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记者简·格斯特在海象杂志上发表深度报道，总结了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近年来遇到的众多问题，主要是由一种准军事部队文化造成的问题，难以对它问责的制度，以及它承担了过多职责后的问题。文章也提到，尽管多年来许多的专家和调查人员都提出了对警队改革的建议，但改革仍然面临多重阻力。

去年年底，夏琳·巴格利分享了一段动人的视频。在视频中，她称她的父亲为英雄，并发誓她会查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父亲汤姆·巴格利，是2020年4月在新斯科舍省的波塔皮克社区内被枪杀的22人之一。

在这段9分钟的录像中，巴格利谈到了八个月来没有父亲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对父亲的死因仍然没有确定的感觉。

她说：“我每天醒来时都会设想我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根据我们收到的极少的信息，试图拼凑出的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他们一开始告诉我们的故事到现在已经改变了许多次。有那么多的漏洞，以至于人们会想，他们是不是想要隐藏什么？”

4月18日深夜，一名枪手在位于哈利法克斯以北约九十分钟车程的波塔皮克海滩社区的家中，袭击了他的伴侣，然后烧毁了房子，并杀死了他的邻居。然后他穿着皇家骑警制服和驾驶着模仿皇家骑警的巡逻车，继续进行了13个小时的疯狂杀戮。负责这个地区治安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通过社交媒体提醒公众，在晚上11点30分发布了一条推特，告知波塔皮克有对武器的投诉。

接下来的一条推特中，描述这个事件为“一个活跃枪手案件。”

加拿大皇家骑警没有调用附近的特鲁罗警察，而是从较远的哈利法克斯和新不伦瑞克省召集了自己的增援部队。与此同时，枪手的暴行又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偶然间，他在恩菲尔德的一个加油站遇到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战术小组。

代表受害者家属对加拿大皇家骑警，新斯科舍省，及加拿大总检察长提起集体诉讼的律师桑德拉·麦库洛赫说：“对于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所作所为，存在着大量的疑问和不确定性。”

他们的诉讼称，鉴于犯罪的严重性，加拿大皇家骑警没有派出足够的警察，而且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索赔声明中写道，“加拿大皇家骑警未能接受可靠的信息并采取行动。”

声明中还谴责皇家骑警使用推特而不用新的省级警报系统，发布的推文与911电话中提供的信息不一致，以及未能召集当地警察，而后者本可以更快地作出反应。

拟议的集体诉讼由安德鲁·奥布赖恩和泰勒·布莱尔领头。奥布莱恩的妻子被杀；布莱尔的父亲和继母被杀，他们的房子被烧毁。他们对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批评，并不局限于暴乱本身的那关键的13个小时。

他们谴责皇家骑警没有调查过去的指控，即这名枪手拥有非法武器，以及他曾对女性进行身体虐待，包括他的长期女友。他们的诉讼称，新斯科舍省总检察长未能确保在一些县有足够的皇家骑警，而且这些警察应该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他们还争辩说，加拿大皇家骑警自袭击以来的沟通，一直是“高压的、自私的和不尊重的，应该受到惩罚”。具体而言，他们说，家属在亲人死亡的情况下被误导，并指称，在一个案例中，一辆汽车被送回，里面还有枪弹壳和尸体的碎片。

一

在问责制度、及时性、对受害者的态度，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其他警察部队的合作的能力方面遇到的问题都有先例：它们在波塔皮克案之前都出现过，也许最有名的是在罗伯特·皮克顿（Robert Pickton）案中，这项对加拿大连环杀手的最大调查，时间跨度长，涉及数百名调查员。

1997年，皮克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被高贵林皇家骑警逮捕，在对一名性工作者进行暴力袭击后被指控谋杀未遂。

