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的Sheridan Prasso采访了多位受到美国“中国行动计划”指控的中国家庭，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行动给中国家庭带来的苦难，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是自2018年以来多个美国政府机构联合启动的行动，旨在铲除向中国转移信息和技术的间谍，然而，从中国行动计划的官网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行动并没有抓到间谍，反而不断把无辜的华人家庭拉入深渊。
在堪萨斯城的一个法庭内，彼得·泽登伯格感到越来越沮丧，这位纤瘦、白发苍苍的律师试图说服法官放弃一项证据，因为那是基于联邦调查局的不当行为而获得的。
但泽登伯格并没能取得多少进展，他的客户陶峰曾经是堪萨斯大学的化学工程教授，现在正面临着20年监禁的审判，陶峰正在疯狂地写着笔记，并把它们传给他的辩护团队。
泽登伯格说：“他们在寻找一个间谍，寻找刺探商业秘密的证据。”
他的声音因气愤而提高。
但是，泽登伯格说，他们没有找到，因为根本就没有：“归根到底，他们所谓的证据，只是一张利益冲突表的选项没有被勾选。”
陶峰被指控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时，没有披露与一所中国大学的关系。他的起诉是“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的一部分，这是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联邦机构在2018年11月启动的一项全面行动，主要目标是通过铲除间谍和阻止向中国转移信息和技术，打击美国企业和研究实验室中的中国间谍活动。
联邦调查局说，从那时起，它已经展开了数千项涉及中国的调查。但最近的挫折是，7月有6起案件被撤销，9月有一起被定为无罪释放，这个可笑的数据似乎揭示了执法错误和检察机关对抓中国间谍的热情过头了。
维权组织说，这些起诉反映了种族偏见，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更是助长了这种偏见，导致2019年至2020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上升了71%。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已承诺对这项计划进行审查。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代表赵美心，是第一位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华裔女性，她说：“他们把中国行动计划变成了种族定性工具，他们已经把它变成了恐吓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一种手段，有些事情已经大错特错了。”
彭博分析了自“中国行动计划”以来宣布或解封的50份起诉书（这些起诉书在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网页上公布），结果显示了另一个问 题：中国行动计划在抓捕间谍方面并不十分成功。
规模最大的那组案件（占总数的38%），指控学术研究人员和教授因未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关系而犯有欺诈行为，他们中没有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且这些案件中几乎有一半被撤销了。
约有一半的“中国行动计划”案件涉及违反美国制裁或非法出口，还有一小部分涉及检察官认为是中国发起的网络入侵。
只有20%的案件指控经济间谍活动，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判决，只有三起案件声称将机密信息移交给了中国特工。
司法部拒绝对这一分析发表评论，并表示“中国行动计划”没有具体的定义。它在11月从网站上删除了几个不成功的起诉案件，但发言人温·霍恩巴克提到了在起诉与中国有关的犯罪方面的重大成功，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中国行动计划”是根据行为而不是种族来提起诉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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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渴望在科技创新上更上一层楼，而且经常采取捷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中国行动计划”之前的法庭案件中，记录的指控包括国家指导的间谍活动、黑客活动和技术盗窃等。
检察官声称已经阻止了涉及半导体、改性水稻种子、涡轮机和电池存储等技术转移的行为。
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一个案件，指控华为从移动网络服务公司T-Mobile窃取机器人技术，华为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
当时负责监督中国行动计划的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司长约翰·德默斯在宣布这项计划时说：“中国想要窃取美国的智慧成果，为他们的经济主导地位打下基础。”
德默斯在2020年4月告诉Politico，预计93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中，每一个都会拿出至少一个案例。
