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总裁理查德•方塔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评论，他认为，美国目前把外交政策调整为中国为重心的做法虽然没错，但过于偏重于对中国的策略却忽略了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挑战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因此美国需要制定更平衡的外交政策。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

2019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在恳请五角大楼关注 “中国、中国、中国”时，也说出了华盛顿许多人的心声。事实上，如果说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政治领导人之间还有什么共识，那就是中国代表着美国的首要战略挑战，而华盛顿在相应地调整精力方面落后得很厉害。

这种新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益的，纠正了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关注不足。鉴于中国的全球经济实力、迅速扩张的军事能力、不自由的价值观和不断增长的自信，北京对美国的安全和自由构成了一个可怕的长期威胁。毋庸置疑，美国需要采取更完善的方法。然而，在急于解决被忽视问题的过程中，华盛顿也有可能犯一个不同的错误：将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投入美中竞争。

军队已经从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被撤走，地区性外交被重新定义，美国的情报资源被重新定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对中国采取更有力的姿态。但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而不是一个区域大国，中国绝对不是它面临的唯一问题。美国在印太地区以外的持久利益，也不仅仅来自于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华盛顿有必要优先考虑中国，但不应允许这种关注损害其他的利益和优先事项。

平衡，而不是朝一个方向倾斜太多，才应该是关键。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将单一问题作为优先事项的倾向经常出现。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们，往往在一种强烈的共识支持下，将严重的、真实的威胁，如共产主义、恐怖主义、以及现在的中国，抬高，从而挤占了处理其他优先事项和利益所需的注意力。当把军事资源、外交精力和领导人的注意力从其他问题转移到中国时，决策者应该对抽象的“做更多”的要求保持警惕。忽视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一味加强针对中国的做法，很可能会破坏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加强它。

单一问题的谬误

不难发现，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在各党派和各届政府中都是如此。特朗普的2018年国防战略，描述了一个“在短期内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和“在未来寻求全球优势”的中国，把长期竞争放在首位。去年，特朗普政府的高层官员发表了明确仿效乔治·肯南（注：美国著名外交官，在楚门时期担任驻苏联大使）的 “长电报”（注：肯南在1946年发给国务院的电报，指出苏联的本质就是扩张主义，需要遏制，奠定了美国接下来的对苏政策）的演讲，确实，这是凯南对美国遏制苏联政策的经典表述，但两者间有一个重大区别。特朗普白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比苏联鼎盛时期更有能力的竞争者。”

在拜登总统的政策中，中国甚至更加突出，是“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导”（阐述了拜登政府主要外交政策的文件）的绝对重点，也是美国在七国集团、欧盟、北约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外交的核心主题。新的三边AUKUS（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安全协议。被大多数华盛顿观察家誉为对中国政策的一大进步，即使它导致了与北约盟国法国的新的紧张关系。

拜登说，中国领导人“死心塌地地想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家”。在五角大楼，中国被说成是“临近的威胁”，而国务卿布林肯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描述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更进一步，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将中国战略描述为不只涉及一部分的国家权力，甚至不只涉及整个美国政府，而是一种“全社会型的对策”。

一般来说，这种政策和声明有益地框定了中国带来的挑战，打破了以往旨在改变中国行为而不是应对中国行为的方法。问题不在于新立场的基调或总体方向，而在于它排除了什么：其他非中国的挑战，和印太地区以外的其他美国利益。在一个以多个领域的多重威胁为特征的世界中，这些也很重要。

对中国问题的急于求成，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有着众多先例。在冷战期间和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某一战略挑战周围迅速形成了共识，而这一挑战突然被认为是高于所有其他挑战的。根据通常的模式，政策制定者宣布美国最近在其他地方的参与是浪费和无效的，并决心立即发起大规模的国家级努力，以解决那些在华盛顿视而不见时偷偷聚集起来的压倒性威胁。

在斯普特尼克号（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引起了美苏太空战）发射后的几年里，苏联的威胁显得如此深远，以至于导致决策者认为美国的安全，部分取决于对老挝、安哥拉、格林纳达等数十个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以打击共产党。同样，在9/11袭击之后，美国宣布了一场全球性的“反恐战争”，将重要的外交、军事和情报资产从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注中转移出来，以应对每个地区的恐怖威胁。反共和反恐是正确的做法，但对它们的过度关注导致美国决策者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或将其视为只是总体战略优先事项的附属品。

今天，华盛顿的中国政策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现象。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已经准备从德国撤军，将情报能力从法国在非洲的反恐行动中转移出来，并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参与，同时增加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资源。而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主要理由之一也是为中国腾出资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描述中国最近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时，将其比作“斯普特尼克时刻”，这很能说明问题。