当时，加拿大皇家骑警和温哥华警察局都很清楚，东部城区的女性失踪和被杀的比例惊人，而且许多受害女性是土著的性工作者。处理谋杀未遂案的加拿大皇家骑警下士，显然认为皮克顿与失踪妇女之间存在联系，因此，即使在1998年政府暂停指控后，他仍提出监视请求，他认为是皮克顿在温哥华接走女性并将她们带回家杀害。

一项调查后来确定，皮克顿“是合乎逻辑的嫌疑人”，但是，在这之后却又花了五年时间才指控他犯有谋杀罪。

2010年，温哥华警察局副局长道格·勒帕德发表了一份长达400页的严厉报告，回顾了警局与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联合调查。他写道，温哥华警方收集的有关皮克顿的大部分信息，“足以证明应持续调查”，报告被转交给了加拿大皇家骑警，但骑警从未采取过行动。

勒帕德发现，“加拿大皇家骑警管理层。似乎没有理解他们所掌握的证据的重要性。”

他还写道，2000年1月，当两名骑警与皮克顿面谈时，皮克顿否认杀害女性，但在谈到是否可能在他的财产上发现失踪女性的DNA时，他表现得非常可疑。但两位骑警都没有提出任何后续问题。皮克顿提出让警察搜查他的农场，这条线索却再次被放弃了。

西蒙·弗雷泽大学的犯罪学家罗伯·戈登认为，总体来说，调查是“一场灾难”。

戈登说：“加拿大皇家骑警认为自己是领头大佬，而这些市政队伍是较小的凡人。这是一个公认的问题，它不断浮出水面，然后又消失了。”

在联邦成立后的几年里，首任总理约翰·A·麦克唐纳遇到了一个问题。在西北地区建立定居点已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如果加拿大不尽快做到有效管理，那个地区就有可能被美国吞没。

来自这个地区的报告并不乐观。在1872年的年度报告中，加拿大民兵副总司令描绘了一幅 “白人的……受苦生活，完全受印第安人摆布”的画面。新定居者该如何耕种？他们的牛群如何自由奔跑？

加拿大的解决方案是在1873年创建西北骑警。最初是作为一支临时部队，目的是为了保证加拿大对这些领土的所有权。为此，骑警们在条约签署现场放哨，并执行通行证制度，将原住民限制在保留区内，尽管骑警们自己也对其合法性有疑虑。这些做法太过异常，以至于加拿大政府一度将部队的管理权移交给印第安人事务部。

麦克唐纳的安排是故意的。他把西北骑警称为警队，而不是军团，以避免美国认为加拿大试图把军队偷渡到西部；他给他们穿上红色的衣服，以让原住民能想起英国军队和维多利亚女王，因为英国与原住民的关系友好；而且，受英国人用来统治爱尔兰的警察部队的启发，他让他们成为准军事部队，以便他们可以代表渥太华的政治家充当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准军事部队通常被定义为像非官方军队一样运作的部队，训练和结构就像要准备去打仗一样。

在他们成立以来的近150年里，骑警，在1920年正式更名为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从负责扑灭草原大火、管理疾病和征服原住民的几百个人，变成了一支成熟的国家警察部队。今天，加拿大皇家骑警雇用了约3万人：大约2万名警察，加上包括人力资源、研究、分析和信息技术的额外支持人员。

皇家骑警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司法管辖区运作，并由一名总监（commissioner）管理，他是皇家骑警的最高级别成员。他由联邦政府任命并向其报告；现任总监布伦达·拉奇（Brenda Lucki）是由特鲁多任命的，她向公共安全和应急准备部长报告，最近的部长是比尔·布莱尔。

骑警会在太小或太穷的城市和城镇里调查普通的犯罪行为，这些地区无法负担自己的警察部队。在省级地区，他们在大多数地区（安大略省、魁北克省以及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部分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农村社区执行警务，并在高速公路上巡逻。

在联邦范围内，他们调查恐怖主义和其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为政治家和指定的贵宾担任保镖。他们还通过与特定的原住民、省或地区政府和联邦政府签订三方协议，对保留区进行治安管理。

