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Homer-Dixon在环球邮报发表评论，对美国走向分裂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警告称，一旦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总统，美国有可能会彻底失控。而加拿大作为美国的邻国，似乎对面临的危机还一无所知，作者呼吁加拿大的领导人认清形势，尽早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到2025年，美国民主可能会崩溃，继而发生大范围的民间暴力，造成国内政治的极端不稳定。到2030年（也许比这更早），这个国家可能会被一个右翼独裁政权统治。

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些可能性听起来很可笑或太过恐怖就忽视它们，在2014年的时候，特朗普能够成为美国总统的观点也几乎让所有人感到荒谬，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诞变成现实、可怕成为常态的世界里。

美国的知名学者们正在积极应对美国民主遭到致命削弱的前景。

去年11月，150多名政治、政府、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教授呼吁国会通过《自由投票法案》（Freedom to Vote Act），这项法案将保护美国选举的公正性，但它目前在参议院停滞不前。他们写道，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危机和风险”的时刻，“时间在流逝，午夜即将来临”。

我是一个研究暴力冲突的学者。40多年来，我研究并发表了关于战争、社会崩溃、革命、种族暴力和种族灭绝的原因的文章，在近20年里，我在多伦多大学负责一个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

今天，当我观察美国正在发生的危机时，我发现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方面，美国都在闪烁着警示的信号。

我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惊讶，一点也不。

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期间，有时会听右翼电台脱口秀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后来还听了一些电视名人的节目。我当时对朋友说，每一次广播，就好像林博把凿子的尖头插入美国政治机构道德权威的微弱裂缝中，然后用锤子猛击凿子的另一端。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林博和他的同道中人一直在敲打着，他们的打击力度最近被社交媒体、福克斯新闻、Newsmax等媒体放大了。裂缝稳步扩大，不断延伸，连接并渗透进美国曾经受人尊敬的机构，严重损害了它们的结构完整性。这个国家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一些专家认为它可能会陷入内战。

2020年，特朗普授予林博总统自由勋章。这一行为表明，林博的恃强凌弱、以白人为中心的民粹主义，一种对自由主义精英的愤怒攻击、种族主义的怒吼、美国例外主义的吹嘘、以及呼吁独裁领导行为的混合体，已经成为美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人们不能把美国的功能障碍仅仅归咎于2021年初去世的林博和他的同类。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只是表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有很多。

有些原因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建国之初，比如：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奴隶制、以及由奴隶制催生的选举团制度的政治妥协，参议院中农村投票权的过度代表，还有南北战争后重建的失败等。然而，世界各地的成功政体都克服了类似的根本缺陷。

如今，把美国推到失去民主的边缘的，似乎是美国的潜在缺陷和最近社会构成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倍增效应。

这些转变包括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长期的经济不安全，以及不平等的加剧，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由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转变而来，财富的主要来源已经从以人力劳动、重工业和制造业，过渡到思想力量、信息技术、艺术生产和金融。

随着劳动回报的停滞和资本回报的飙升，美国的大部分人口已经落后了。2019年第四季度（也就是在政府因新冠疫情而注入经济支持之前），通胀调整后的男性工人工资低于1979年，同时，在1978年至2016年期间，最大公司的CEO收入从普通工人的30倍飙升到271倍，且增长越来越集中在十几个大都市中心，经济不安全感在整个国家普遍存在。

还有两个关键的构成因素。

第一个是人口因素：随着移民、老龄化、不同种族间通婚和去教堂的人数减少，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基督徒的比例下降，右翼思想家在人群间煽动美国传统文化流逝、白人正在被“取代”的恐慌。

第二是普遍存在的精英阶层的自私行为。美国的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普遍不愿意缴税，不愿意投资于公共服务，也不愿意为阶级流动创造机会，来缩小国家经济、教育、种族和地理方面的差距。

一个资源不足的政府越是不能解决日常问题，人们就越是放弃它，进而转向自己的资源和狭隘的身份群体来寻求安全感。

美国的经济、种族和社会差距助长了政治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不断恶化的两极分化使政府瘫痪，同时加剧了差距。

政治上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孤立，并且越来越轻视对方，双方都认为对方要摧毁他们所爱的国家。温和的政治中心正在迅速消失。

哦，对了，还有人民武装到了牙齿，平民手中的枪大约有4亿支。

一些对美国危机的诊断强调了“有毒的两极分化”，暗示双方对这一危机负有同等的责任，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虽然美国政治的两翼都煽动了两极化的火焰，但责任主要是在政治右翼。

