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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新冠ICU华人护士:抢救病人惊心动魄,生死之间分不清谁更不幸

文|佐溪

自去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世嘉堡地区一家医院重症监护室(ICU)工作的护士Anna(化名)肩负起了照顾新冠重症病人的责任。

如今,Anna所在的ICU病房几乎恢复到了疫情以前,偶尔有一两个病人,病情也不像此前那么严重,不用上呼吸机。“(ICU)的病人数量几乎是清零了,这两个月都没有死亡病例”。

但回想疫情爆发之初的场景,Anna仍觉得惊心动魄。

Photo by Natanael Melchor on Unsplash

床位不够用,医院超负荷

新冠疫情以前,Anna所在医院的ICU病房只有12张病床,但在疫情爆发后的一两个月之内,医院将隔壁科室的病房也腾出来,将ICU的病床扩充到了23张,除了留一两张病床用作急救插管的负压病房,所有病床都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

Anna说:“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实在没办法接诊,刚插好管的病人直接坐直升飞机运到别的城市。”她表示,在加拿大第二、三波疫情的时候,世嘉堡的病人特别多,附近多伦多市区的医院病房也都满了,只能每天送一两个病人到渥太华、金斯顿这样还有多余病床的城市。

尽管以前就在医院ICU病房工作,但疫情爆发以后,Anna的工作强度大大增加。

每天常规工作12小时但需要随时候命,一对一照顾一个病人。她没时间上厕所、吃饭、喝水,常常找不到其他同事帮忙照看,每天十几次换上和脱下所有装备、无数次洗手。

第一波疫情的时候,由于加拿大大量的物资都捐给了武汉,Anna所在的医院虽然存了些库存,但也规定,N95口罩基本上在用了四天以后才能扔掉(护士一般连轴工作四天、休息五天)。

“以往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在隔离病房使用过的装备都是一次性的,但这回面对这么严重的病毒,医院让我们重复使用口罩,我们很不习惯、很害怕。” Anna说,医院表示只要口罩是干的,或者不是在插管、抢救使用的时候就可以重复使用——因为插好管了,病毒封闭在管子里,空气就是相对安全的。

在这种担忧下,Anna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住到了其他地方,自己则住在地下室,家里用过的餐具都要消毒,每天下班洗完澡再回家,“有一段时间天气特别冷,我头发没吹干,下了夜班回家就开始头疼,就老觉得自己得了这个病。” 

所幸的是,Anna所在的ICU病房,没有一个医护人员由于工作而感染新冠病毒。

在医院,ICU的新冠病人时时牵动着Anna的神经:管子从嘴巴插入到肺部会让病人非常难受,要用镇静剂;病人吸氧太多会打破身体的酸碱平衡、降低血压,要用药来提升血压、调节酸碱度;病人大量用药会对肝肾造成损伤,得插管来洗肾;要时时监测血氧、心跳等各种数据,病人翻个身或者咳嗽,血氧会骤降,护士就要马上帮着吸痰。

为了防止病人长时间卧床长褥疮,护士们需要每隔两小时一起为病人翻身——虽然病床有自动翻身的功能,但护士们还得时不时看看病人臀部有没有长褥疮。

“我记得有一天,我这边一个几百磅重的病人需要翻身。但那天大家都特别忙,都在忙着救命,根本找不到人帮忙,我的手和脚都扭到了。” Anna说道,很多时候,这些病人并不知道这是为了帮他们,觉得躺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折腾自己。“他们往往处在半清醒的状态,甚至觉得护士们是要打人,就会跟你犟着来,你让他往右,他偏要往左。”

她理解,其实很多病人在患病之初内心也无比焦灼。

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个华裔中年男子。当时他刚进到ICU病房,还没插上呼吸机和管子,就吵着要起床回家,说自己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有妻子和孩子要照顾。医护们告诉他,这样出门很危险,随时可能喘不上气,必须要吸氧,要用消炎消肿保护肺部的药。

但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说自己没有得新冠。后来好不容易给他吸上了氧,他还一直拔氧气管。Anna说:“最后我们给他用上了呼吸机,插上了管子,打上了镇静剂,他这才安静了下来。”

所幸的是,这个病人后来好转了,在普通病房待了几周之后就回家了,出院时还向医护们道歉和感谢。

Anna说,在遇到特殊灾难的时候,人们通常都有几个反应阶段,第一反应就是出于害怕的否认(觉得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然后是生气。而那天晚上的这个病人正好就处于否认和生气之间的心理状态。“他就觉得,‘为什么会是我呀?’其实(认识到病情)只是需要有个过程,慢慢过渡。”

其实这样的病例在ICU并不少见。Anna说,很多病人在病房里非常难受,缺氧、不清醒的时候会骂人、拔管子,清醒过来后甚至都不知道、不记得自己当初是多么不合作。

无奈的是,也有人还没来得及接受现实,就在病房里去世了。

Photo by Olga Kononenko on Unsplash

生死之间,选择往往身不由己

进入ICU病房的时候,新冠病人已经插上了管,用呼吸机帮助呼吸,护士会调节他们的给氧。一些病人一开始被给到50%的氧气,到后面可以越给越少,慢慢可以重新自主呼吸,最后终于拔管。