加拿大皇家骑警作为一个机构，一开始并不是负责那么多事情的，更不用说同时做所有这些事情了。它被设计成加拿大政府在国家建设项目中可以随时使用的准军事力量，而不是一支拥有深厚的社区关系和灵活、熟练的正规警察部队，这些技能不仅是为了调查犯罪，还为了能防止犯罪。

经过了这么多变化，加拿大皇家骑警在三个世纪中却一直坚持其创始理念，而最终对骑警负责的联邦政治家们也放任他们这样做。

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皇家骑警仍然是加拿大标志性结构的一部分，具有不可磨灭的特点。2013年，87%的受访加拿大人告诉加拿大统计局，他们认为加拿大皇家骑警对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很重要，只有三样东西排在前面：《权利与自由宪章》（the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加拿大宪法中的重要部分）、国旗和国歌。冰球则排在第五位，这项被亲切地视为加拿大生活方式的运动，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仍低于国家警队。

几乎从有骑警开始，就有一个品牌伴随着每个警官，将他们的道德感浪漫化，一个不仅由加拿大皇家骑警本身，而且由各种文化创作者援引的品牌。

在二十世纪的小说中，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早期生活被剥离了背景，变成了白人在大草原上测试其坚韧程度的冒险故事，他们的存在甚至能让最愚蠢的罪犯重新考虑他们的行动。皇家骑警在电视节目《正南方》和卡通片《骑警杜德雷》中都有过英勇的表现，而且仅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在“250多部英语电影中”中（根据加拿大皇家骑警自己的网页，其标题为“我们的形象”），专门对其进行描述。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让你穿上一件制服便立即成为加拿大人的象征。

二

最近，这一标准说法被更黑暗版本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所遮盖了，即皇家骑警在过去二十年里在危机中蹒跚而行。他们的困难是复杂的，可分为几类。

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就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调查质量，其中许多调查都被搞砸了，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

2013年，皇家骑警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编造了针对一对夫妇的恐怖主义指控。更著名的是，皇家骑警在另一起恐怖主义案件中的低劣调查工作，导致与美国分享了未经核实的信息，使加拿大公民马赫·阿拉尔在国外遭受一年的酷刑。加拿大皇家骑警在理解种族社区方面的持续失败，导致其未能防止1985年印度航空公司爆炸案，也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并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查。

（注：Maher Arar，叙利亚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公民，2002年因被美国政府怀疑他参与基地组织，在纽约转机时被美国当局捕获，然后被非常规引渡到叙利亚，并经历酷刑。2003年被释放回加拿大。2006年，皇家骑警承认调查失误并向他道歉，加拿大政府向他赔偿1050万加元。）

第二个问题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在19世纪的准军事结构中，被灌输和仍保持着的职场文化。由此产生的有据可查的内部功能紊乱，随着大量的集体诉讼开始出现在公共领域，这些诉讼寻求对欺凌、骚扰、性虐待、性骚扰、针对平民的种族主义、针对同事的种族主义，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未能充分解决的其他问题的赔偿。这也导致了数十年的研究和由各种专家发布的数千页的改革建议，但几乎没有一个导致了实质性的改变。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源于其工作量和复杂的任务范围。从原住民到市政当局到省和地区，再到国家安全，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注意力和资源被分散。这使得它难以确定优先次序，这反过来又使它无法专注于那些真正需要国家警察部队的领域，如调查恐怖主义。

旨在对加拿大皇家骑警进行监督的问责机制是存在的，但它们没有实权：没有任何法律能力迫使骑警遵守建议。联邦政府确实有权力强制改变它，但迄今为止，政客们大多选择了不太实质性的改革。

例如，7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裁定一个新闻联盟胜诉，联盟反对加拿大皇家骑警限制记者采访位于仙女溪的对砍伐老树的抗议活动，但裁决只要求皇家骑警重新评估其行动，而不是改变它们。因此一个月内，又有一名记者被拘留。

