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为中东地区人民倡导权益的律师Sarah Leah Whitson在外加政策杂志上发表评论，驳斥了一些人将人权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置于天平两端的想法。她认为，美国的制度已经被说客，以及钱权交易等腐败的做法所侵蚀，因此不该继续相信一些军事和安全专家继续将国家安全作为幌子，应该从根本上质疑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以杜绝进一步的伤害。
人权组织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死胡同。但有一个策略特别是一直是失败的：要求美国政府“优先考虑人权”。这是因为这种要求本身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
坚持要求华盛顿将人权放在首位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平衡人权和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竞争，然后选择（或优先考虑）其中之一。
一种说法是，要么美国必须通过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和安全来确保自己的利益，要么选择尊重其他国家公民的权利。这种错误的选择有时被说成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但如果换一种说法，其实就没有什么好争的：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和利益是任何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优先考虑人权的要求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当然，美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在不与暴君交好、不向专制者出售武器、不践踏他人人权的情况下，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但倡导者很少提出这种论点。
相反，人权倡导界在言论和文章中已经内化了这一人为制造的两难局面。大赦国际在2021年9月的一份新闻稿中“呼吁国会在国防授权法立法中优先考虑人权”，而另一份给美国政府的信则认为“任何政府都不应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牺牲人民的人权。”
卡内基基金会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支持滥用权力的政府的深思熟虑的文件，但将其置于“民主-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即“因合作政府的政治缺陷而与之对抗有可能引发敌意，从而危及这些政府为华盛顿提供的安全利益。”
令一些人感到惊讶的是，拜登政府非常迅速地打破了自己经常重复的承诺，即将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这招致了人权团体的成堆的批评文章和信件。但是，面对毋庸置疑的“国家安全”利益、有利可图的军火销售的吸引力和全球军事统治的前景，确实没有理由相信政府会不这么做。
拜登的承诺其实并不是要优先考虑保障传统对手和敌人的人权，因为这样做没有什么需要放弃的。对委内瑞拉、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甚至俄罗斯和中国的制裁（这只是美国政府制裁的至少25个国家中的几个），加上国会决议和国务院的谴责，这些做法都深受美国两党的喜爱。
在所谓的权利与利益的困境中，有争议领域的核心是华盛顿对残暴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支持，最突出的例子是在中东地区（它们被描述为美国的“伙伴”、“朋友”，有时甚至是“盟友”），公民被告知这些政府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
只有通过挑战这些“为了国家利益”说法的正确性，以及那些拥护这些利益的人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权利倡导者才有机会改变对全球人权造成破坏的，以及危险和有害的美国政策。维权团体必须积极选择参与有关美国安全利益、军事霸权和战争贩子的政治辩论，并公开挑战那些为外国和国内游说利益服务而指导美国政策的两头获利的政府官员。
外交政策倡导界，特别是人权界的最大悲剧是，它已经接受了权利和利益之间的既定困境，不愿意挑战由华盛顿假定的国家安全利益。人们对美国军方机构有一种默认的尊重，甚至是敬畏，认为它们是致力于并忠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专家。但是，鉴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都是灾难性的，从越南到伊拉克到索马里到阿富汗，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对神话般的国家安全专家的尊重会持续存在。
美国的这些战争之所以失败，不仅仅是因为文官的战争政策决策失误，还因为军事执行、指挥和控制方面的缺陷。更糟糕的是，有证据表明，美国军事指挥官数十年来一直都在谎称战况有多么糟：全世界都听到了关于伊拉克的谎言，包括已故的科林·鲍威尔将军（当时的国务卿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声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尔将军和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等人年复一年地撒谎，说阿富汗的情况有多么好。
最近，纽约时报记录了五角大楼如何在对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在1300份空袭的保密评估中对平民伤亡的证据不予理会，说其中绝大多数的证据是假的；这些袭击中的证据实际上却揭示了“失败的情报、决策和执行模式”，而五角大楼却急于将它们撇清。
鉴于越来越多的腐败和利益冲突损害了军事和安全专家建议的可信度，人们也很难理解对军事和安全专家的持续尊重。军工综合体（注：指军队与军事工业之间由于经济利益牵扯过多，而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的影响由来已久，但国防工业游说支出的扩大更是令人惊叹，游说费用在2020年总额超过1.08亿美元，在过去20年里达到25亿美元。
在不断扩大的国防预算中，约有一半被用于从事大部分游说活动的公司，这证明了他们的成功。
同时，一个几乎不受管制的通往国防工业的旋转门，意味着美国军事和安全官员一边在五角大楼拿着编制预算的笔时，一边却在规划他们未来在雷神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的职业生涯。在2020年受雇于国防公司的663名说客中，有73%的人曾为联邦政府工作过，这点令人震惊。
虽然这扇旋转门以前只对美国国防承包商开放，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安全官员找到了更愿意花钱的外国政府当主子，把他们的战争、监视、间谍和破坏技术卖给阿拉伯君主和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然后后者试图瞄准、骚扰、甚至谋杀律师、记者和活动家，甚至在美国境内动手。
2022年情报授权法案的拟议修正案将加入一些限制，例如，禁止高级情报官员在离职后30个月内为外国政府工作，并要求他们披露新工作。但这对遏制不良行为没有什么作用。
对国防机构错位的尊重，与倡导界对自己评估安全利益合法性的能力深感不安的情况相得益彰。美国强制实施的人道主义禁飞区能有效保护叙利亚的平民吗？美国是否应该在沙特阿拉伯建立军事基地，以保护其未经选举产生的国王和他小圈子里的王子和公主们？美国是否应该在伊拉克永久保留军队，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无休止的恐怖主义？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能促进美国的安全吗？即使不考虑它的人道主义影响，美国的广泛制裁是否适当、合法的行使了它的权力？
