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美国死于新冠的人数突破75万。Marc Fisher, Lori Rozsa和Kayla Ruble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采访了多位因为新冠而承受失去亲人痛苦的当事人，在死亡面前，因为对新冠的不同观点而导致的矛盾就显得格外尖锐和沉重，有些人通过亲人的死亡，劝诫人们接种疫苗并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团结在一起，相反，这些人往往更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泰隆叔叔先走了。

在前往南佛罗里达州的医院的路上，他恳求侄女丽莎·威尔逊：“我想打疫苗。”

威尔逊告诉48岁的泰隆叔叔：“你现在不能打疫苗。”

他没能再回到家中，于8月22日去世。

接下来是威尔逊的祖母莉莉·梅·杜克斯·莫兰，她抚养了丽莎和她自己的九个孩子，她决定不接种疫苗，她认为，疫苗推出的时间太短了。此外，一些家庭成员也劝她不要接种。他们说，她已经89岁，疫苗对她来说不一定安全，8月下旬，她患上了新冠，在泰隆葬礼的第二天被送往医院，不到24小时就去世了。

第二天，8月31日，威尔逊的一个表亲死于新冠并发症。几天后，又一个表亲去世，然后是第三个。9月14日，丽莎的第四个表亲也死了。

她家的六位成员在三周内死亡，这六位成员都没有接种疫苗，然而，她的一些亲戚说他们不需要接种疫苗，他们觉得他们健康强壮。

美国在周三（11月3日）达到了这个令人悲伤的里程碑：截止到那天，美国有75万​人死于新冠。。在这场疫情爆发后的一年半里，试图理解这一死亡人数的一个常见方法是将全国的死亡人数与城市居住人口相比较，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10万人口，盐湖城：20万，圣路易斯：30万，亚特兰大：50万。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新冠死亡人数的统计，已经达到了可以与一个州相比的水平：如果死于新冠的人组成一个州，它将排在全国第47位，比阿拉斯加、佛蒙特州或怀俄明州的人口更多。哥伦比亚特区（它虽然不是一个州，但它的人口超过了佛蒙特州和怀俄明州）也赶不上它。

今年夏天，Delta变种横扫美国，未接种疫苗的人比例最高的地方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死亡人数激增，随着秋天的到来，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在9月中旬和10月中旬这段时间，新冠病例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但是在殡仪馆，在墓地，以及在死者家属的谈话中，这些最新的死亡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悲痛，这些人不仅问”为什么是我们？”或“我们要怎么继续生活下去？”还会问“这些人是最后一批吗？”和“我们能防止这种情况吗？”

这些问题使家庭分裂，有时引发愤怒的指责，与许多围绕着死亡的虚无缥缈的问题不同，这些问题有可能是有答案的。这一波的死者（一些人非常乐观地希望这是疫情的最后一波）绝大多数是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从佛罗里达州的家庭聚会到密歇根州的葬礼，分歧不断加深，放大了安慰和团结中的悲痛情绪。

威尔逊说，祖母的去世让整个家族都感到难以置信，每天晚上，当又一个表亲无法呼吸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直在电话上，问道，‘他怎么样了？’，‘（另一个人）又怎么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痕出现了，威尔逊的一个叔叔没有参加他自己母亲的葬礼，因为他害怕接种疫苗，不想让那些一直催促他接种疫苗的亲戚更加难过。

随着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威尔逊的10位对原本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亲人改变了主意，打了疫苗。其他人则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疫苗推出时间太短，没有经过足够的测试，他们接受不了，还有一些家庭成员则完全避免谈论病毒或疫苗的问题。

威尔逊说：“对于他们不愿意接种疫苗的情况，我们并不生气，只是感到不安。”她是棕榈滩县委员的助手，她和丈夫以及他们的四个成年子女都接种了疫苗。

9月的一个星期天，威尔逊的另一个表亲吉尔伯特·格兰特林（他是一名牧师），和几十个亲戚一起，穿越南佛罗里达，从博因顿海滩到棕榈泉再到贝尔格莱德，参加威尔逊三位表亲的追悼会。