毋庸置疑，加拿大皇家骑警做了很多好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历史上有很多骑警试图缓和冲突，做对社区最有利的事，而不是做对渥太华最有利的事，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进行调查，以解决那些时间紧迫的敏感案件。

约克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雷格·惠特克说：“我想警务工作总是这样，当然情报工作也是如此，你经常听到失败，但听不到那么多的成功，”他的研究侧重于加拿大的政治警务工作。“但显然，的确存在问题，它们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看到结构改革和更多的问责等等，这些问题显然应该在某个时候占上风。”

三

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是复杂的，都是为了自我延续而建立的；改革往往是缓慢的，而问题也很难被归结为一两个简单的原因。但是，对于骑警来说，问题的影响更大，也更尖锐：毫不夸张地说，警务工作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准军事机构是所有官僚机构中最不愿意改变的机构，因为它们与生俱来的秘密性和军人心态，将政府目标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将犯罪者视为敌人。

借用两位美国警务专家的话说，准军事机构的结构本身“颠覆了民主性警务”。

研究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历史学家、犯罪学家和记者说，长期以来，根本的挑战是如何让加拿大人看清红色布料背后的真相：巩固了加拿大皇家骑警作为国家象征地位的强大神秘感，也是使其特别难以改革的原因。

正如记者彼得·纽曼1972年在《麦克林》杂志上写道：“把真实的东西和官僚们希望是真实的东西混淆起来，是任何机构中的职业风险，比如加拿大皇家骑警，它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塑造一个形象。对形象的过度强调，不仅保护了警队的官员不受现实世界的影响，也保护了他们自己的良知。”

加拿大皇家骑警只负责处理全国范围内22%的对警察的求助，包括911电话。但是，从未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骑警的加拿大人仍然对骑警有一个印象，关键是，这个印象往往与直接受到骑警管辖的人的印象非常不同。

渥太华大学犯罪学家迈克尔·肯帕说，在加拿大，骑警是 “即神圣又糟糕的。如果你搞砸了，你就会触犯人们神圣的情感。如果你做对了，你也不会真正影响很多人对加拿大警察工作糟糕看法。”

二十世纪初，原住民已被赶到保留区，骑警们开始寻找更多工作。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一支正当的国家警察部队，从而获得了工作。骑警的总监向联邦政府推销了一个“不受地方影响”的准军事部队的想法。1928年，萨斯喀彻温省与加拿大皇家骑警谈判签订合同，用一支骑警支队取代了省级警察部队，这似乎保证了骑警的长期存在。

对省政府来说，将执法工作外包更便宜，现在也是如此：联邦政府对骑警的补贴为30%（各省和地区支付其余部分）。30年代的大萧条刺激了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爱德华王子岛省、马尼托巴省和阿尔伯塔省纷纷效仿。195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也做出了改变，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成为例外。在雇用皇家骑警的省份中，他们被进一步分包给需要服务的城市和小社区。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皇家骑警巩固了全国的多层次权力。

联邦政府最初就没有回避使用这种承包安排给它带来的权力。1935年，数百名失业工人开始了抗议游行，准备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救济营开始，一直到渥太华。在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的明确反对下，联邦政府命令加拿大皇家骑警在里贾纳阻止这场被称为 “跋涉前往渥太华”（On-to-Ottawa Trek）的抗议活动。结果是一场致命的警察骚乱。

在某种程度上，每个警察部队都是作为准军事部队运作的。事实上，采用军事战术、装备和条例的民警部队的数量，最近已经在整个北美地区敲响了警钟，因为军事化也改变了警察的行为方式，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条件。

但是，即使在越来越多的此类队伍中，骑警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准军事化是植入他们的行动核心中的，这样他们就会以军队的方式关注等级，这种做法在恐怖袭击中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在维持微妙的个人情况时就不是这样了，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或应该通过逮捕来解决。

