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发布文章，分析了拜登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社会支出法案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文章认为，目前美国阶级固化严重，阶层流动性不断降低，而仅凭一个一揽子计划，而且还是最终可能会大幅缩水的计划并不能一下子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建议拜登政府将重点放在为儿童提均等教育的投资上，从根本上重建破碎的“美国梦”。

20世纪40年代，老约瑟夫·拜登从早期的富裕沦落到几近贫困。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艰难找工作时，他们一家人不得不和岳父家住在一起。后来，他在特拉华州当了一名二手车销售员，重新建立了中产阶级的安逸生活。尽管他的儿子、现任美国总统乔·拜登把重心放在中产阶级的福祉上，但他也非常关心加入或重新加入中产阶级的机会，以及在中产阶级中上升的机会。

拜登的个人故事与美国迫切需要的东西相吻合：增加社会流动性。拜登在谈到他的“重建得更好”系列法案的实质时说，它们为人们提供 “一个公平的机会，以建立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取得成功并繁荣发展，而不是苦苦挣扎勉强度日”。

如果说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标志性的成就，那就是3月份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纾困计划法案》中扩大的儿童税收优惠。自7月生效以来，这些措施似乎已经将儿童贫困率降低了25%以上。

拜登一方认为，帮助弱势群体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认为，这些计划将“支持家庭，使劳动力和社会流动性更加包容，帮助弱势群体并促进经济增长”。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劳斯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们目前的社会流动率太低了。机会并不平等。孩子们的起点不一样”。

数据显示，这是无可争议的。美国，这个号称充满机遇的土地，现在似乎比加拿大或西欧更难成功，这是其经济和社会的一个基本缺陷。通过公共开支来改善这一状况是可能的，尽管非常困难。而且，对拜登来说，这样做的机会窗口即将结束。

长期以来，社会和经济地位应为努力得来，而非世袭特权来授予的想法被视为美国的典型观念。19世纪30年代，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赞扬了“鼓动民主社会的持续运动”，认为它稳定了民主。

卡尔·马克思说，可悲的是，美国的阶级意识潜力有限，因为“虽然阶级确实已经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而是在不断地变化和交换它们的元素。”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只有白人男子才能真正获得，非洲裔美国人和各种肤色的女性要忍受更长时间才能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但梦想仍然存在。

一个失控的美国梦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梦正在消退。经济学家所说的绝对流动性急剧下降，这是指孩子长大后收入超过其父母的概率。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渐行渐远的美国梦》的论文中，一个社会科学家小组发现，19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在30岁时有90%的机会赚到比他们父母更多的钱；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人，这种机会已经下降到50%。

这种显著的下降是由于一些长期的趋势，特别是教育作为经济不稳定和成功之间的区分因素的出现。美国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拥有大学学位的工人现在的实际工资比没有学位的工人高86%。更重要的是，自1979年以来，没有学位的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加。

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肯塔基大学经济学家詹姆斯·齐利亚克写道，2016年，“美国农村只有二分之一的低技能男性有工作，比大城市低15个百分点。”实际工资没有变化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与健康状况不佳密切相关，这使结果进一步恶化。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最近发表的研究显示，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

除了绝对流动性的急剧下降之外，相对流动性也出现了损失。相对流动性是一种将子女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与其父母在收入分配的位置相比较的指标。想想看，收入分配中处于最底层20%的家庭所生的孩子，有多大机会跻身顶层的20%？在一个出身并不重要的社会里，人们会认为从赤贫到暴富的可能性接近随机概率，即20%。在美国，这个概率只有7.5%。

与其他国家相比，这看起来尤其有害。这片充满机会的土地远远落后于欧洲福利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瑞典(在这些国家，这一几率超过11%)以及加拿大。

美国黑人的代际劣势尤其明显，他们逃离最底层20%的机会只有贫穷白人的一半。五分之一的美国黑人家庭三代以来一直处于收入分配的最底层的20%；对于白人来说，这一比例只有1%。

相比之下，在美国出生的富人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富人更有可能保持富裕，他们的孩子也有更高的收入。收入的遗传持久性是一种衡量方法，通过比较两个人父辈的收入，你可以预测他们的收入。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巴什·马祖德计算出，如果一个美国人的父亲收入是邻居父亲的两倍，那么他的收入预计将比邻居多60%。这比法国人(41%)、德国人(32%)或丹麦人(15%)要高得多，尽管低于巴西人(70%)。

我们得趁年轻摆脱这种状况

因为孩子们必须长大并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对他们的相对表现进行评估，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有滞后性；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提供的最新数据来自80年代出生、在21世纪初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成年人。

然而，很少有专家能想象社会流动性下降的趋势会在后代中被逆转。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能已经趋于稳定；情况很可能会恶化。

高等教育的回报(或者说对低等教育的惩罚)几乎没有下降的迹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可能会和同类人结婚，在稳定的婚姻中抚养孩子，住在优秀的学校附近，并投资大量资金补充孩子的教育。

