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最近几年，自由市场引发了民众对科技巨头权利扩张的担忧、对不平等加剧的不满。因此，各个民主国家政府不再坚守市场自由，转而通过宏观政策引导企业走在更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道路上，目前，这样的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经济学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的弊端要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好处。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变化。

1945年后，许多国家试图利用国家拥有且由国家管理的公司来重建社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僵化，国家退缩成为一个中立的裁判，只负责监督私营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某种意义上，这是从共产主义集团的经济崩溃中吸取教训的结果。

现在，一个新的动荡阶段正在慢慢拉开帷幕，因为公民要求对政府各种问题采取行动，比如社会正义、气候等。作为回应，政府正在不控制公司股份和董事会的前提下，指导企业帮助社会变得更安全、更公平。

国家既不像是所有者，也不像是裁判员，而是成了后座上的司机。这种专横的商业干预主义用意良好。但是，它最终是一个错误。

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拜登正在推行软保护主义、工业补贴和监管议程，目的是保障自由市场家园中中产阶级的安全。

在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富裕”计划旨在遏制过度的自由繁荣，并创造一个更加自给自足、顺从的商业环境。

欧盟正在远离自由市场，拥抱产业政策和“战略自治”。

随着最大经济体的转向，英国、印度和墨西哥等中等规模的经济体也在转向。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干预对两党都具有诱惑力。很少有政治家愿意在开放边界和自由市场的平台上进行选举。

这是因为，这样的平台让许多公民担心，市场及其裁判员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金融危机和缓慢的复苏加剧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愤怒。还有一些最近才出现的其他担忧：世界上最大的十家科技公司的规模，是五年前的两倍以上，有时它们表现得几乎凌驾于法律之上。

地缘政治背景与20世纪90年代大相径庭，当时贸易扩张和民主有望齐头并进，而西方和苏联几乎没有商业联系。现在，西方和中国是竞争对手，但在经济上又交织在一起。堵塞的供应链正在导致通货膨胀，加强了人们认为全球化过度扩张的观点。

还有，气候变化是一个越来越紧迫的威胁。

各国政府正在重新设计全球资本主义以应对这些担忧，但很少有政治家或选民希望回到全面国有化的状态。甚至中国领导人都不愿意重建一个由一直在抽烟的政委管理的钢铁厂帝国。至于拜登，尽管他怀念1960年代，但只要走过美国西海岸堵塞的港口，就能回想起公有制的混乱。

同时，在这场疫情中，各国政府都在尝试在2019年12月时还无法想象的新政策，比如给予企业5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救助和担保，对购物过道中顾客的社交距离给予指导等。

这种干预主义思想的推进，正围绕着在不符合所有权思想的政策展开。一套声称要加强广义安全的措施应运而生。政府以安全为由，进行指导的行业类别已经扩大到国防之外，包括能源和技术。在这些领域，政府正在充当事实上的中央规划者，通过研究和开发支出来促进本土创新，并通过补贴来重新引导资本支出。

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提出了一项52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这是英特尔的投资预计将比五年前翻一番的原因之一。中国正在寻求半导体领域的自给自足，欧洲正在寻求电池领域的自给自足。

被视为安全战略的定义很可能进一步扩大，例如包括疫苗、医药成分和矿物。以安全的名义，大多数大国都收紧了筛选外来投资的规则。美国的惩罚性制裁和技术出口控制交织在一起，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个人和公司。

另一套措施的目的是加强利益相关者制度。股东和消费者不再是企业服务的群体中无可争议的首要对象。管理者必须更多地考虑其他成员的福利，包括员工、供应商甚至是竞争对手。

这方面最突出的措施是企业自愿推行的，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守则的形式，对公司进行多方位的评分，例如，保护生物多样性、当地人和公司内部的工人等。

然而，现在这些广泛的要求对企业来说更像是义务。在中国，阿里巴巴已经承诺为“共同富裕”事业“捐款”150亿美元。在西方，利益相关者原则可能会通过官僚机构强制执行。中央银行和公共养老基金可能会回避被认为是违反社会利益的公司证券。美国的反垄断机构曾经只保护消费者，现在正在考虑其他目标，比如扶持小公司。

面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雄心令人钦佩。而且，到目前为止，至少在中国之外，“霸道”的政府并没有损害商业信心。美国的主要股票市场指数比疫情前高出40%以上，而世界上最大的500多家上市公司的资本支出增加了11%。

然而，从长远来看，有三个危险隐患。

第一个危险是高风险。

当国家和企业的目标出现冲突时，无法找到最佳的折衷方案。一个有义务保持良好劳动关系和就业的化石燃料公司可能不愿意缩减规模，从而损害了气候。一项帮助数十万小供应商的反垄断政策，将损害数以千万的消费者，他们最终将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侵犯人权而抵制中国，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无法提供廉价的太阳能供应。专注于单一行业的企业和监管机构往往没有能力应对这些困境，并且缺乏民主的合法性来这样做。

效率和创新的降低是第二个隐患。

复制全球供应链是非常昂贵的：跨国公司有41万亿美元的跨境投资。从长远来看，更有害的是竞争的减弱。获得大笔补贴的公司会变得懒散，而那些受到保护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公司则更有可能粗暴对待客户。如果你想控制Facebook，最可靠的挑战者是来自中国的TikTok。一个由政客和大企业按照正统思维管理补贴流向的经济体，不是一个能够让企业家蓬勃发展的经济体。

最后一个问题是裙带关系，它最终会殃及商业和政治。

企业通过试图操纵政府来获得好处，在美国，这个界限已经很模糊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染指选举过程。同时，政治家和官员们最终会偏向于特定的公司，因为他们在这些公司中投入了资金和希望。每一次的干预和妥协会慢慢形成新的习惯。在过去的六周里，英国、德国和印度花费了70亿美元支持了两家能源公司和一家电信运营商，而这些公司的问题与疫情毫无关系。

经济学人认为，国家应该进行干预，使市场更好地运作，例如，通过碳税将资本转向气候友好型技术，通过研发来资助企业不愿意资助的科学，以及通过福利制度来保护工人和穷人。但新的专横政府的作风远不止于此。它的拥护者希望得到繁荣、公平和安全，他们更有可能得到的是低效率、既得利益和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