准军事组织也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反对政府或为政府而战。因此，加拿大皇家骑警长年以来一直有着难以把对国家安全的合法威胁，和合法的政治异议区分开来的问题，这方面也有很多记录。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反颠覆小组在冷战期间遭遇了灾难，根据最微弱的证据就开始恐吓疑似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们，并摧毁他们的生计。1971年，一名高级骑警因担心监视合法政党会有困难，便冒充魁北克解放阵线（早期魁北克独立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组织，造成了被称作“十月危机”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的成员，他建议激进的分离主义者不要放弃武器，也不要加入魁北克党，或通过非暴力手段争取分离主义。

1978年，在加拿大皇家骑警的非法活动被彻底曝光后，负责调查的魁北克委员会被迫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以完成其工作。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决定，不仅阻碍了魁省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带来了延续至今的影响，即联邦政府管理皇家骑警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法院裁定：“任何省级当局都不得干涉”。

四

加拿大皇家骑警坚持认为，它与各省和各市的合同警务协议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允许各级警察之间无缝情报共享和各层级间的高度合作”。这一点在历史上却没有太多实例。加拿大最大的大规模的屠杀发生在1985年6月23日，当时加拿大锡克教激进分子在印度航空公司182号航班上放置了一枚炸弹。机上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包括307名乘客和22名机组人员。

2010年，前最高法院法官约翰·梅杰（John Major）公布了他对此案进行公开调查的最终报告。在解读导致这次袭击的“一连串错误”时，梅杰强调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行动既不完美也无协作的无数形式。

梅杰记录了在爆炸案发生之前，当时有多种具体迹象表明一场本土袭击迫在眉睫，以及爆炸案发生之后，加拿大皇家骑警如何反对了“包容性决策”，并对内部和外部提供的信息“往往不够”。在近20年的调查中，其他警察部队对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供的糟糕的情报感到失望，使他们去询问渥太华是否可以跳过中间人，直接去找负责收集情报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梅杰在他的报告中表示，骑警扮演的角色众多，可能是太多了。在西方的警察部队中，加拿大皇家骑警是唯一一个在这么多司法管辖区运作的警察部队。他建议加拿大考虑将加拿大皇家骑警从合同警察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将地方警务交给地方政府，将省级警务交给省级政府，这样骑警就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

那些研究警务改革，特别是研究骑警历史的人经常提出类似的建议，要求加拿大皇家骑警缩小其工作范围。

为了说明问题，皇家军事学院和皇后大学的教授克里斯蒂安·卢佩雷希特说，加拿大皇家骑警是警察机构中的麦当劳，这话令人难忘。无论你是在新斯科舍省、马尼托巴省还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麦当劳三明治仍然是麦当劳三明治。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每个人都想吃麦当劳。而那些想根据他们所服务的社区定制菜单的特许经营店需要先得到公司的批准，而公司要考虑形象，要管理预算，还有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悬而未决。

卢佩雷希特说：“我不认为骑警目前的结构特别好，让他们可以满足当地社区的需求、价值观和期望，这正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等级化、自上而下的组织”。

然而，社区警务在本质上就是分散的，与准军事结构相反，允许当地社区决定他们自己的优先事项（如确保警队的人口结构与社区相匹配，或决定哪些社区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警力），而不只是传统的打击犯罪。

2009年，在梅杰的报告鼓励联邦政府重新评估合同警务的前一年，卡什·希德（Kash Heed）被任命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总检察长，他在从政前曾在温哥华当了三十年的警察。

希德希望在那里运作了近60年的皇家骑警离开。他说，这支警队散发着一种“优越感”。根据他的经验，他发现他们就像专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僵化和不妥协。

虽然希德未能使加拿大皇家骑警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撤走，但骑警也没有完全平息其批评者的不满。当最新的二十年省级合同被签署后，各省在警务标准和人员配置水平等方面获得了新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合同包括一个“脱离条款”，允许任何省、地区或市镇提前两年通知，并让他们创建自己想要的替代警队，临近温哥华的素里市在2018年启动了这一条款，阿尔伯塔省现在正在决定是否援引这一条款。