根据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哲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的观点，在21世纪初，共和党的边缘分子利用纪律严明的战术和巨大的资金流（来自科赫兄弟这样的亿万富翁），将极端的自由放任思想变成了正统的共和党教条。

然后，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总统，这增加了白人中产阶级中年龄较大、通常缺乏经济安全感的群体对移民和文化变化的焦虑，他们随后凝聚成民粹主义的茶党运动。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这两股力量被联合了起来。斯科波尔博士写道，美国共和党变成了一个激进的“反政府的自由市场财阀，与种族焦虑的民族主义活动家和人民的结合”。

现在，采用林博久经考验的方法，右派的煽动者正在把激进化进程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将人们的恐惧和愤怒化作武器，特朗普和他的一大批追随者和崇拜者，如福克斯的塔克·卡尔森（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记者、作家及时事评论员）和佐治亚州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现任美国众议员，政治立场被认为是极右翼，她曾在Facebook视频中表达了对极右翼阴谋论匿名者Q的支持）已经控制了共和党，并它转变为一个近乎法西斯的个人崇拜，以及一个破坏民主的完美工具。

使用“法西斯”这个词并不夸张。正如保守派评论员大卫·弗鲁姆所言，特朗普主义在蔑视法治和美化暴力方面越来越像欧洲法西斯主义。最新的右翼推特表情包就是证据：广泛流传的节日图片上，共和党政客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年幼的孩子，坐在他们的圣诞树前，怀抱手枪、猎枪和突击步枪，欢快地笑着。

这些枪支不仅仅是象征。

特朗普邪教组织标榜自己是唯一一个真正爱国、能够捍卫美国价值观和历史的政党，对抗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美国“真正”价值观的民主党，以及支持民主党的世界主义精英。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攻击必须从这些方面来理解。有些人并不认为他们在攻击美国的民主（尽管他们无疑是在攻击），相反，他们认为这种“爱国”行动是为了拯救民主。

民主是一种制度，但支撑这一制度的是一套重要的信仰和价值观，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不再坚守这些信仰和价值观，那么民主就无法生存。

最重要的信仰是，承认公民在决定政治未来方面是平等的，以及愿意将权力让与政治对手，只要这就是平等的公民想要的结果。

从特朗普开始，美国右翼煽动者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暗示美国大部分人口——主要是非白人、非基督徒和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并不是真正平等的公民。他们不是纯粹的美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大谎言”，即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被窃取了，现在还有近70%的共和党人相信。它是一剂烈性的反民主毒药。如果一方不惜窃取选举结果，表明他们不再遵守规则，他们已经把自己置于美国的道德标准之外，这意味着他们不值得被平等对待。当然，没有理由把权力让给他们，绝不。

是否愿意公开支持大谎言已经成为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忠诚度的试金石。这不仅仅是一个促进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反对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举措。这种谎言还使得追随者离极端的心理状态只有一步之遥，而正是这种极端的心态，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这种心态重塑了共和党，把国会选区弄得四分五裂、限制投票权并控制了州级选举机构。

在这种摩尼教式的框架下，只要目的是正义的，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美国两党中的一党现在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注：摩尼教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在巴比伦兴起的世界性宗教。其教义宣称一种精心设计的二元论宇宙观，描述了一个善良的、精神的光明世界与邪恶的、物质的黑暗世界之间的斗争。）

许多有枪的人正在等待一个使用枪支的信号。民意调查显示，有2000万至3000万美国成年人认为，2020年的选举是从特朗普那里偷来的，而且有理由使用暴力让他重返总统宝座。

在2016年11月美国大选前的几周，我与几位专家交谈，以衡量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危险。最近我再次咨询了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只是感到震惊，但在上个月，他们大多数人都感到非常沮丧。他们告诉我，自去年国会山的袭击以来，美国的政治局势正在急剧恶化。

华盛顿特区乔治梅森大学的政治社会学家、研究国家崩溃和革命原因方面的权威人士杰克·戈德斯通告诉我，自2016年以来，我们已经了解到，早期对美国民主的复原力的乐观态度是基于两个错误的假设。

“第一个是，美国的机构将足够强大，可以轻松抵御任何颠覆它们的力量；第二个，绝大多数人将理性行事，团结在政治中心，极端组织不可能掀起大浪。”

但在2020年选举之后，戈德斯通说，我们已经看到，核心机构，无论司法部还是县级选举委员会，都很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他们几乎没有坚守。

