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周一报道，在新冠疫情持续近两年之际，美国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即将突破80万。马修·瓦尔特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描绘了他对疫情的观察。作为一个居住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保守派，他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长期以来早已经把疫情抛在了脑后，不戴口罩、不限制聚会、不打疫苗加强针，这和大都市区的“中上层”美国人大相径庭。而这也造成了这些中西部地区的感染率居高不下。

注：马修·瓦尔特是天主教文学杂志《灯》的编辑，也是《美国保守派》的特约编辑。加美编译，不代表平台观点。

11月，我妻子问我是否看过一篇标题引人注目的文章：《去吃感恩节晚餐安全吗?》

我问：“这是去年的文章吗?”

“不，这是几天前的。”她说，声音低得像咆哮。“这些人啊。”

我年纪足够大，还记得那些美好的旧时光，那时的假日建议都是关于“如何与茶党叔叔谈论奥巴马医改”的各种各样的内容（茶党是2009年初兴起的美国财政保守政治运动，支持小政府原则，主张降低税收）。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我们可以期待更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元伦理学的思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巴洛克阶段（元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以伦理学本身作为其研究对象。“巴洛克”指复杂、夸张、眼花缭乱的事物）。

如果奶奶几天前才打加强针，我们两岁的儿子在圣诞聚会上可以和她拥抱吗？除了在把土豆泥弄得满身都是的情况下，小孩子应该戴上口罩吗？我们的长女终于参加了她的第一次（戴口罩的）过夜活动，与其他完全接种疫苗的10岁孩子在一起，但其中一个孩子的兄弟姐妹在日托所检测出阳性。她应该待在家里还是戴上口罩去参加？Omicron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我的话听起来不那么轻率：没人在乎这些。从字面上讲，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如果是的话，那篇文章就不会写出来了。但在专业人士和管理阶层居住的世界之外，也就是除了美国几个主要的大都市地区，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美国人正在过着新冠疫情已经结束的生活，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所在的密歇根州西南部农村地区，以及全美各地类似的社区，情况确实如此。人们不会特别关注病例情况、住院统计数字或死亡报告，即使每年这个时候住院数字总是很高，也没有引起很多注意。

我并不是要否认疫情的持续存在。为了撰写本文，我查阅了我所在县的疫情数据，发现平均7天的阳性检测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自2020年6月以来，已有136人的死亡归因于新冠病毒。

我想说的是，病毒根本不在我和我的邻居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几个月来（甚至更长时间）一直在不戴口罩、不做测试（除非工作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像对待人力资源部门的其他傻事一样来推脱），以及其他证明疫情存在的标志。

实际上，就我而言，当我说很长一段时间时，我指的是将近两年，也就是几乎从疫情一开始就这样。2020年，我参加了两场婚礼，到处旅行，和孩子们一起度假，在酒吧和餐馆待了几百个小时，所有这些都没有戴口罩。

今年，我和妻子迎来了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在她怀孕的过程中，从怀孕测试呈阳性的几个月后第一次打电话给助产士，直到分娩后，任何卫生保健专业人员都从未提起过新冠病毒的问题，包括她来自纽约的好友助产师。

与此同时，自2020年4月以来，我们的孩子们继续参加每周的家庭教育合作项目，他们从未戴过口罩，如果在很特殊的情况下看到口罩，他们都明显感到不舒服.直到最近，儿童心理学家和其他医学专家才能坦率地承认戴口罩的原因。

孩子们继续每周看望朋友和家人，包括他们的曾祖父母。据我所知，他们隐约意识到“细菌”是一个远虑，但只有我们6岁的大女儿，对去年我们教区短期暂停公开弥撒的事有印象，当时我们周日上午在家祈祷。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所有成年人都要打一针加强疫苗；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接种过。当我读到《可能需要第四剂疫苗的人》这样的标题时，我发现自己真的感到震惊。等等，现在有第四针了吗?如果我说我知道所有的变种是什么，或者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那我就是在撒谎。