27岁的格兰特林说：“我看着我的家人，我问，‘什么时候才到头？’”，他在9月份主持了他四位亲人的葬礼，他不断敦促那些犹豫的人去打疫苗。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做该做的事，保护我们的家人？”

去年夏天，当威尔逊的第一个亲人生病时，她就开始打电话，不停地地劝说不情愿的家人，让他们相信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她心爱的祖母莉莉·梅（她称祖母是“像母亲一样的奶奶”）不肯让步。祖母从来没有住过院，她提醒身边的家人，她进行日常消毒、独自生活、跟人保持着社交距离。

而且祖母看到她93岁的哥哥在接种疫苗后，依然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新冠疾病，其实她哥哥在打疫苗之前就已经感染了病毒，但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定。威尔逊说，夏天的时候，莉莉·梅“变得很孤独，她见了一些人，然后放松了警惕。”

这位长辈的死亡使家族中的一些成员转向支持疫苗的一方，其他人则更加坚定了立场。他们认为，信仰比科学更重要。格兰特林牧师反驳了他们，认为他的亲属的宗教信仰应该引导他们去打疫苗。

格兰特林牧师在劝诫他们的时候用词很谨慎，他没有说他们的抵抗是”顽固和懒惰”，或者如他曾祖母所说的——“死脑筋”。

他只是告诉他的亲人：“疫苗与你们的信仰并不矛盾，《圣经》告诉我们，‘缺乏知识会导致我的人民灭亡’。 ”

更多的死亡并没有平息不和谐的情绪。格兰特林说：“当时有很多矛盾，因为家庭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疫苗会比病毒更快地杀死你。”他在7月接种疫苗之前就得了冠心病，在医院发了一个星期的高烧。他们说：“你对上帝的信仰在哪里？你为什么把你的信仰放在人造的东西上？”

四年前，早在疫情爆发之前，这个家庭在一个月内经历了四起死亡，都是源于各种疾病，两场葬礼在同一天同一个教堂举行，一个棺材被推出去，另一个棺材就被推了进来。

格兰特林说，这一新的死亡事件更难面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中的一些人只要打一针，就能避免悲剧。”

日子一天天过去，更多的人病倒了，格兰特林说，这个家庭对疫苗问题渐渐陷入了沉默。他说：“我们都学会了不再提起它。”

伤害和裂痕依然存在，一些亲属指责其他人不鼓励家庭成员接种疫苗。格兰特林说：“死亡加深了分歧，现在，这些隐秘的愤怒依然存在，我一直在为这事祷告，希望我们能重新走到一起。”

可怕的死亡

死亡并不总是让人们走到一起，但布伦达·古尔德没有见过任何其他死因能像新冠那样让人们分裂。

古尔德是梅特 （佐治亚州）惠特克殡仪馆的老板，她的丈夫负责防腐工作，就像她父亲早年负责的工作那样。这使她有时间与这些家庭进行对话，但是这些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她看到了羞耻，在劝说之下，人们才愿意告知他们的亲属，死者是死于新冠；她看到了无知，人们回避新闻，自我安慰病毒不会那么糟糕，直到他们的亲属去世；她还看到一种盲目的信仰，认为只有上帝，而不是科学家，才能解决这次疫情。

她经常看到死后的分裂，人们都过分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支持或反对疫苗，支持或反对戴口罩，没有回旋的余地，人们将亲人的死亡归咎于其他亲人。古尔德说：“我从未想到在美国会有这样的一天，当事情变得艰难时，我们没有团结起来。”

惠特克殡仪馆为非裔美国人服务，它所在坎德勒县是佐治亚州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佐治亚州也经历了自Delta变种在全国肆虐以来，最大的死亡潮之一。这些死亡事件打击了家庭（包括一名为惠特克工作了20年的男子），而且特别可怕。