“我们了解到，如果夹在极端之间，大多数人会受到惊吓并保持沉默，但也有许多人会被妄想所俘虏”，令他惊讶的是，“温和的美国共和党领导人要么被逼出党，要么默许了一个拥护谎言和反民主行动的政党领导层”。

特朗普在选举中的失利为共和党的基础阶层注入了活力，并使年轻党员变得更加激进。即使没有他们破坏选举机制的一致努力，共和党人也可能在今年11月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当选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支持率通常很差。

共和党人很容易取得巨大的胜利，因为选民们被疫情击垮，对通货膨胀感到愤怒，并对拜登在一个又个危机中跌跌撞撞感到厌倦。独立人士的选民已经开始转向共和党候选人。

一旦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民主党人将失去对国家政治议程的控制，特朗普就有机会在2024年重新夺回总统职位，一旦特朗普上任，他只有两个目标：平反和复仇。

我咨询过的一位美国文职军事专家和联邦任命的高级官员指出，连任后的特朗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可以完全不受约束。

制约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军方的反应，军方是致力于捍卫宪法的堡垒机构。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期间，军方成员多次抵制他的独裁冲动，并试图预测和控制他的无赖行为，最突出的例子是，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在国会大厦叛乱后不久，命令军事官员将他纳入任何涉及使用军事力量的决策过程中。

但我咨询的这位专家表示，在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中，这个堡垒可能会崩溃。通过用马屁精和唯命是从者取代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职领导层，他可以使他的人渗透到国防部，从而使其屈从于他的意志。

在经历了特朗普四年的混乱之后，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已经相对平静，美国的政治似乎已经稳定下来。

但在美国，绝对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稳定下来了。这个国家的问题是系统性的，而且根深蒂固，并且事件可能很快就会失去控制。

我咨询的专家描述了特朗普重新掌权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结果，其中没有一个是正面的。他们列举了一些国家和政治制度，来说明特朗普可能把美国带向何方。

比如：欧尔班·维克托统治下的匈牙利，“非自由民主”的强制性法律机制；雅伊尔·博索纳罗的巴西，长期的社会混乱和行政功能障碍；普京的俄罗斯，严厉的一人超民族主义专政。

所有人都认为，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下，自由主义将被边缘化，右翼基督教团体将得到超级授权，而民团、准军事团体的暴力行为将急剧增加。

从乐观的角度看，一些人认为，美国联邦制中的权力是如此分散，考虑到特朗普本人的无能，他将永远无法实现彻底的专制控制。还有人则认为，当共和党的错误不断积累时，钟摆最终会摆回民主党，或者说，激进的共和党如此狂热地忠于特朗普的现状不可能扩大，当英雄离开舞台时，他们就会做鸟兽散。

人们可以抱有这样的期望，但真实情况可能会更糟。

类似于内战的情况就是一种。许多途径可以把国家引向内战，斯蒂芬·马奇（Stephen Marche）的新书《下一场内战：来自美国未来的信息》中就有所描述。

内战最有可能始于2024年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也许民主党人勉强取得了胜利，而共和党各州拒绝承认这一结果。或者相反，共和党获胜了，但却是因为共和党的州立法机构推翻了部分投票结果，然后民主党的抗议者就会攻击这些立法机构。无论是哪种情况，是否会变成内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军队是否因党派而产生了分裂。

但是，还有另一个政治制度，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可能预示着美国更可怕的未来：魏玛共和国。德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初的情况是独树一帜的，这个国家经历了惊人的创伤：战争失败、内部革命和恶性通货膨胀，而德国对自由民主的承诺在其文化中的根基很薄弱。但在去年夏天，当我阅读这个注定失败的共和国历史时，我发现它与美国目前的情况有至少五个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首先，在这两个案例中，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能够将右翼极端分子团结在一个政治计划周围，从而夺取国家。

第二，政体内部的敌人背叛了国家，撒下了赤裸裸的谎言，纳粹用的是“暗箭伤人”，特朗普用的是大谎言，这些都是激化和动员追随者的一个重要心理工具。

第三，传统的保守派认为他们可以掌控和引导有魅力的领导人，以及不断上升的极端主义，但最终被他们释放出来的力量击溃。

第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之间争吵不休，他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威胁，任由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断成长，他们关注的是极端分子的边缘问题（想想如今推翻雕像的问题）。