这些变种听起来都像是某个低端动作片系列的最新作品：汤姆·克兰西(美国畅销小说作家)的《Delta变种：杰克·莱恩最新集》（一部于亚马逊出品的政治动作惊悚电视剧，改编自汤姆·克兰西的小说），《变形金刚4:Omicron的崛起》。疫情对我来说是无形的，除非我在看新闻，在这种情况下，它与所有关于遥远的缅甸政变的报道一起让我为之震动。

当然，我们家在2020年的经历有些不同寻常。但我敢打赌，我现在与大多数美国同胞的关系，要比那些在媒体和精英机构中近乎荒谬地占了绝大多数的人更近，后者仍然真切地担心这种病毒。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情况一直更符合典型的美国人疫情期间的经历，而不是那些住在纽约、华盛顿特区或洛杉矶的人。

撇开是否有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支持户外病毒传播的问题，请允许我指出，我从未见过有人在户外戴口罩，直到我3月份在华盛顿特区工作。对于一个从未在任何情况下戴过口罩的人来说，我发现成千上万的人在户外冷漠地戴着口罩是件很奇怪的事，包括那些在晚上离开酒吧或餐馆后独自或结伴而行的人，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在室内摘下了口罩。

更奇怪的是，看到人们在街上互相认出对方，并随意拉下他们的口罩，有时但并不总是停下来交谈的场景，就像爱德华时代的绅士脱下他们的大礼帽。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我所在的美国地区，人们看到的唯一带着口罩的人是独自坐在咖啡馆里的忧郁少年，他们似乎用口罩来将自己与飞地的平庸生活区分开来（flyover country，指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像我曾经在T恤衫上涂写反布什的标语一样。不管怎么说，这种老式的青春期焦虑的存在是令人深感振奋的。

就我和我妻子而言，一种狭隘的感觉笼罩在对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令坚持不懈地遵守上。按照欧洲的标准，就像美国医疗机构坚称孕妇不能喝咖啡或葡萄酒一样，对在学校戴口罩感到焦虑是愚蠢而荒唐的规避风险的行为。

事实上，在纠结于接种了疫苗的教师是否应该在学校中摘掉口罩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些狭隘的、清教徒式的、明显的美国特色。(当我读到这类文章时，我体会到了间接的尴尬，就像我在罗马亲眼目睹一位美国游客让一家饮食店的服务员把刚才这位服务员正在吸烟的烟灰缸，从露天餐桌上拿开时的感觉一样。)

我总是忍不住想问那些不停地引用各种公共卫生机构对口罩和加强剂说法的人，他们是否知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如何定义“问题饮酒者”的？答案是，我的妻子和我几乎所有的女性朋友，每天都喝超过一个“单位”的酒。

同样是这些权威人士，如果被问及，他们可能会说，吃生牛肉末或生牛肉挞，或在宿醉后服用泰诺也会有风险。(更不用说大麻了，它当然在联邦仍然是被禁止的。)我的意思是，成熟的成年人通常能够对过于严格的指导方针视而不见。但就疫情而言，许多人并没有这样做。

我希望我能说服自己，在我的疫情生活中，我们确实经历了一次对通常模式的突破，在这种模式中，奇怪而愚蠢的新事物被中上层阶级热情地拥抱，包括无过错离婚（指要求离婚的一方配偶无需证明对方配偶存有过错，而只需简单说明夫妻双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便可获取法庭的离婚判决）、工厂切片面包、冷冻食品，当然还有婴儿配方奶粉。然后当下层阶级也这么做的时候，中上层们才意识到这么做并不是个好主意。

但我担心，未来，至少在大都市地区，精英们迟早会承认自己的愚蠢行为，同时继续将其强加于人。就我而言，如果在未来几年，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人们都期望即使是接种过疫苗的服务业工人也要戴上口罩，这将是对他们身份的最终确认。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休闲装已经抹去了许多曾经最明显的阶级标志。

毕竟，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度过感恩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