但彭博社的分析显示，中国行动计划网站上列出的大多数经济间谍案，涉及的是对个人牟取暴利或职业发展的指控，例如，从俄亥俄州一家医院窃取儿科诊断试剂盒的技术，并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公司，但这并不是国家指导的间谍活动。
许多起诉书将盗窃行为描述为为了中国的利益，这就跟西顿霍尔大学法律教授玛格丽特·刘易斯所说的一样，将个人动机与国家的政策目标混为一谈。她说，这导致了对“中国性”的定罪。
她说：“当你给某件事情贴上中国行动计划的标签时，我们的大脑就会不由自主地将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那些与中国有关系的人身上，你怎么能不把与中国有关的人视为一种威胁呢?？”
在中国行动计划宣布后不到一年，即2019年8月21日，第一份针对教授的中国行动计划起诉书就出现了，正是陶峰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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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彭虹（音译）坐在一家酒店的餐厅里，她从牛仔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流着泪说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追求美国梦。”
扎着马尾的彭虹是陶峰的妻子，她已经入籍美国，有两个孩子，已经上高中，她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平时从事超声波技师工作，自从她丈夫失业后，她从事了三份工作。
在陶峰10月预审听证会的前夕，彭虹对家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感到悲哀，她无法抑制地哭泣，她的GoFundMe活动已经筹集了32万美元，但已经分文不剩了。她和她的丈夫不得不抵押了他们的房子来换取保释，并从中国的家人和他们在堪萨斯州劳伦斯的教会成员那里借了几十万美元来支付律师费用。
彭虹在中国是一名放射科医生，但她一直未能在美国参加医学考试，而且她担心自己永远也参加不了，她奔波于三家医院的轮班倒，在车上抓紧时间打个盹。她只能支付陶峰的8月份法律账单的一半，而9月份的账单已经到期了。
她流着泪说：“这太不公平了，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50岁的陶峰是一位受过普林斯顿大学教育的学者，近20年前来到美国，作为堪萨斯大学的终身副教授，他对化学催化过程进行了研究，这种过程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成本，获得了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2019年，陶峰与一篇研究论文的合著者发生了争执，这位合著者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信任，根据这一案件提交的文件，这位合著者要求获得31万美元的赔偿，理由是她所说的“精神伤害”。
当陶峰回绝她时，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说，“我的反击将是非常强烈和非常极端的”，并警告说她将向联邦调查局举报他是一名“技术间谍”。
文件还显示，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合著者使用假电子邮件账户进行指控，并入侵了陶峰的电子邮件，甚至当着联邦调查局特工会的面入侵了陶峰的邮件。
联邦调查局利用这些信息获得了搜查令，这就是泽登伯格律师为什么在一开始说调查局的行为是不当的，他希望这些邮件信息被裁定为不可接受，这位合著者对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不成立，但陶峰也被指控没有在利益冲突文件中披露他与中国福州大学的招聘讨论。
联邦调查局的搜查发现了陶峰与福州大学之间的电子邮件，检方称其中包含一份在中国教学的合同。辩方称，陶峰只是参加了工作讨论，没有签署合同或接受工作，并继续在堪萨斯州从事教学工作，这并不构成违反披露规则，陶峰对这些指控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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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行动计划案中被指控学者的律师认为，大学和接受联邦研究经费的披露规则并不明确。他们还坚持认为，合作是科学创新的基石，研究是为了发表，而且美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鼓励教员与中国发展联系。
麻省理工学院的已入籍的纳米技术专家和工程师陈刚，也被指控没有披露与中国一所大学的关系，尽管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说他的学校策划了这次合作并处理了资助资金，在陈刚与这些指控的斗争中，麻省理工为他支付了法律费用。
根据法庭文件，另一位被指控欺诈的教授胡安明被田纳西大学告知，他只需要披露在中国讲课超过1万美元的收入。他只赚了3000美元，但还是被起诉了。9月，一名联邦法官在得出没有欺诈证据的结论后，下令对胡安明无罪释放。这位联邦法官还责备联邦调查局告诉大学，正在将胡安明作为间谍进行调查，但联邦调查局明明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胡安明在10月份获得了工作机会，田纳西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说，校方正在与这位加拿大籍公民（即胡安明）合作，争取帮助他获得工作签证。