但也有病人一开始给了30%的氧气,逐渐增大剂量也不见好转,血氧还是不断下降。即使最后给了100%的氧,让机器用最高的参数设置来工作,也无济于事。“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机器也工作不下去了,本来我们是想把氧气像吹到一个气球里那样帮助他们呼吸,但现在,气球变成破棉花了。” Anna说。

ICU病房的病人家属不能探视,Anna就拿着iPad帮助他们和家人视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多数病人也只能和家人隔着一道门。”

生死之间,Anna有时并不能分清谁更不幸。

实际上,插呼吸机是种很有侵入性的行为,病人们依赖机器呼吸后,脖子的很多肌肉失去了功能,即使肺部功能逐渐恢复,在拔除气管之后,依旧不能协调呼吸,更不用说咳嗽、咳痰这样的大动作,“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肌肉功能,很多老人根本恢复不了,后来还是去世了。”

由于没法自主呼吸,一些病人在拔了气管之后,又反复插回去。医护在他们的脖子附近打一个洞,也就是人造一个气口,将呼吸机从这个洞口插入,等慢慢恢复(有时候需要几年)以后才能拔掉,等小洞慢慢愈合。

还有病人由于吸氧,血压掉得厉害,医护就药给予强压治疗。但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身体末端的手指、脚趾可能就会供不到血,这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更危险。

“有一次,我们抢救病人的时候,他的脚从脚腕以下开始发黑,估计这个病人最后只能截肢了,” Anna说,虽然很挣扎,但为了救命,医护们往往也只能选择先抢救心脏、肝肺等重要器官的功能,但有些病人家属就会不理解,认为他们没有照顾好病人。

尤其是当病人本身患有重症、年纪又非常大的时候,往往在进行第一次抢救后还是会重蹈覆辙,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抢救。 

“我们会和家属沟通,告知他们如果再次抢救,状况会不如现在,是不是要放弃抢救,让病人少受些罪,平静地过去”。在给病人做心肺复苏等最后的抢救时,Anna用来挤压的双手都能感觉到病人肋骨的断裂。

由于ICU的病人大部分时间都插着各种管,Anna几乎没法了解他们的遭遇。但从抢救人员的角度来看,病人有时可能并不希望自己以这样痛苦的方式活下去或是离开,“病人清醒的话,不一定会希望自己被这样抢救”。

Anna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病人家属的选择有很大不同。有些人选择让自己的家人平静地离开,也有些子女觉得不论怎样都要救活自己的父母。“放弃对很多病人家属来说是残忍的,不论病人受多少痛苦,他们最后还是会选择抢救。”她说。

即使抢救过来,病人也要面对一系列后遗症,其中包括褥疮。Anna说,褥疮也分几个阶段,一开始可能只是皮肤腐烂,慢慢就会肌肉组织腐烂,到后面骨头周围都烂了。一些病人本来没有,但进了ICU病房就长出了褥疮;还有一些病人本来就有糖尿病,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褥疮就会加重。严重的时候,护士们要用机器把病人患处分泌的液体抽出。

最难熬的那段时间里,Anna每天都盼着一天快点过去,“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病人好了,刚送走,就又来一个。”她会想,每天都这么忙,这么下去,我能不能干到65岁?每天这么大工作强度的话肯定做不到。

在来新冠ICU之前,Anna就在医院的ICU工作了几年。刚去的头半年时间里,她几乎抑郁,时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上班。“太难受了,每天面临生死,看着病人受苦——动刀子、插管子、上机器。”

直到工作一段时间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她才觉得好受些。病人的家属会推着病人来探访医护,和他们合影,表达感谢,肯定他们的工作。

“病人送来的一杯咖啡就让人觉得很温暖,” Anna说。

Photo by Ed Us on Unsplash

第四波疫情后,进ICU的都是没打过疫苗的人

Anna发现,第四波疫情以来,来ICU病房的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病人。

和前几波重症病人都是抵抗力差、年纪大、肺部功能本来就受损的病人不一样,现在来ICU的多是年轻人。Anna觉得,这可能和老年人都已经做好防护,而年轻人喜欢到处走而且不打疫苗有关系。

她也遇到过那种临死都不觉得是新冠病毒害了自己的病人。“一个六十多岁的白人男性,不打疫苗,也不相信有病毒,觉得是政府在骗他。” Anna说,这个病人在刚送进医院、还清醒的时候不让医护做新冠测试,后来心跳突然停止,抢救的时候才被逼做了测试,但抢救过来一段时间后又复发,最后还是抢救无效,死于新冠。

Anna说,不相信疫苗的病人大有人在,作为医护虽然生气,但也尽量不去和病人争论,而是利用一些机会给到他们一些客观的事实。

9月上旬,一个自称“加拿大前线护士”的组织在加拿大十个省份的多个城市发起反疫苗示威,以抗议疫苗强制接种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安省省长福特的女儿最近也多次在社交媒体上抨击政府的疫苗政策。

在Anna所在的医院,原先也有不打疫苗的医护。后来,医院施行了强制疫苗令。

“加拿大是个自由社会、这种人(不相信疫苗者)永远存在,” Anna认为,打不打疫苗虽然是个人选择,但如果损害到大众利益的话,就得三思。

她认为,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教育需要强化,疫苗教育需要从小加强,“医护等专业人员由于接受过系统的知识、训练和教育,可以理解疫苗运作的原理。但很多人是因为知识所限不相信疫苗。政府应该多给他们讲讲疫苗是怎么工作的,有效度怎样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