其他地方的风险

对华盛顿有关中国的新共识的批评者将其归结为“威胁膨胀”，认为基于合作和共同利益的温和方法将产生更好的结果。这是很短视的。新共识的问题不在于它对中国能力和意图的评估，而在于像冷战和反恐战争一样，让它有可能挤掉对其他国家和其他问题的重要关切。

目前对美国和欧洲的民主体制构成主要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团体已经两次干预美国总统选举，并在大约27个不同的国家发起网络攻击、虚假信息行动等其他形式的干预。然而，到目前为止，即使在受到直接选举干预的多个国家中，也没有作出集体努力来捍卫民主政治制度免受俄罗斯的渗透。

与此同时，美国在南部边境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当墨西哥继续与自身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作斗争时，拜登政府面临着来自拉丁美洲和海地的移民试图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新高潮。然而，华盛顿在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所做的努力远远多于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国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来缓解移民的流动。

即使在技术和创新等领域，中国也不是美国的唯一竞争者。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让中国制定经济和技术标准的可能性，而美国人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即使是像印度和我们在欧洲的一些盟友这样志同道合的国家，也对贸易与技术采取了与美国立场相冲突的做法。这些其他国家也需要美国参与进去。

平衡、平衡、平衡

公平地说，即使是最激烈的对华鹰派，也没有呼吁美国放弃其他地区而选择印太地区。然而，政策制定者和政治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正在从它长期持有战略利益的地区撤出。从特朗普最近从欧洲和非洲的脱离，以及拜登离开阿富汗和中东，可以看出一个片面的外交政策的雏形。而过去70年的经验表明，对世界的不平衡参与会导致破坏性后果。

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上，寻求与其他利益间的平衡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向亚洲转移的机会成本。

鉴于北京的崛起，美国政策制定者寻求将新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来应对挑战，这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这种额外的参与都是以减少对其他地区的关注为代价的。在确定可以利用的资源时，决策者应该需要证明在中国和印太地区做更多的好处。超过了在其他地区做得更少的可能成本。当计算结果表明有必要改变优先事项时，这种决定应尽可能地具体化，以一套特定的政策工具或军事部署为基础，而不是抽象地认为做得越多越好。

考虑到美国在2020年准备将驻扎在非洲的大约5000名美国军队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印太地区。此举完全符合“中国优先”的方针，也符合特朗普政府对大国竞争的强调。然而，美国的支持，包括在情报和侦察资产方面，对法国在萨赫勒地区（撒哈拉以北，东苏丹大草原以南的非洲北部地区）的安全行动至关重要。适度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所带来的好处，很可能并不值得从西方反恐努力的一个主要战线上撤出。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在阿富汗的大约2500名美军，只能对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产生很小的影响，即使他们最终全部被重新部署到东部。但在阿富汗，他们在民主政府和塔利班统治之间起到了决定作用。美国的撤军，部分是以重新关注中国的名义进行的，似乎有可能在这之后留下一个急速扩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保卫亚洲不受中国霸权的影响是重要的，但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袭击也很关键。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保持平衡的第二个原因，涉及到美中竞争本身的核心。北京将美国和欧洲视为两个权力中心，而不是一个联盟集团，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制造障碍。但是，美国只有与合作伙伴一起才能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不仅是在亚洲，也是在欧洲。从长远来看，跨大西洋分工的概念，即让欧洲照顾其大陆和中东，让美国腾出手来关注印太地区，是站不住脚的。需要让中国明白，美国及其盟友是联合起来对抗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而欧洲和中东都需要美国的领导来提供有效的长期稳定。设定优先事项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这种平衡，它们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同时，恢复美国与盟友的接触本身就可以帮助改变优先事项。例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欢迎欧洲对中国做出更多的反应，包括欧盟最近发布的基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区域战略，法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演习，以及英国对亚洲的“倾斜”。华盛顿不应忽略这些行动的好处，而应鼓励更多类似的努力，并向欧洲人保证，美国也将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周边地区。

未来的未知数

最后，美国政策制定者最好保持对中国问题的清醒认识。今天，在华盛顿的许多人看来，中国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深刻的国家安全挑战，这个挑战不容易解决，而且可能会持续到未来很久。然而，在关注中国的同时，美国有可能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的严重威胁。正如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在自越南后的40年里，我们在预测下一步该在哪里使用军事力量方面有着完美的记录：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做对过。” 对我们自己预测下一个威胁的能力保持谦卑，是另一个应该在多个地区和问题上同时保持国家安全关注的原因。

今天，在华盛顿对中国的单一关注中有一种深深的讽刺。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不如说它越来越像一个无法同时追求多种利益的区域性大国。就在中国渴望获得全球影响力的时候，美国似乎正从全球舞台上退缩，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印太地区上。只有将中国的威胁与美国在其他地区和问题上的利益相平衡，美国才能有效地与中国的力量抗衡，并加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