古尔德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死亡，当尸体送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尸体状况往往很糟糕，他们的身体腐烂程度已经很严重了。”

当一个家庭因新冠死亡而深陷痛苦时，往往不只是因为人们对疫苗的不同意见，而是因为关于疫苗的争论暴露了关于基本价值观更深层次的分歧。

密苏里大学传播学教授本杰明·华纳，曾研究过家庭内部的政治分歧如何破坏家庭关系，他说：“人们认为，这些涉及到他们基本价值观的核心。他们的感觉是，我们不是在为疫苗或总统而战，而是在为我的价值观和我如何看待自己而战。”

他补充说：疫情的观点会像政治分歧一样被分类，这并不奇怪，这感觉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它们就是。”

已经完全接种的父亲死于新冠，女儿说，太多的愤怒

即使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做得很好，最坏的情况也会发生，这动摇了希望的基础。

华莱士·肯特是一名退休法官，也是一名社区喜剧演员，他和妻子住在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在整个疫情期间一直遵守疫苗限制措施，他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通常戴着口罩，并计划接种加强针。

但是在劳动节的前两天，在回密歇根州老家探亲的路上，在庆祝他孙子的婚礼（主要是在户外，每个人都接种了疫苗）24小时后，他变得很疲惫，开始发烧，他做了冠状病毒测试，结果为阳性。

他的女儿丽莎·科克瑞尔取消了家庭为肯特的80岁生日庆祝活动，本来是打算安排在劳动节的，每个人都进行了隔离并接受了检测，唯一一个被检测为阳性的婚礼参加者是肯特的妻子，但她从未出现过症状。

到了星期四，肯特的第32个结婚纪念日，他的病情恶化，他被送进了医院。两个星期以来，他的家人只能通过病房的窗户看到他，通过信号不稳定的电话沟通。然后他就走了，这种打击本身就很沉重，再加上肯特对待病毒的谨慎态度，这种打击似乎是毁灭性的。

很快，家人的谈话转向如何纪念肯特，他们不想父亲的探视和葬礼变成一个超级传播者事件。肯特的儿子比尔和他的五个兄弟姐妹立即决定，限制探视的人数，举行一个只有家人参加的小型葬礼，并举行户外午宴，而且他们一致同意戴口罩。

比尔说：“我们都认为，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这纯粹是我们的个人决定，我们要求你们戴上口罩。 ”

这在塔斯科拉县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这个是密歇根州东部地区的一个保守地区，那里的反政府情绪很强烈，只有51%的居民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而整个州的比例是58%。

肯特的孩子们表示，虽然他们的父亲在镇上很有名，而且广受爱戴，但参加葬礼的人很少。他的女儿科克瑞尔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纪念活动，但“有安慰也有遗憾”，因为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本来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参加。

肯特几乎所有的兄弟姐妹、孩子和孙子都参加了，参加会议的人中没有人报告检测结果呈阳性，比尔说，这是“第一目标”。

在疫情发生一年半之后，他们的父亲就去世了，在疫苗广泛供应的情况下，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格外沉重的打击。

科克瑞尔说：“我有很多的愤怒。”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后仍然患病。她说，他一直“非常、非常谨慎地与他人接触，但有些人在新冠措施方面并不是很认真，这让我很愤怒，因为爸爸几乎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

一次死亡和一次转变

警长副手克里斯托弗·布罗德于8月23日死于新冠，年仅32岁，在那之后，他的妻子伊莉莎·布罗德就听到了这样的评论。

伊莉莎说：“比如说，‘哦，他没有接种疫苗。’”仿佛这样就能减轻伊莉莎和他们两个女儿的痛苦，（她们分别是1岁和2岁）。布罗德并不反对接种疫苗，只是还没来得及接种，“因为他工作太忙了，他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所以我留在家里照顾女儿。”