在我看来，第五点是最令人不安的：“强硬的安全理论”的传播。在这一点上，我受到了乔纳森·里德·梅纳德研究的影响，他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学者，正在成为世界上关于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和暴力之间联系的最杰出的思想者之一。在即将出版的《意识形态与大规模杀戮》一书中，梅纳德认为，极端主义右翼意识形态往往不是因为想要塑造一个专制社会的主观意愿，而是当一个社会面对威胁时，这种保持安全想法的激进化。

他写道：“强硬的安全理论是关于威胁、自卫、惩罚、战争和责任等熟悉说法的激进版本”。它们是政权组织暴力迫害和恐怖活动的基础。他称之为“强硬派”的人认为，世界上有许多”危险的敌人，他们经常存在于‘平民’团体中，并通过这些团体进行活动”。强硬派现在越来越多地主导着特朗普主义的圈子。

梅纳德博士随后提出了一个补充性论点。一旦一种强硬派学说在一个政治运动中被广泛接受，它就会成为一种思想和激励措施的“基础设施”，甚至会对那些不接受这一学说的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遵从指令。

对那些“真信徒”的畏惧会使运动中的温和派转向极端主义。果不其然，我最近咨询的专家都谈到了对特朗普信徒的畏惧，包括对家人人身安全的担忧，这迫使原本理智的共和党人就范。

梅纳德说，强硬的安全理论在社会中迅速传播，通常发生在政治和经济危机时期。即使在魏玛共和国，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投票也与失业率密切相关。早在1927年，在德国经济开始收缩之前，纳粹就陷入了困境（他们的选票份额下降，党内纠纷不断）。然后，大萧条就来了。

今天的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显然是由疫情引起的，但不久之后它可能会经历更糟糕的情况：也许是与俄罗斯、伊朗或中国的战争，或者当过度流动性导致经济泡沫破灭后，引发了金融危机。

其他新的研究表明，超过一定的阈值，政治极端主义会自我滋生，将两极分化推向一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这暗示了美国与魏玛的第六个相似之处：民主崩溃后，独裁政权将得到巩固。

特朗普可能只是一个热身演员，他是实现第一阶段的理想人选，但不是第二阶段。回到总统办公室后，他将成为拆毁民主的破坏力量，但这个过程将产生一个政治和社会残局。不过，通过有针对性的骚扰和解雇，他将能够在国家内部削弱他对手的实力，即那些监督核心机构无党派运作和遵守法治的官员和技术专家。然后，舞台将迎来特朗普之后更有管理能力的统治者，在特朗普造成的混乱基础上重塑秩序。

一场可怕的风暴正从南方袭来，而加拿大毫无准备。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国内，新冠挑战、气候变化的加速影响分散了加拿大的注意力。但是，现在加拿大必须关注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应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民主解体。

我们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到危险的严重性。如果特朗普连任，即使在比较乐观的情况下，加拿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也将是数不胜数。我的一位对话者委婉地说道，在侵略性、民族主义的驱动下，特朗普“可能会孤立加拿大”。

在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加拿大面临的风险很可能累积成生存问题，远远大于我们历史上的任何风险。例如，如果备受瞩目的政治难民为了逃离迫害来到加拿大，我们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德米特里·穆拉托夫的话，这位勇敢的俄罗斯记者是少数敢于站出来反对普京的独立声音之一，他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颁奖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俄罗斯军队和装甲部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穆拉托夫谈到了独裁主义和战争之间铁一般的联系。

他说：“不相信民主意味着放弃民主的国家将会有一个独裁者，而哪里有独裁者，哪里就有战争。如果我们拒绝民主，就意味着我们同意战争。”

在这些力量面前，加拿大并非无能为力，至少现在还不是。超过75万的加拿大移民生活在美国，其中许多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他们是一群可以改变未来选举结果和国家政治进程的人。

我的关键建议是，特鲁多应该立即召集一个由五个现任政党代表组成的、常设且不分党派的议会委员会，这些代表都要经过充分的安全审查。需要明白的是，无论联邦政府如何变化，这个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年持续运作。

委员会应该定期收到加拿大专家的情报分析和简报，从而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这种现状对美国民主的影响。它应该负责向加拿大政府提供持续的、具体的指导，说明如果美国的民主真的失败了，加拿大应该如何准备和应对这种失败。

如果希望是一种动力而不仅仅是一种支撑，它就必须是真诚的。它需要对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有一个现实的、基于证据的理解，并对如何克服这些危险走向美好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加拿大本身是有缺陷的，但它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公正、最繁荣的社会之一，它必须迎接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