计划”，并对试验的方法提出质疑。

尽管如此，托马斯对《华尔街日报》的不耐烦还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为原告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这样说”。他表示，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而不是原告的律师。但“当《华尔街日报》发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表达担忧时，世界就改变了。”

父亲的另一面

10月的一个早晨，我去了托马斯所在律所Labaton Sucharow的办公室，它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附近一座摩天大楼里。办公室能看到曼哈顿大桥，墙上覆盖着电影海报，包括罗素·克劳主演的电影《惊爆内幕》，另一个是《总统班底》，上面写着经典台词“有时看起来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声誉，甚至生命。”

托马斯穿着一件挺拔的白衬衫，领口敞开着。我在那里的时候，他把莎伦·穆拉维兹带了进来。她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戴着一副蓝色眼镜，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做了多年他父亲的私人助理。

“保罗，看看你这间办公室！”她进来时说。托马斯在最近的一次加州之行中与穆拉维兹重新取得了联系。她正在纽约访问，他邀请她来讨论他父亲的事。她带了两个厚厚的文件夹。穆拉维兹在上世纪70年代曾是一名法庭书记员，后来在汤普森那里工作。

她笑着说：“他很复杂，他是煎锅上的油。”

她列举了汤普森的政治伙伴和强大的关系——约翰尼·科克伦（著名美国律师），杰瑞·布朗（前加州总检察长和州长），格雷·戴维斯（前加州州长）。穆拉维兹曾帮助协调汤普森举办的募捐活动。

她把文件摊在玻璃桌上。她说：“经历这一切很困难，我在帮助一个人，结果发现，他做了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她自己也从汤普森的任人唯亲中受益，他帮她被成为遗嘱认证评审员。

穆拉维兹说，回想起来，这一切“感觉很肮脏”，但当时她“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切都是随波逐流”。

穆拉维兹回忆说，汤普森当法官的时候，他“会请出庭的律师们到内庭来。”然后，他会“向他们要一张名片，告诉他们他要参加一个活动，一个募捐活动或一场晚宴。”言下之意很清楚：律师应该出席并捐款。

她回忆说：“我对这一切都很陌生，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寻常。”

托马斯显然很不安，他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这就是那个东西”——他缩了缩身子，慢慢地说下去。谈到他的父亲，他说，“任何与法律、与法律执行有关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很难。”穆拉维兹说，在某一时刻，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可以信任汤普森，为了保险起见，她列出了一份她知道这名法官参与过的不正当活动的清单。

她从文件夹里取出来清单。上面有个条目，是一位在北好莱坞的医生曾“为阻止调查一个病人对他的投诉”而给汤普森付钱。另一条是汤普森告诉她，他支付给戴维斯”演讲酬金，他很清楚地这是为什么”，是为了“三个遗嘱认证评审员的位置。”

穆拉维兹大声说道:“他之前可是秉公办事的！”戴维斯的一名代表否认了这一说法。

当穆拉维兹读到一篇报道，说托马斯的父亲通过干涉其他法官的案件来“帮助”当地律师，并因此得到报酬时，托马斯再次站了起来。

他说：“这是一个让我想尖叫的故事，这是不入流的。你和一个不怎么样的律师一起做了次不怎么样的贪污。当我听说我父亲做的其他事情时，那都是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事情。但那个律师是对他不利的终身证人！你和不同的法官一起犯事，如果碰到一个正直的法官，你就死定了。有很多愚蠢的东西，但这是非常愚蠢的。我就是不能忍这种事。”

就好像穆拉维兹在揭发托马斯的过去一样。她给了他一个又一个谴责他的启示，所有这些启示都有她谨慎的笔记作支持。对托马斯来说，重新调查他父亲的罪行一定有什么治疗作用，但也有一点受虐倾向。

他说：“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另一面，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是黑手党成员。我不喜欢黑手党。但他是老大。”他停顿了一下。“这不是黑手党。这是不入流的行为。不入流且愚蠢。”

他摇摇头，双手插进口袋，“我只是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穆拉维兹看着他，眼里充满了同情。她说：“有时他会陷入资金困境。”

即使被证明有错，“小投资者”仍坚定捍卫这些问题公司

《华尔街日报》最终在11月1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SEC调查木薯科学，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的开发者”。在一份监管备案文件中，该公司承认正在接受调查。这篇报道指出，布雷特和皮特是告密者，并描述了他们的空头头寸，以及他们阻止临床试验的努力。

在一次采访中，雷米·巴比尔证实了布雷特和皮特对所谓的“外部实验室”的怀疑，该实验室在2020年进行了再分析。这个外部实验室就是王浩言的实验室，巴尔比尔一直没有向投资者说清楚这个事实。(他坚称王浩言的试验是在盲性条件下试验的）。

巴比尔为木薯辩护，但在一句话里似乎不止一次地改变了他的说法。他说：“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我曾经从事过，也没有任何我认识的人曾经从事过不正当行为。”

托马斯和他的客户并没有因此而庆祝。《华尔街日报》将这场争议描述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他们对该报没有根据专家们的证据得出更明确的结论，即木薯公司存在欺诈而感到失望。

他们还感到惊讶的是，报道没有引用他们咨询过的任何其他专家的话。它甚至没有提到聚德霍夫和他的诺贝尔奖。

他们担心木薯的三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整个过程始于公民向FDA的请愿书，但FDA似乎并没有进行调查。

