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扩大了生育服务，几十年的生育限制意味着更少的育龄妇女，和更年轻的一代不那么渴望组建家庭。
在40年前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政策制定者说，如果出生率下降太多，他们就会改变政策。
事实证明，这并非易事。
1980年，中国共产党在一封致党员和年轻人的公开信中说，“30年后，目前可怕的人口增长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然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随着出生率年复一年的下降，中国现在正朝着计划生育相反的方向发展，关闭堕胎诊所，扩大帮助夫妇怀孕的服务。但是，2016年取消的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后遗症是，育龄妇女的数量不断减少，而且独生子女这一代，并不那么渴望结婚和组建家庭。
此外，中国的不孕问题似乎比其他许多国家都要严重。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调查，大约18%的育龄夫妇受到了影响，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5%左右。
多年来，政府呼吁女性推迟结婚以鼓励小家庭。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女性想要孩子时的年龄较大，可能是其相对较高的不孕率的部分原因。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多年来为了遵守生育限制而堕胎，可能也起到了作用。
人口统计学家说，如果没有财政补贴来帮助家庭抚养孩子，中国将很难阻止出生率的下降。
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家哈尔伯格（Ayo Wahlberg），曾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生育研究的书，他说，多次堕胎会影响妇女的身体，可能导致不孕。
几十年来的低生育政策不仅给许多地方政府留下了后遗症，而且还使他们承担了财政包袱，减少了他们可以用于鼓励生育的资金。
在中国，山东省经常以实施极端的生育限制而闻名，包括1991年在聊城市部分地区发起的“百日不生”运动。香港凤凰卫视2012年的一部纪录片，详细描述了当地官员为了让他们的出生数据看起来更好，是如何强迫被发现怀孕的妇女去堕胎中心的，即使这是她们的第一个孩子，而且是独生子女政策允许的。
“在这里，几乎所有年龄足够大的人都听说过他们的所作所为，”聊城一名45岁的大学老师说，但他补充说，“这是你在任何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都找不到的。”
多年后，北京禁止实施过于残忍的计划生育，包括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进行监禁或殴打，并毁坏他们的家产。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名官员拒绝置评，只是说山东正在修订计划生育法以鼓励生育。
如今，山东省为数百万按符合要求的夫妇提供补偿或补贴，其中包括因独生子女死亡或致残而失去赡养的退休人员，以及因堕胎或其他节育方法而受伤的妇女。
根据省卫生委员会的数据，2019年，这类支出总计超过50亿元，相当于7.8亿美元。这相当于该年度最大的预算项目——教育支出的五分之一以上。
堕胎的使用并没有急剧下降。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在1991年，也就是山东省开展百日行动的那一年，中国实施了大约1400万例人工流产。2020年，这一数字略低于900万。
更令人吃惊的是，2020年，全国计划生育中心的数量已经减少到2810家，不到2014年的10%。计划生育中心主要用于堕胎、绝育和插入宫内节育器。
与此同时，体外受精（或称试管婴儿，每次都是四到六周的多步骤过程）已经增加了一倍多，从2013年的约48.5万次增加到2018年的100多万次。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在美国，2018年在456家报告诊所进行了30多万次的治疗。
哈尔伯格教授说，“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在限制生育这么多年之后，居然生育诊所可能会变得比堕胎诊所更重要。”
根据他的研究，辅助生殖在中国有着惊人的悠久历史。1988年3月，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十年后，北京妇科医生张丽珠接生了中国第一个通过试管受精受孕的婴儿。三个月后，在遗传学家卢光琇的指导下，在长沙又进行了一次实验。
两位医生的研究大多都是秘密进行的，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成了官方的人口议程，不孕不育服务直到21世纪初才合法化。
现在，两位医生的方法，成了政府指望改变人口轨迹的措施之一。
2020年，中国新生儿数量同比下降18%，预计1月份的数据可能显示2021年新生儿数量将再次大幅下降。中国的生育率(一名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到2020年降至1.3，甚至低于日本的1.34。
2005年，日本的生育率降至1.26的历史最低水平，在政府支持措施的帮助下，日本的生育率开始回升，但近年来，生育率又开始下降。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536个不孕不育中心，但大多数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富裕的大都市地区，质量参差不齐。各大医院已经在计划生育诊所的基础上增加了生育服务，中国也在尝试将这种服务推广到较小的城市。
卫生委员会设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每230万到300万人至少有一家机构提供试管受精服务。在全国范围内，中国离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表示，现有的服务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在西部的甘肃省，只有三家生育机构，都在省会兰州。甘肃的目标是到2025年达到7个。
2018年流产后，北京一所大学的一名只愿透露姓王的助理教授说，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成为父母。但去年，她在接受试管受精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的治疗花费了5万元多一点，“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如果整个过程不是那么困难的话，我还会再做一次。”
中国的公共保险不包括不孕不育治疗费用。在日本，政府已提议扩大一些不育治疗的公共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但是，哥本哈根的人类学家哈尔伯格教授说，不断发展的不孕不育服务只能走到这一步。“低出生率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生理问题，”他说。
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美国研究人员易富贤（音，Yi Fuxian）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对家庭和生育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政府的最新努力很难扭转这一局面。易预计，2021年的数据甚至可能显示，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萎缩，这比政府的预测提前了数年。
为了鼓励生育，一些地方政府承诺现金奖励和延长产假。但一些研究人员质疑这是否足够。
著名商人、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取消中国的生育限制，他说，如果没有巨大的财政补贴来帮助家庭负担更多的孩子，中国将很难阻止其出生率的下降。
“这一切都是因为钱，”梁说。“你不能改变人们的想法，或者强迫他们接受某种价值体系。”
他估计，要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政府需要以现金、退税、住房和日托补贴的形式，为每个孩子平均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
前计划生育官员王培安在2017年曾表示，中国不太可能面临人口短缺，“100年后不会”，但现在他敦促年轻人更负责任，要孩子。
“我们应该关注生育的社会价值，”现任顾问的王对官方媒体说。
六年来，北京从严格限制夫妇的生育数量到现在鼓励他们生育更多的孩子，几乎没有提到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结构的持续影响，也没有提到其人力成本。
“我真的很同情那些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妇女，她们现在正听着国家告诉年轻妇女要生孩子，”哈尔伯格教授说。“当我想到这种情况时，我的心都碎了。”
吉林省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东北省份之一，上个月这个省表示，当地银行将为每对有孩子的已婚夫妇提供由政府支持的20万元人民币的低利率信贷额度。
省政府还表示，它不会归还任何因历史上违规生育而被处以的罚款，并补充说，官员需要向因生育过多而被处罚的居民解释，情况已经改变，现在需要“刺激生育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