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弗拉姆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评论称，关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斗争远不止是法律问题。班农之流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还有人记得“芝加哥七君子”（The Chicago Seven）吗？

（编者注：“芝加哥七君子”，原为“芝加哥八君子”，指的是1968年8月计划赴芝加哥参与民主党全国大会抗议活动的艾比·霍夫曼、杰瑞·鲁宾、汤姆·海登、伦尼·戴维斯、戴维·戴林格、李·维纳、约翰·弗洛尼斯和鲍比·希尔8人。这8人在五个月后，因煽动暴乱被捕。他们被美国联邦政府指控有阴谋地、跨越州界意图煽动暴乱。

在鲍比·希尔的案件被宣布为无效审判后，“芝加哥八君子”变成了“芝加哥七君子”。

剩下的七人中，其中五人被指控犯有跨越州界意图煽动暴乱罪并被定罪；另外两人被指控教示威者如何制造燃烧装置却被宣告无罪。所有的定罪后来都在上诉中被推翻。值得一提的是，在陪审团审议时，法官判定霍夫曼和他们的律师犯有藐视法庭罪，并判处他们三个月以下至四年以上的监禁。这些定罪后来在上诉中被推翻，一些人在不同的法官面前被重新审判。最终法院仍判定，其中四人的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罪，但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他们是一群迥然不同的激进分子，其中有的人彼此认识，有些人素不相识。1968年的大选年，他们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惹了麻烦。他们被起诉并被追究责任。之后事情的走向，对于政府来说，可以算是糟透了。

控方认为自己正在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被告人却通过各种奇葩的方式来吸引媒体关注，以显示对规则的完全蔑视，并宣传公众与他们一样蔑视规则。控方在执行法律；而辩方则以政治作为反击。

对班农藐视国会的起诉是一场类似法律、正义和权威之争的开场白。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大厦袭击事件，比芝加哥街头的混乱更接近美国民主的核心。1968年，那起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主要是由警察引起的；而2021年，国会暴乱事件是由支持特朗普的暴徒发起的，期间一名警察被迫开枪保卫他有责任保护的官员们。

不过，尽管暴乱的细节不同，但当年“芝加哥七君子”对法律权威的欣然蔑视，与今天亲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国会希望听到亲特朗普的党派人士讲述他们对1月6日暴乱事件是否有事先了解，当日暴乱者试图阻止对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认证。

在特朗普的指示下，这些铁杆拥护者采取了不合作的策略，声称被击败的前总统应永久享有总统行政特权。

这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法律策略，甚至算不上是一种法律策略。这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是像多年前“芝加哥七君子”在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的法庭上所使用的策略一样，对亲特朗普的党派人士所鄙视的法律和宪法制度进行诋毁。

特朗普拥护者们一开始就拥有“芝加哥七君子”所缺乏的巨大优势。他们有一大批不断增长的投票者站在他们一边，而且他们还得到了全美最强大媒体机构的支持，包括Facebook等类似于媒体的社交平台。

得益于这一优势，特朗普的拥护者不需要说服任何人。他们不会在意自己的借口是否自相矛盾。他们说，什么都没发生，却又说所做的事完全合理；他们说，特朗普什么都没做，却又说特朗普完全有权这么做。

他们的论点不必说得通，因为他们的选民并不关心是否说得通。他们的选民关心的是被允许无视和蔑视曾经约束美国社会的法律规则。这就是他们的手段，这就是班农之流要耍的手段。

寻求许可和授予许可正是1月6日暴乱发生的最根本原因。特朗普的支持者通过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说法逐渐激进起来：

特朗普并没有真正输掉。

如果一个州的立法机构中有多数人不同意该州的选举结果，就有权推翻结果。

如果副总统愿意，他可以启动这一逆转程序。

如果副总统不同意，绑架他并用枪指着他的头直到他改变主意是合法的。

如果阴谋失败，任何试图追究潜在绑架者责任的行为都是不公正的政治迫害。

现在，到2021-2022年，眼下这些人要重复那种否认和辩解的万花筒式转变策略。像“芝加哥七君子”一样，班农了解嘲笑和蔑视的政治力量。他不会按别人的规则行事，不会来受审。即使他最终就1月6日的事件作证，他也不会按规则行事。

班农和特朗普分散注意力和否认的策略不一定会成功。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现实。但为了防止该策略奏效，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国家自卫最重要的基础是：始终牢记刑事起诉在处理政治不法行为方面的局限性。许多事情是错误的，但并不违法，当然也不会被证明是犯罪。刑法要求有压倒性的证据。对无法认识到自己犯错的人进行定罪可能非常困难。

罗伯特·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应该能特别清楚地表明，在政治背景下刑事程序的不足。当美国需要从穆勒那里了解，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公职候选人和总统，是否与俄罗斯有不当联系时，穆勒却忙着寻找严格符合法律定义的犯罪阴谋的证据。

但是，一个商人希望从躲在外国独裁者身边的人那里获得巨额报酬，并不是一种可起诉的罪行；他在镜头前谎报与那个人的交易，也不是可起诉的罪行；特朗普被秘密告知俄罗斯方面拥有政治对手潜在的破坏性信息，不是可起诉的罪行。一旦诉讼时效过期，即使是洗钱也不再是可起诉的罪行。

在穆勒调查的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关注“特朗普通俄”事件的人被引导到希望这件事会以特朗普走人的方式结束。兴奋的反特朗普媒体时不时会夸大美国人对联邦检察官能够或将要做什么的期望。他们有时甚至将谣言夸大为报道。他们寄望于一个救世主般的人物，并高呼着：“穆勒要来了”。

只可惜穆勒什么也没带来，因为特朗普的司法部对穆勒工作的定义，禁止他查看最重要的东西。

再者，特朗普的军师科恩很久以前就作证说，特朗普不留纸面痕迹。他不会口头直接下命令。他只会发出他想要什么的信号，然后让他的下属自己去想如何取悦他。在1月6日之前的几周里，特朗普很可能保持着这些年一直以来的习惯。

以合宪性和合法性的支持者为一方，以特朗普和支持他的人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斗争总是不对称的，就像1968年法律和“芝加哥七君子”之间的斗争。那些试图保护特朗普免于为1月6日暴乱承担责任的人，知道他们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且在国内建立了一个支持他们的庞大选区。

维护法律的斗争不可能由法律本身赢得，因为在暴力面前，法律的价值正是被争议的东西。未来的斗争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哪一方能够组建更大和更多的联盟，这一方就能赢得这场斗争。特朗普方面对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反对特朗普且捍卫美国法律和民主的人们也需要有同样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