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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加拿大应对疫情的方式截然不同,根本原因在哪?

彭博社1月6日发文,当奥密克戎(omicron)席卷北美时,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应对方式却截然不同。美国各州基本上都还处于开放状态,而加拿大最大的几个省份正在开始新一轮的封锁。

Alberto Giuliani,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这种差异主要归结于算术:把自由市场放在首位的美国医疗保健系统,比政府主导的加拿大医疗系统提供更多的医院人均床位。

“我并不提倡美国那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医生鲍勃·贝尔(Bob Bell)说,他从2014年到2018年一直负责安大略省的医疗机构,在此之前还负责监督多伦多的大学医疗网络(UHN),“但我想说的是,在加拿大,我们过度限制了医院的收容量。”

这方面的后果在整个经济领域都能感受到。在安大略省,餐馆、音乐厅和健身房都已关闭。魁北克省从晚上10点开始实行宵禁,并禁止亲自到教堂做礼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暂停了室内婚礼和葬礼接待。

对医院床位的限制包括重症监护室。根据数千家医院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报告的数据,美国每4100人有一张配备医护人员的重症监护室床位。根据省政府的数据和最新的人口估计,安大略省大约每6000名居民才有一张重症监护室床位。

彭博社制图:加拿大各省中,安大略省医院床位最紧张

当然,医院的床位只是衡量一个卫生系统成功与否的指标之一。总的来说,加拿大人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医疗服务,比美国人更长寿,而且很少因为医疗账单而捉襟见肘。加拿大的新冠死亡率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反映了加拿大实施防疫限制的力度更大,而且更加重视集体主义。

然而,这场疫情也暴露了加拿大全国医疗系统中的一个弱点:医院在处理病人激增方面的能力较差。

这种情况在安大略省尤为明显。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医院的人均床位数不及美国。但即使只在加拿大各省中进行对比,安大略省的情况也是最糟糕的。根据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的数据,截至2019年4月(有数据可查的最近时期),安大略省每800名居民一张重症监护或急症护理床位。而在同一时期,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平均比例约为每570名居民一张病床。

这使得安省的医疗保健系统在新一波疫情到来时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为缓解医院的压力,安省省长福特周一宣布了新的卫生措施。该省有近2300名新冠患者正在住院。

无法处理激增的病例

周三,因病床和医护短缺,多伦多郊区的布兰普顿市民医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布兰普顿市长彭建邦(Patrick Brown)在推特上说,“我们需要就医疗保健能力和人员配备不足的问题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对话。”

贝尔医生说,医疗系统中最大的瓶颈是急症护理所需的人员配置,特别是在急诊科和重症监护室。在病例激增期间,当大量医务人员因为感染或暴露在病毒中而被迫居家隔离时,人员紧缺就会变得极为严重。

贝尔说:“我们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提高收容量,以满足安省人的需求。”

位于安大略省金斯顿的皇后大学医学系主任斯蒂芬·阿彻(Stephen Archer)说,他坚信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更好,提供更公平的护理。他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和芝加哥的医院工作了20年。

但他坦白说,看到多伦多的医院被迫将新冠患者转移到省内的小医院,这“令人尴尬”。

他认为,对加拿大系统和安省系统的一个客观批评是,“我们过于限制了医院的收容量。我们无法处理像流感这样的温和季节性疾病,更没有能力应对新冠。”

除此之外,阿彻和贝尔还列举了美国和加拿大在应对新的疾病暴发时存在差异的其他原因。他们说,加拿大人更相信政府会为了集体利益而采取行动,不会容忍像美国一样任由疫情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

多伦多大学前校长戴维·内勒(David Naylor),同样也是一位医生,领导了对加拿大应对2003年SARS疫情的联邦审查。他说,相比于在美国,医院的收容量在加拿大的决策中可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为加拿大的全民系统意味着“如果医疗保健能力不稳定,全国人口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但他也认为,只关注医院的收容量可能会产生误导。他强调,比起许多欧洲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医院的收容量都更低。

内勒认为,两个国家应对疫情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化方面。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政策是由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主导的,为防止医院崩溃,它能容忍长时间的停工和其他一系列公共卫生限制。

彭博社制图:美国的新冠死亡率是加拿大的三倍

“鉴于美国的科学和医疗火力,造成今天的局面简直令人费解,”内勒说,“我不得不遗憾地说,美国在保护公民免遭病毒性疾病和死亡方面表现得很差,这凸显了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