在7月撤销的一个案件中，一名研究人员被控签证欺诈，联邦调查局没有披露内部对研究人员是否应被追究责任存在分歧的具体细节，因为披露要求“缺乏明确性”。
前波士顿检察官安德鲁·莱林说，哈佛大学纳米科学家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起诉的原因，是担心中国大学向美国研究人员支付报酬可能会激励未来的技术转让，莱林提出了这项起诉并帮助制定了中国行动计划。
据称，利伯每月收到5万美元报酬，还有15.8万美元的生活费，以及用于在武汉理工大学建立一个实验室的150万美元。根据他的起诉书，他没有向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防部披露这些费用，这些机构资助了他在哈佛的研究。他不认罪，并起诉哈佛大学不支持他。他的刑事审判定于本周二举行。
当中国行动计划推出时，其10个既定目标中的第二个目标，是实施“关于非传统（信息）收集者的执法战略”，包括那些“被胁迫转让违背美国利益的技术”的研究人员。
香港科技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才迁移问题权威崔大伟（David Zweig）说，这种推测夸大了威胁，误解了科学合作的性质。确实，中国利用人才计划吸引美国的教授来讲学和研究，并希望在美国的研究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生能回到中国，“成问题的不是知识的转移，而是合作伙伴——中国，现在被美国政府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约翰·海曼是旧金山的一名前美国副检察官，他起诉了第一个宣布的中国行动计划案件，后来作为律师又为一名被控签证欺诈的医学研究人员辩护，他说中国行动计划已经“脱轨”。
海曼的客户陈松（音）是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医生，在斯坦福大学从事大脑研究，被指控在她是否仍在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一事没有如实申报。她的案件是在7月被撤销的案件之一。海曼说：“中国行动计划已经完全偏离了这项工作的初衷，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通过刑事起诉来解决的问题。”
另一位前检察官内森·查尔斯反驳说，联邦案件走得不够远。现在他是律师，他的网站上宣传一种“极端激进”的方法。中国行动计划开始时，这位42岁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在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反间谍处担任检察官。他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制定协调战略的会议，并说他主张采取强硬路线。他参与了对陶峰和胡安明的起诉，认为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他们应该被指控为外国政府的特工。
他的提议被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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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一个共享联合办公空间的桌前，查尔斯说道：“从我的角度来看，司法部在起诉方面还不够积极。”
他表示，许多检察官和执法官员赞成使用1917年的法律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教育部为大学提供了方向和优先事项，然后由在美国讲课或做研究的教授们采取行动，他说：“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大学的研究目标和优先事项，其目标是促进党的利益。就是这样。”
查尔斯说，在陶峰和胡安明的案例中，他们在化学和高科技结合技术方面的研究，涉及了中国政府要开发的领域，而其在能源行业的潜在用途使他们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他说，他推动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作为欺诈案的当事方列入起诉书，但并没有成功，“还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但由于我们指控案件的方式，很多事情都没有曝光。”
莱林是波士顿的前美国检察官，现在是众达（Jones Day）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说，在经济间谍案中，党、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他说：“很多案件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但在中国方面，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根据中国法律，政府可以从设在中国的私人实体中获取任何它想要的东西。”
莱林说，信息披露的案件指控比涉及窃取商业秘密的案件多，原因是间谍案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调查。不过，他说，政府应该考虑撤回对研究人员不披露与中国关系的指控，原因已经很明显了。