一些最吸引眼球的皇家骑警丑闻背后的准军事主义，影响着骑警的各个方面，从招募开始。要加入皇家骑警，一个人必须至少年满18岁，有完整的驾驶执照，并具有相当于高中文凭的水平。要通过体检评估和体能标准，还有一些关于是否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问题。（你是否同意花半年时间在里贾纳接受培训？愿意被调到加拿大的任何地方？你可以持枪吗？可以使用武力吗？）

未来的骑警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测试来证明他们的能力。第一轮是考察个性，评估独立性、勤奋性和条理性，以及外向性、合群性和对经验的开放性。第二轮是警队认为对执行普通警员职责所必需的七种技能的评估：记忆、写作、逻辑、判断、理解、计算和观察。据皇家骑警称，每年平均有1万人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警队人员难以为继的情况，似乎表明大多数人没有通过。

2020年对加拿大皇家骑警招募的内部评估，认为它不足以确保“实现其目标和目的”。为了增加招聘而做出的变化似乎不是基于任何证据的，而且许多变化也没有被监测，以确保它们是有效的。

2010年代，人员流失率上升了11%，但同期对人员需求却增长了8%。警队对多元化尝试已经停滞不前，一些原住民警官指出，队伍中的种族主义是他们放弃红色制服的理由。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皇家骑警发布了一份修改入学考试的提案，承认现有的系统“可能会偏袒一个群体而不是另一个群体”，并且“显示出固有的文化偏见”。

一旦申请者被录取，就会被送到被称作库房部门（Depot Division）的皇家骑警培训学院。与即将组成市政警察部队的新兵不同，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学员都被送去接受培训，在一个与他们最终将服务的社区相分离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观察员们说，这培养了一种非常单一的、同质化的警务形式，并在学员中形成了与加拿大皇家骑警这一机构的更深的联系，而不是专注于培养警民关系。

警员在库房的准军事环境中被锻造，警队称这是确保他们离开时具有“高度自律”的必要条件。皇家军事学院教授卢佩雷希特在2020年向下议院公共安全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库房“将某种类型的指挥和控制心态社会化”，做你的上级叫你做的事，是因为他们叫你做，即使它是错的。

这种心态在一段20分钟的视频中得到了展示，视频于2020年2月由一家新闻网站发布，并在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各种社交媒体账户上被分享，其中强调“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与众不同之处”。其中，一位上级告诉一名学员，“在这份工作中，没有温顺和温和的空间。” 

你看到骑警新兵学习像军乐队一样行进，而训练员对他们的皮带磨损、口袋襟翼歪斜以及在操场上脚步不一致的情况进行了指责。

一名教官告诉一名学员，“一头牛为了你的腰带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看看你对它做了什么。”

另一个人叫道：“你需要去看脊椎按摩师还是咋的？把你的脚放在前面。”

后来，另一名教官批评了一名新兵领带夹的高度，并问他：“为什么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制服很重要？”

新兵回答道：“代表公众对我们的看法，”  

她追问道：“如果我们的公众看法不好，会怎么样？”

他告诉她：“失去信仰。”

当批评者对视频中的技术提出疑问时，加拿大皇家骑警不以为然，说这只是一个片段，省略了关于心理健康和社区关系等那些不容易上镜头的课堂讨论。但这种辩护反映了对准军事主义的根本误解。

准军事组织不仅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且在几十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他们与政治压迫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被灌输了一种“我们对他们”的心态，把每一个问题都变成了一个需要有力回应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还要有足够的保密性，使事后评估变得困难。研究还将准军事主义与腐败、残暴和低效率联系起来。

再加上骑警的象征意义，这种动态不仅会阻碍改革的努力，而且会产生腐蚀作用：有时，对警队声誉的关注也伤害了自己的警员，破坏了决策，当加拿大皇家骑警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却可能导致负面报道时，他们就会选择不去这么做。