社会流动性专家迈尔斯·科拉克认为，在这些方面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很可能会降低下一代美国人，在更加两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要想知道事情究竟是没变坏还是变得更糟，一种方法是寻找社会流动性的领先指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可以由不平等水平体现，尽管这个问题远未解决。

一个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的图表显示了一种经验联系，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社会流动性较低。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不平等程度高的州的流动性也更差。

最近在这方面最具创新的研究来自拉杰·切蒂、纳撒尼尔·亨德伦、帕特里克·克莱恩和伊曼纽尔·赛斯。他们利用数百万份纳税申报单的数据，制作了一幅高分辨率的流动性结果图。

这揭示了城市内部的巨大差异：社会流动性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居住的社区，甚至是街区。但它仍然与不平等呈负相关。其他因素，如更稳定的家庭结构、更好的学校、更低的种族隔离，与更高的向上流动性相关。

不出所料，不平等现象在美国黑人中尤其严重。9月，人口普查局报告称，2020年白人家庭的典型收入比黑人家庭高出61%，这个差距自1967年开始统计以来几乎没有改变。黑人和白人的贫富差距也没有改变，比例是1比10。

如果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互关系，那么这对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来说就不是一个好兆头。自1989年以来，美联储公布了国家财富分配的季度数据。该报告最新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数据首次显示，收入最高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中间收入者60%的财富。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美国60%的中间收入者的到手收入比例下降了，20%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上升了。1979年，扣除税和转移支付后，占中间60%的人拿到手的收入比例为50.8%。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45.1%，而前20%的人拿到手的收入比例上升至49%。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机会的绝对平等，从而将社会流动性提升到理论上的最高水平。但美国至少可以希望机会分配相对平等。有几项政策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尤其大，而这些政策恰好是美国落后于富裕国家的。

最明显被错过的机会是对儿童早期教育项目缺乏投资，以及在减少儿童贫困方面收效甚微。那些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本可以受益于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累进税制可以为这一切买单。它还可以降低可能无益的财富不平等，尤其是通过征收遗产税。

即使是一位在国会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总统，在推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花时间：丹麦不是一天建成的。拜登也不能一天就实现这些政策。

6个月前，当美国纾困计划提供1.9万亿美元的新支出时，拜登似乎在一种幻觉中挣扎，以为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能把所有他想要的都给他。随后，内部分歧的力量粉碎了这一幻想。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议程就不存在了。它意味着做一系列的选择。

我们可以一起打破这个陷阱

我们应该扶持年轻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玛雅·罗辛-斯莱特表示：“我们有相当明确的证据表明，(有小孩的家庭)拥有更多的财务资源，对健康、福祉和代际流动性有持久的影响。”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国是经合组织中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几乎是波兰的三倍。

原因并不神秘。典型的经合组织国家将GDP的2.1%用于儿童和家庭福利，美国仅为0.6%。拜登的“重建得更好”议程以一系列政策为特色，旨在让美国不再是一个异类，包括效仿许多西方国家，设立儿童税收抵免，普及学前教育和儿童保育补贴。

这一支出看起来并不像白宫10月28日发布的框架中宣称的那样宏伟。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已经减少了儿童贫困，这是3月份通过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的一部分；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只会再延长一年。

根据最新的谈判，全民学前教育将获得六年的资助，儿童保育补贴计划也是如此。当拜登政府发出一张有效的空白支票时，包括大多数家庭收到的儿童税收抵免在内的全民计划是有吸引力的。选择一个普遍但短暂的方案，而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永久性方案，就更难说得过去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用于补贴老年人的护理院的费用可能比用于儿童的费用要多。

那些本可以提高职场人士社会流动性的措施，正被缩减至无关紧要的程度。拜登的最初设想是，为每个美国人提供两年免学费的社区大学教育；在工人再培训上花费800亿美元；以及制定带薪家庭和医疗休假计划(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几乎是唯一缺乏这方面的国家)。

由于一些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这三项提案都被放弃了。目前提议的用于高等教育和职场培训的支出(400亿美元)与用于扩大医疗保险(350亿美元)中应对听力疾病的支出大致相当。

无处可逃

另一项明智的提议也被取消了，那就是旨在消除一个允许继承资产逃避资本利得税的漏洞(这一漏洞可能已经筹集了2040亿美元)。一些民主党人也威胁要扼杀整个提案，除非恢复允许扣除州和地方税收的减税政策。每年900亿美元的减税让富人受益良多，54%的福利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的人。

因此，拜登的忠实拥护者们抓住了一种更奇特的收入增加方案，该方案不该匆忙设计出来，而且有可能扭曲投资动机。方案中包括对企业会计利润征收15%的最低税，对股票回购征收罚款，对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5-8%的新税。

即使最初的4万亿美元已经到位，将拜登所有的雄心壮志整合到一个单一的一揽子计划中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规模只有当初的一半，那也是不可能的。此外，很少有美国人明白这个庞大的整体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白宫可能会将其雄心缩减至最适合使美国儿童机会均等的投资上，这才是有利的。如果它这样做了，它可以同时阐明其立场。拜登可以说，他至少已经开始重建的，是美国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