在12月3日的领英帖子中，莱林说：“起诉是所有工具中里最锋利的一个，我总是问的一个问题是，案子是不是太多了？这是否和事实相称？你不能通过起诉人民来对付中国。你不能利用司法部来行使微妙的外交政策”，他呼吁关闭中国行动计划的部分内容，“以避免不必要地扼杀与中国伙伴的科学和商业合作。”
亚裔美国人权益团体说，这些锋利的工具为一段可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段历史包括排华法案、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以及在1990年代对李文和涉嫌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窃取核机密的失败起诉中，把华人描绘成“千粒沙子”。
用“非传统收藏家”一词来描述与中国有联系的研究人员，是将亚裔美国人贴上永久外国人标签的最新方式，美国华裔倡导组织百人会称之为“新红色恐慌”。百人会在9月发表了一份基于对1996年以来190起经济间谍案的审查报告。报告显示，亚裔姓氏的被告被诬陷的可能性是非亚裔姓氏的两倍以上，如果被定罪，将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在20世纪40-50年代的红色恐慌中，美国赶走了数百名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同情者的科学家和学生，其中返回中国的钱学森成为中国核导弹计划之父。现在，一种新的寒流正在将数百名研究人员送回中国，并使无数人不敢到美国来。
其中一名离开美国的人是56岁的医学研究人员王庆（音译），他的开创性工作确定了导致年轻人突然死亡的心律失常的基因。2005年的时候王庆就入籍美国了，在克利夫兰诊所工作了21年。然后，在2019年5月的一个早晨，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家中逮捕了他，他被指控犯有欺诈罪，因为没有披露他在中国的研究。
他的案件被列在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网站上，然后在7月被删除，因为他出示了医院给他在中国教学的书面授权信，指控被撤销。
王庆在9月以来一直生活在中国，他在Zoom采访中说：“我是中国行动计划的受害者，这是不公平的，这是种族定性。”
王庆说，为了恢复他的事业，他离开了妻子和两个上大学的女儿，但克利夫兰诊所没有提出让他复职，也没有向他道歉，医院的一位女发言人说，在进行内部审查发现他违反了医院的政策后，王庆被解雇了，他现在正在与五所中国大学讨论全职教学工作。
王庆说，联邦调查局和检察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他们的工作，不保留任何秘密，更不用说转让了。他说，这里有不小的讽刺意味，美国试图阻止这些人将他们的知识和研究转移到中国，然后却把其中一些人赶回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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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表示，对中国计划的调查没有任何种族动机，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探员们只是在追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可能犯罪活动，而不考虑种族、族裔或民族血统。
联邦调查局10月12日的播客中，一个画外音说道：“偷窃研究、网络入侵、秘密行动，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威胁美国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和民主价值的一些方式。”然后，旁白重复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演讲中的一句话，说：“让我们明确一点：这不是针对中国人民，更不是针对美国华人。当我们谈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时，我们指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威胁。”
来自200多所大学的1600多名学者和管理人员向加兰请愿，要求终止“中国行动计划”，说它不公平地针对华裔研究人员。在10月份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会议时，加兰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作为歧视的借口，尽管他证实每天都在进行新的调查。
他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不会因为歧视而追究案件，只会根据事实来追究。”他告诉委员会，国家安全司的新负责人马修·奥尔森将审查这项计划。
这对陶峰来说不是什么安慰，他的审判定于4月开始，在10月的堪萨斯城听证会上，朱莉·罗宾逊法官裁定通过搜查令获得的证据可以接受，尽管她称联邦调查局在“不可靠的线人”方面存在疏忽。
与他的妻子不同，陶峰从未申请过美国公民身份，他在重庆的母亲生病了，他不想在需要去看她时必须申请签证，但对于像他这样的绿卡持有者来说，重罪定罪可能意味着被驱逐出境。
这对夫妇的福音派教会的6名成员在法庭上表示了他们的支持，他们与彭虹坐在观众席上。在休息期间，在泽登伯格律师失去另一项动议后，一位牧师将手放在她颤抖的肩膀上并进行了祈祷。
一天结束时，在离开大楼的路上，泽登伯格律师转向陶峰，说了一句不仅适合当天，也可能适合整个事件的话：“我很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