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驻华盛顿记者Alexander Panetta分析了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加美墨三国峰会对加拿大的意义。他认为，由于美国现在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以及墨西哥，与加拿大的关系已经变成了次要的。然而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却有增无减，如果加拿大希望重新获得影响力，将需要更加强硬的态度。

在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华盛顿之行中，头顶上嗡嗡作响的直升机只是加拿大人面临的艰难新现实的一个标志。

特鲁多在未能说服美国人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动汽车计划中放宽对加拿大的限制后，为这次访问画上了句号，并对这一新现实发出了漫长而响亮的警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想法并非反常：眼下这个时代与美加签署了“汽车公约”（Auto Pact）的1965年，以及刺激了几十年加美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有很大不同。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与一个忧心忡忡超级大国为邻，而这个超级大国又被世代性的挑战所困扰，加拿大在其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角色。

让这一情况变得更为清晰的是这一幕：在一家俯瞰白宫的豪华酒店里，特鲁多刚刚发表了关于两国之间宝贵纽带的演讲。

而一架绿白相间的直升机很快出现在地平线上，并缓缓地飘到了总统府的南面草坪上。拜登从海军陆战队一号上跳了下来。

正当特鲁多吹捧这些关系时，美国总统正从他自己的演讲活动中回来，他不顾加拿大人的反对，加倍强调了他对汽车行业的计划。

在底特律的一家通用汽车工厂，拜登明确阐述了他的电动汽车税收优惠计划的目标：“购买美国制造、工会制造的清洁车辆。”

现在的一切都围绕着中国

但总统在那次演讲中还说了一些话，揭示了美国人心理的一个层面，在这一特定的时刻，这种心理弥漫着其他一切。

拜登称这是一个历史的拐点，他把世界比作一个棋盘，所有的棋子都在其上移动；他预言后人会对我们的时代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有没有与中国竞争？

这种对失败的恐惧几乎充斥着华盛顿的每个角度，害怕失去经济实力、失去制造能力、失去军事优势。

即使在美国接待它两个最接近的邻国和最大的客户，并举行所谓的“三个朋友”峰会的一周里，北美地区会面也仅仅是美国内第二大的国际事件。

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视频电话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媒体报道，而且也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无限的好奇心。

只需看看谷歌的搜索统计。对拜登和中国领导人的搜索，远远超过了对拜登和特鲁多的搜索。

当美国记者有机会在拜登与特鲁多会晤期间在椭圆形办公室问他一个问题时，他们提到了中国，问他是否会考虑对北京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

拜登说他可能会。

在特鲁多访问的同时，美国国会接近于通过一项中国竞争法案，这项法案将为高科技产业提供资金，并要求美国将处理中国问题的情况，报告给盟友，如加拿大。

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墨西哥是重点

美国在离家近的地方也有其他关切。

当美国政客们谈论这个北美大陆或他们的边境时，通常会谈到对墨西哥的担忧。

他们的担忧涉及来自南方的移民，以及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是否会流向南方。

事实上，这些担忧也是美国人对修改拜登的车辆计划如此犹豫的原因之一。这项税收优惠的一个目标是引导汽车装配厂从墨西哥回流，因此也很难只豁免一个美国邻国，却不豁免另一个。

在周三关于特鲁多之行的白宫记者会上，加拿大甚至也只是一个次要话题。没有人问及汽车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加拿大媒体机构有机会提出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关于移民、边境、中美洲和墨西哥的能源市场重新被国有化的举措。

白宫没有在北美领导人峰会后安排三边新闻发布会。

在他的一次露面中，特鲁多暗示，他已意识到加拿大被它唯一的邻国所忽视了。

特鲁多在一个智库的活动上说，“你在国内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就很容易不关注世界。”

“加拿大的优势在于它足够小，所以我们总是在观察，越过边界观察你们在做什么，也在观察全世界。”

加拿大可以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

特鲁多在国内批评者可能会认为，我们失去的一些影响力是咎由自取。加拿大在世界事务中，在维持和平、对外援助或大陆防务方面，说得比做得多。

或者说，加拿大可以像斯蒂芬·哈珀所建议的那样，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来尝试恢复与美国的一对一关系。

或者，由于加拿大没有阐明明确的中国政策，也没有在让华为进入5G网络的问题上采取立场，这让美国感到沮丧。

我们现在无法测试这些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我们能做的是评估目前的世界与我们所习惯的世界之间的差距。

早在北美经济一体化的黎明时期，当美国还是一个年轻的超级大国时，加拿大和美国签署了“汽车公约”协议，这项协议预示着北美大陆的自由贸易协定。

加拿大当时并不是通过礼貌的方式获得这项协议的：它威胁要征收关税。当时纽约时报认为这个北方邻国咄咄逼人的贸易行动迫使华盛顿让步。

现在的美国与汽车公约时的美国

1965年1月，当两国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都把他们的分歧放在一边，谈到了两国之间不断增长的信心。

这项协定立即产生了效果。就在协议送交国会的当天，克莱斯勒公司表示将在加拿大建造8万辆汽车用于出口，与此同时，美国对加拿大的零部件和汽车出口也迅速增加。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双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失去了它在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且不仅是在全球汽车市场，甚至也在自己的国内市场。在几年内，美国的汽车进口率从4%上升到近25%。这一趋势线仍在继续，因为美国被墨西哥、中国和自动化取代，失去了数百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

现在，一种新的贸易理念正在席卷华盛顿，而特朗普的前贸易代表已经详细阐述了这一理念。

这种观点是：制造业不同于任何其他行业。它对繁荣的中产阶级、更健康的社区和确保未来财富的高科技研究至关重要。

因此，让制造业回归往往被认为是扭转一些暗淡趋势的一剂良药，在一个曾经拥有全球40%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现在只有20%多；它的国防开支曾超过世界总额的一半，现在是40%；在研究支出方面高于所有人，现在几乎与中国并列；以及从预期寿命的飙升到由所谓的“绝望之死”（注：美国中年人的非自然死亡率增加，原因包括用药过量，酗酒以及自杀等）所造成的小幅下降。

那么加拿大又该何去何从呢？

尽管车辆税收抵免还是有可能发生变化。周五，就在特鲁多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这是对他此行的一个象征性的告别，但却是他完全不想要的。

它仍然可能在被参议院被修改，也许是由一名参议员进行调整，也许是由解读参议院规则的官员（即参议院的法规专家）进行调整，她可以认定它不符合预算法案的程序。

然而，加拿大却一如既往地依赖着美国

但是，1965年“汽车公约”的一些发起人就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即使在加拿大内阁内部，也有人担心它可能使我们的国家永远依赖我们的南方邻国，容易受到它的干扰。

如今，加拿大内阁部长们喜欢来到华盛顿，提醒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说我们是他们的头号客户，而且我们帮助创造了数百万个美国的就业机会。

这也恰好正是事实；在1965年，大约20%的美国出口到了加拿大，今天，仍然是18%左右。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加拿大人不太喜欢在公开场合提出的连带推论：我们更加依赖他们，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他们。

我们对他们作为客户的依赖程度，是他们对我们的四倍，甚至比1965年时还要多。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购买加拿大出口产品的比例不到70%，而现在是75%。

加拿大现在的任务，是继续在一个它的重要伙伴在设计政策时主要考虑到中国和墨西哥的世界中前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只是附带的损害；而华盛顿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被束缚得无暇顾及我们。

拜登在与特鲁多的会晤开始时，分享了他对加拿大的热情感受。

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坐在特鲁多旁边时说：“这是我们拥有的最简单的关系之一。也是最好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