托马斯说：“在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的两天之内，我的人就和SEC的人见面了。FDA是主要的监管机构，他们却在行动中失踪了！他们（木薯）要开始治疗病人了！人们会把这个东西放进他们嘴里的！”

他的沮丧情绪非常强烈，以至于他联系了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正在调查FDA批准百健公司一种名为Aduhelm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是否合规，该药物的功效后来遭到了质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立即回复了托马斯。

“我向他们做了简报，”他满意地说。

杰弗里·皮特说：“伯纳德·麦道夫逃脱了多久?人们有时确实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逍遥法外。”

他和布雷特告诉我，他们不再持有木薯的空头头寸，他还说，公司高管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抛出术语”的泰然自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因为这是科学，最终会有一个答案，最终临床试验必须奏效——但我对此非常怀疑。”

托马斯发现自己很难做到如此达观，“我的个人声誉与此有关，我对我选择的案子和我公开的案例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这不会是我看起来是错的情况。我不想错了。最终，我将被完全证明是正确的。绝对的”。

他停顿了一下。“问题是暂时的。”

除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之外，国家卫生研究院也有义务调查它为支持Simufilam的发展而提供的资助，发表王浩言论文的期刊也发表了关注声明，宣布他的研究结果正在接受审查。

即便如此，许多投资者仍然看好木薯，尽管有明显证据表明存在科学不当行为。

聚德霍夫说，他感到“惊讶”的是，金融界似乎没有认真对待任何一件事。相反，木薯似乎受益于一种更广泛的美国倾向，即站在一边并坚持立场，即使另一边的专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伊丽莎白·比克说：“我只是惊讶于木薯的粉丝们是如何盲目地捍卫它。”

在《权力的技巧》一书中，肖建议说:“人们需要受人尊敬的专家来支持他们的信仰”。但这种方法在一个完全接受犬儒主义的社会里行不通，而且不再被他所说的“客观专业知识的仪式”所打动。

当我最近与巴比尔交谈时，他表示，木薯是卖空者诽谤活动的无辜受害者，并表示，“乔丹·托马斯可能不太关心病人。”他表示，如果托马斯请愿书中的指控属实，他的公司及其学术顾问将不得不参与一场“长达15年的欺诈”。他坚持说，他们没有这么做，而且，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

他说：“没有告密者，公司里没有人站出来，纽约市立大学里没有，任何地方都没有。”

巴比尔亲切地谈到了王浩言，称他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并说:“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他的所有工作。”他告诉我，大卫·布雷特多年来”一直是王浩言的“学术对手”，尽管布雷特礼貌地对这一观点表示不屑。

当我问巴比尔，根据木薯的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将王纳入奖金计划是否合适时，他说，这是标准做法，并补充说，“我从来没能让人们免费工作。”

关于这种安排，我向强生公司前高管、现为木薯公司董事会成员的鲍勃·古森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我得说，这并不是典型做法。我对这种事情也不上心。”

古森，巴比尔是一位优秀的总裁，但他同时也是一名推销员：“我一直告诉他，‘不要夸大这些东西。别搞砸了。因为这可能会反咬你一口。’”

最后，巴比尔坚称，FDA主要关心的是安全性，Simufilam没有出现此类问题的迹象。因此，当该机构对托马斯的请愿书做出回应时(这是它不得不在下个月做的事)，巴比尔确信木薯将被证明没有任何过错。

尽管如此，他承认，机构投资者已经逃离了该公司，而木薯自己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似乎也都这么做了，“我认为乔丹·托马斯的一个独到见解是，投资者更关心价格，而不是信息。这个人是一个营销天才，如果没有其他才能的话。”

巴比尔说，他受到了“小投资者”忠诚的鼓舞，他们与大基金不同，能够“识破”托马斯的论点。在最近的另一次采访中，巴比尔表示，他的态度是“讨厌你的人怎么着都会讨厌你”。

在《权力的技巧》一书中有一句格言：“动机越自私，标签就越理想主义”，这一理念成为巴比尔反对举报者运动的主要理由。托马斯被贴上这个标签，这激怒了他。

他说：“我关心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是我一生的工作。一想到我是一个被金钱驱使的人，我就会发疯。”

学者C·弗雷德·阿尔福德(C. Fred Alford)曾在一本关于告密者的书中建议，每一个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都必须接受“世界上一些可怕的事实”，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牺牲无法得到救赎”。没有人能从他的痛苦中得到拯救，即使是他自己。”即使案件成功，赏金也发放了，人们也有理由怀疑它们是否会对系统变革产生影响。

摩根大通的告密者告诉我，他怀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征收的罚款是否能阻止未来的不法行为，即使这笔罚款高达数十亿美元。“股东们不在乎，我不认为这会阻止任何人。”

令人惊讶的是，托马斯对此表示同意。他承认，“他们支付了数十亿美元，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继续制造更多欺诈。”

在托马斯委托进行的匿名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华尔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没有得到改善。

托马斯的父亲于2005年死于胰腺癌。报纸上没有宣布他的死讯，在他的要求下，没有葬礼。托马斯告诉我，他没有和孩子们分享《权力的技巧》。“他们甚至对此一无所知，”他说。

本月早些时候，他宣布他和他的合伙人将离开Labaton Sucharow，成立一家独立的律师事务所，专门处理SEC的举报人案件。他目前有7个案件正在等待裁决，以决定是否支付赔偿金。他的客户总共可以获得超过3亿美元的赔偿。

与此同时，他继续工作，制定战略，踱步。同时，一有电话进来，他就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