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发表文章，随着中国对科技企业日益严格的监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风险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国有资本大规模地渗透进私营企业，并获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控制权。加美编译，仅供参考。

作为世界上最精明的科技投资者之一，它可能使人感到困惑。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CIIF）的投资组合令各地的风险投资家都羡慕不已：它拥有TikTok北京母公司字节跳动的部分子公司，以及微博，一个类似推特的平台，它还拥有中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集团之一“商汤科技”的股份，以及流行的短视频服务“快说”。这家基金的投资名单就像是中国科技行业名人录。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投资的条款，CIIF在字节跳动子公司的1%股份，使其有权任命三个董事会成员中的一个，字节跳动拥有经营国内短视频业务的关键许可证。CIIF与在纽约上市的微博达成了类似的交易，仅以1070万元（150万美元）就获得了1%的股份。这些公司好像不需要更多资金，CIIF也不十分分关注这些投资带来的巨额回报，它计划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足以与硅谷大型风险投资公司相媲美。

这是因为这家成立仅5年的投资公司并不是典型的投资者，CIIF本身由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所有，这是一个强大的互联网监管机构，这种安排类似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Facebook和推特等科技集团中以折让价收购股份，获得任命董事会成员的权力，进而引导他们朝着它认为合适的方向发展。

CIIF的投资狂潮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正在中国形成。近年来，在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监管机构对科技行业发动了监管风暴，政府认为科技行业的影响力太大了，且偏离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马云等科技巨头已经被压制。整个商业模式被改写，中国经济的基调也随之改变。

让现代经济的制高点屈服于共产主义政权，这可能是意料中的事情，国家对私营公司的投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引导基金”，即把资金投向半导体和其他有利领域的大规模国家工具，已经成为中国投资领域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

在过去20年里，这种活动的规模急剧上升。

根据北京清华大学的白崇恩、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的谢长泰和其他两位学者的一份论文中指出，国有投资者投资的私营公司，从2000年占中国所有注册资本的14.1%增加到2019年的33.5%。虽然国家控制的投资者数量没有太大变化，但每一个都与私营公司进行了大量的业务往来（见下图）。

因此，今天的中国企业格局最恰当的描述，是一个庞大的国营和私营商业综合体。到2019年，有超过13万家私营公司与国有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而在本世纪初只有4.5万家。

自那以后，国家投资的私营公司数量激增，几乎占了中国新注册资本的全部。根据研究公司Dealogic的数据，对私营公司的公共投资从2016年的94亿美元猛增到2020年的1250亿美元，不过今年似乎将有所下降（见图表）。

这意味着中国的商业增长与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技行业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监管一直是科技行业的重中之重，偶尔会有一个大亨被拉下马来。现在，中国政府认为这样的措施还不足以确保企业家们遵守规定。

因此，政府的触角通过金融利益直接延伸到更多的私营公司，这正在成为控制私企的一种机制。政府的“黄金股”，即拥有公司高度控制权的小额投资，已被传了多年，直到最近才在微博和字节跳动等媒体上被披露。投资者利益集团亚洲公司治理协会的李娜娜（音译）说，国家投资的这一特点可能还会继续扩大。

不知不觉中，那些曾经为了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上站稳脚跟而不惜花费巨资的全球投资者们，也被卷入其中，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对新的安排感到满意。更多的人可能会陷入困境：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国家投资初创企业背后的力量，最近被授予审查中国大型科技集团在海外上市的权力。

CIIF董事长吴海宣布，CIIF是中国“国家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队”是最重要的国有企业的统称）。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孙欣（音译）说，政府已经为CIIF支持的企业提供了慷慨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但是，他补充说，这些投资也加强了监管审查，甚至让党对企业的管理有了更大的直接控制权。

然而，CIIF的目标在风险投资公司的宣传手册中显得很突兀，承诺不在它的投资中追求“过度的利润”，这与高层官员最近关于中国科技集团的“野蛮增长”和“资本无序扩张”的信息相吻合；它的重点领域——AI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和区块链，与政府在第14个五年计划中（国家最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优先考虑的行业相吻合。

毫无疑问，风投公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字节跳动表示，CIIF的投资对它的运营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这是真的，那说明公司的意愿和新的国家政策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TikTok的所有者已正式将工作时间限制在上午10点至晚上7点，这一变化是在国家责备马云和阿里巴巴高调支持“996”工作时间后发生的，字节跳动和其他一些科技公司一样，在监管风暴期间经历了创始人退居幕后。

随着中国领导人遏制科技宠儿的模式变得更加清晰，潜在的弊端也随之浮现出来，其中一个弊端是一些日益教条的做法中存在的笨拙性。过去二十年来，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这些伙伴关系历来关注的是商业，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

谢长泰表示，最近有迹象表明，地方政府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比如频繁地开展“学习会”，即党的官员聚集在一起阅读和讨论领导人思想的优点。他说，在国家和私营公司之间建立联系变得更加困难，需要与更多高级领导人建立非正式的联系。

另一个问题是与政府有关联的新股东对风险的规避。中国的模式最近被经济学家葛艺豪描述为“风险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模式模仿一个大规模的企业投资者，在各种早期公司中持有少量股份，CIIF本身也配备了具有技术和创业投资经验的高管。

然而，国家是一个胆小的官僚，不喜欢风险。与政府联系的公司合作的私营部门高管描述了官员们越来越害怕犯错的现状。柏林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尼斯·格伦伯格说，在投资上损失公共资金似乎不是最大的担忧。相反，真正的失误是未能控制那些与意识形态相悖的公司。

因此，中国的经济新时代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国有资本家对违反意识形态指令的恐惧，可能会降低投资回报、扼杀企业活力。如今在中国做生意，内部人士最看重的指导是如何能够不触犯党纪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