面对以上这些问题，人权倡导界宁愿屈服于所谓的军事和安全专家，只保留对有缺陷的政策被决定后而不可避免的人权侵犯的干预。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倡导界没有理由应该拥有更少的专业知识；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然而，回避讨论则意味着在决策桌上永远缺席，没有系统的战略来解决美国国内更广泛的政策缺陷。
人权组织不愿意从根本上质疑所谓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这里面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当集体的出发点，是在一个超级大国竞争的世界中对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表示默许时，就很难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对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提出质疑。
当没有任何组织质疑美国为什么会把在全球159个国家驻军当作它人权主张的一部分时，就没有什么空间来质疑这些军队所引发和延长的冲突，它们所煽动的当地政治和文化的不稳定，甚至它们因危及美国士兵而造成的安全伤害。
如果美国军队对平民进行了特别恶劣的虐待，人权组织肯定会谴责它，比如最近，当无人机在阿富汗对一辆满载儿童的汽车进行了袭击。但不会有人质疑美国无人机为什么一开始要在那里。
在提到美国政治体系中为外国政府利益进行游说的腐蚀性影响方面，也有类似的失职行为。亲以色列团体资助全国各地各级的民选官员，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时，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现在担任了埃及政府的说客。还有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持续的为石油游说和渗透选举，而这是华盛顿的最大的两个武器客户。
但人权界对这些系统性问题视而不见，莫名其妙地认为这些问题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年复一年地将注意力狭隘地集中在炸弹落在哪里，以及有多少平民被杀和受伤上，除了一闪而过的头条新闻外，这些行为没有明显的影响，也没有人质疑为什么这些飞机和炸弹一开始就在那里，以及它们是否应该在那里。
说客们编造出的最不靠谱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理由，在华盛顿由外国政府资助的智库的尽职尽责的呼应下，往往不被质疑就被接受。华盛顿需要向埃及提供数十亿美元，因为它“位于一个危险的街区上”，并在上次加沙停火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向沙特阿拉伯鲁莽而凶残的王储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将对抗伊朗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对也门战争的影响力，并保持油价下跌。阿联酋至关重要，因为它帮助重新安置了许多阿富汗人，是地区稳定的重要伙伴。
国家安全的解释往往对以色列豁免；这方面的解释是，尽管以色列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隔离统治，无休止地窃取他们的土地和资源，并对他们的社区进行无情的轰炸，但美国人还是应该与以色列共享价值观，而华盛顿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容置疑”的。
暂且不说这些论据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美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紧密结盟都是合理的，无论是伊朗（它也在一个“危险的街区里”，几十年来收容了数百万阿富汗难民，并且还有石油），还是委内瑞拉（有石油和天然气），或者古巴（有许多未实现的贸易和旅游潜力）。但是，由于人权界从来没有质疑过美国所提出的安全利益，剩下的只是徒劳地请求将人权“优先于”利益。
一些人权倡导者为回避有关安全利益、联盟和美国军事霸权的做法辩护，声称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主观标准的政治问题，而人权，包括战争法，是明确的、基于法律的理论，是源自客观的、普遍认同的标准。他们认为，白纸黑字的条约和文书，例如限制使用某些武器、攻击平民或酷刑，为倡导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尽管一些倡导者不这么认为，但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法律故意为灵活的、出于政治动机的解释提供了大量空间。有很多研究发现，战争法被刻意起草，以保护强国能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动战争的能力，除了胜利者的正义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问责。也有不少声称能限制向滥用权力的政府转让武器，或限制美国政府发动战争能力的法律条文，但人权团体很少援引这些法律。
此外，人权团体可以要求制定“客观”的法律来规范说客和立法者，如果他们的工作损害了人权，就会受到限制。最后，即使是明确的人权条约和战争法也经常被政府忽视，包括在美国，原因正是由于倡导者认为他们可以避免更广泛的政治问题。
认为人权倡导应不受政治影响的想法是牵强的。认为倡导者可以不用解决由政治问题主导的国家安全算计，而在法律上获胜，这种想法纯属幻想。
一个更好的战略将承认并论证，促进尊重人权的政策和国家安全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它们从根本上就是相互关联的。人权团体如果不挑战这些用来解释伤害为何发生的所谓安全利益，就无法对付美国造成的人权伤害。
只要美国继续与那些试图通过支配和摧毁消除一切威胁的侵略性统治者结盟，美国人民将永远陷于屠杀海外平民和伤害国家士兵的战争中。辩称美国政府应该仅仅以人道方式进行战争是永远不够的。美国人将继续成为那些依靠美国武器，还有政治庇护来避免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负责的暴虐统治者的同谋。对于那些宁可与美国断交，也不愿进行威胁其统治的零和改革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筹码。
只要人权倡导者允许美国政府官员继续向出价最高的人出售他们的支持，并最终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就不应该指望他们会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利益，更不用说国外受影响人民的人权。改革游说法、利益冲突法和旋转门法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外数十亿人的人权来说，比倡导任何新的人权条约更重要。
人权界可以继续选择不参与这些所谓的政治讨论，但他们也应该在他们请求“优先考虑”人权时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这种失败的代价，包括通过美国支持造成的死亡、破坏和恐惧，将主要由国外的数百万人承担，他们在辩论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但这些代价也将由数百万美国人承担，因为他们的政府已经向猖獗的腐败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