在辞职回家照顾孩子之前，伊莉莎也曾是佛罗里达州中部波尔克县的副警长。

布罗德夫妇和他们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都没有接种疫苗，只有在需要时才戴上口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口罩和疫苗的强制要求。

但在8月30日布罗德的葬礼上，伊莉莎要求人们戴口罩，并让警长办公室在举办葬礼的教堂设立一个疫苗接种站。

伊莉莎说，布罗德原定于8月初接种第一针，但在几天前因新冠病倒了。

伊莉莎说：“我知道每个人对口罩都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但考虑到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基本上是看着自己的丈夫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来参加葬礼的不能不戴口罩，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

大约800人参加了布罗德的葬礼，湖区胜利教堂的丹·麦克布莱德牧师说，他看到的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在这个州，州长对要求戴口罩的学校董事会进行了罚款，这是疫情爆发18个月以来，麦克布赖德第一次看到有家庭发出戴口罩的要求，牧师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人们就这样做了。”

波尔克县的警长格雷迪·贾德（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曾经承诺如果特朗普访问他的县，他就不戴口罩）戴上口罩，并在布罗德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他建议人们接种疫苗。

伊莉莎很自豪更够借着葬礼的机会让更多人接种疫苗。她说：“因为即使那天只有一个人打了疫苗，那也是一个生命得到了拯救，我丈夫的生命就没有白白失去。”

达斯汀·潘塔隆在布罗德的葬礼上打了一针疫苗，潘塔隆和布罗德是警察学院的同学，并在波尔克县一起工作。潘塔隆现在在坦帕警察局就职。

潘塔隆反对强制规定，并且因为“围绕它的政治”而没有接种疫苗。他说：“我在犹豫不决，我只是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不是出于与总统选举或类似的原因。”

但随着Delta变种充斥着佛罗里达州的医院，潘塔隆说，他“从不认识真正受到影响的人，到每天收到信息，发现我们认识的许多人得了这种病甚至失去生命。”

在布罗德葬礼的前一天晚上，这是潘塔隆和女朋友简妮·莱西参加的第一个新冠葬礼，他意识到：“悲剧已经蔓延到身边了。”

潘塔隆当晚告诉莱西：“我想和你一起接种疫苗。”

她回答：“你可以接种疫苗，但我还没有准备好。”

潘塔隆说：“我知道我们俩对疫苗的感觉，但我不想这么年轻就死掉，我不想在临终前说我要是能接种疫苗就好了。”

莱西回过神来。

她说：“布罗德的死让我们改变了主意，我说，如果我打算接种疫苗，他的葬礼就是我想这么做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致敬。”

当她打疫苗的时候，她哭了，“因为我很紧张很害怕，但我还是打了。”

然而，疫苗在他们的朋友中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莱西说，“我没有告诉我的一些朋友我注射了疫苗。”

莱西在葬礼上也戴上了口罩。她说：“这就像，打个比方，你被邀请参加你闺蜜的婚礼，而她希望每个人都把头发盘起来，每个人就应该把头发盘起来。葬礼上的伊莉莎就是这样，如果你反对戴口罩，那就待在家里。我的意思是，她的丈夫刚刚死于新冠，她不希望葬礼成为传播新冠的地方，我尊重这一点。”

伊莉莎见识过新冠病毒的传播。当布罗德生病时，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生病了，当佛罗里达州遭受全国最严重的Delta变种潮时，当每天有数百人死亡、医院拒绝接受一些病人的时候，他们正在医院里进进出出。

当伊莉莎把布罗德送到医院时，她不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吻他了。

她说：“当他从面包车上下来时，我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触碰他，她开车去给他买手机充电器，当她回来时，医生不允许她进入他的房间。”

现在她又等了几天，直到她自己感染新冠90天后，她才被允许接种疫苗，她仍然不同意口罩和疫苗的强制性规定，但在她看来，现在要求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

她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表达他们的感受，但也要尊重其他人的感受，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也没必要强迫别人同意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