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1月13日报道，在全球化达到顶峰之际，那些提升全球供应链效率的玩家获得了高额回报。只有当疫情袭来时，即亚洲的疫情封锁威胁到世界的货物供应时，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系统的脆弱性。而全球的金融供应链也同等重要，但外界对其所知更少，而且可能即将面临类似的冲击。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的跨境流动有增无减。2020年，跨境金融资产存量达到130万亿美元，自2007年以来增加了近60%，相当于全球GDP的153%，目前已经超过了雷曼兄弟倒闭前的峰值。

随着投资规模的膨胀，其特征也发生了变化。许多欧洲国家的投资占比已经下降，而来自亚洲的比例则迅速上升。新兴市场的重要性也略有增加。全球大型银行的规模缩小，资本更加雄厚，但国际化程度却在下降。截至6月底，跨境银行的贷款总额为346万亿美元，略高于2008年的峰值。

相比之下，市场性融资活动的规模已经大幅增长。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一众刻板的金融中介机构本身已经成为大型国际投资者。例如，由荷兰和韩国最大的养老基金Algemene Pensioen Groep和国民年金公团在2020年组成的联盟，已经向葡萄牙的收费公路供应商和澳大利亚的学生住房领域投资。

正如供应链是提升效率的源泉一样，跨境投资将全球的闲置资金与需求相匹配，创造的效益会延伸至就业和发展领域，让每个人都因此受益。

但其中也存在危险。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不够灵活的投资机构，可能忽视了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如今，高收益债券的回报率比金融危机前的十年期国债还要低，迫使公司为了更高回报而买入风险更高、流动性更差、更不透明的资产。在当地储蓄多于投资机会的经济体中，这往往意味着向海外扩张，而海外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更高，也更复杂。在金融危机之前，当2007年美国信贷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爆发时，几家德国银行就已经出现亏损。

外部观察员对风险的认识并不比投资者更清楚。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由各国央行组成）自1963年以来就开始收集传统金融机构的国际债权和债务数据，有关跨境银行业务的信息很全面。然而，其他金融机构披露的信息有限。根据定义，跨境投资涉及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所覆盖的发行人，以及另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所覆盖的买方。通常情况下，没有人负责掌控风险。投资者知道全球证券投资的价值飙升，但不清楚具体的投资目标或实际投资方。

一些投资者不懂如何正确衡量违约风险，而且会高估投资目标的流动性，或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例如，在福尔摩沙债券（Formosa Bond，中国台湾推出的以外币计价的债券国际板）市场中，国际公司向中国台湾的人寿保险公司出售以各种货币计价的债务。大约有2000亿美元的债券未偿付，其总额在过去五年里翻了一倍多。由于存在大量的金融工程，很难计算出这些债务的真实价格。

2020年3月，投资者发现了潜在风险。在美元融资市场动荡期间，亚洲的大型机构为消除风险而争相出逃，导致挤兑加剧。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这种威胁。去年12月份，欧盟委员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上的不透明活动发出警告。由各国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最近也呼吁警惕系统性风险。投资者是否足够谨慎，则更令人怀疑。

（今日汇率参考：1美元=6.37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