五

2007年的一天，当罗伯特·杰卡恩斯基在温哥华机场办理移民手续时，皮埃尔·勒梅特警长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发言人。杰卡恩斯基不会说英语，当他找不到出海关的路时，他变得越来越激动。几个小时后，心烦意乱的杰卡恩斯基将一张折叠桌砸向玻璃墙，将一台电脑砸向地板，加拿大皇家骑警接到了电话。

在试图交谈片刻后，杰卡恩斯基抓起一个订书机，骑警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其中一名骑警用电击枪射向了杰卡恩斯基，后者当场死亡。调查人员向勒梅特提供的关于本案的信息，以及他随后向公众转述的信息并不完全正确：其中包括，当时有更多的警察对这个情况作出过反应，而且电击杰卡恩斯基的次数比最初描述的要多，这种情况在事件的视频被被公布后变得很明显。

根据他妻子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的索赔声明，勒梅特的上司禁止他纠正公共记录。他被降职和调职，这是他第二次因为试图维持透明度和负责任而付出代价。上一次，他代替一名记者，对他的上司提出了性骚扰投诉，并很快被调离了这个部门。

 他的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在2013年7月，勒梅特自杀了。

6月，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对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文化和培训进行“彻底的改革”，承认准军事主义限制了那些怀有最好意图的人们的行动。它还建议建立一个适当的培训学院，配备新的教师和新的国家标准，强调缓和情况的培训和文化能力。

多伦多大学法律教授肯特·罗奇在给委员会的证词中说，加拿大皇家骑警“作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领取工资”，但却通过“准刑事纪律程序”进行管理。他说，相反，他们应该“像教师和律师那样被吊销执照”。

这远不是唯一一次联邦官员被告知骑警的运作不应该像军队。

正如所有这些早期的改革呼吁一样，议会委员会的报告背后没有任何力量：皇家骑警没有义务遵循他们的建议，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打算这样做。

在极端情况下，改革的失败不仅是对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调查能力，而且也对被委托领导这些调查的骑警造成了损失。系统内的滥用使加拿大失去了优秀的警察和强有力的领导人，使一些能对加拿大皇家骑警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被忽略。

2014年，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其纪律制度进行了改革，目的是使其处理违反行为准则的过程具有“补救性、纠正性和教育性”。根据警队的民事审查和投诉委员会（CRCC）2017年的一份报告，他们并没有成功，委员会是负责处理公众对皇家骑警的行为投诉的独立联邦机构。

根据CRCC的报告，2014年的变化给许多加拿大皇家骑警和CRCC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违反行为准则被用来针对和恐吓成员，特别是如果他们提出与骚扰有关的意见。” 

CRCC还对有选择地实施纪律表示关注，听到了“报复和滥用权力的情况”。CRCC写道，这种类型的组织文化拖累了良好的心理健康、业务的诚信和效率，甚至“整个组织的有效性”。

2019年，自由党政府创建了一个新的民事咨询委员会，与CRCC分开，在解决骚扰、工作场所文化问题和其他管理问题方面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供建议。与其他大多数问责机制一样，它没有权力迫使加拿大皇家骑警做出改变。

渥太华大学犯罪学家迈克尔·肯帕说，即使是现在，至少从面向公众的评论来看，高级骑警或负责他们的联邦政治家也不清楚所需改革的规模。

数年前，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唯一的文职总监威廉·埃利奥特（William Elliott）宣布了一项罕见的问责制变化：在骑警的行为导致一个人死亡或严重受伤的情况下，省级监察机构（其工作是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刑事指控）将进行调查。这给了各省更多的权力来追究犯下严重错误的皇家骑警的责任。

此前，在这种情况下，加皇家骑警会自己进行调查，但对于其他被指控的错误行为，包括从不适当使用武力到对原住民的偏见问题上，仍然保持着这种情况。“警察调查警察 “是这种做法通常使用的术语；大多数外部专家认为这做法有偏见和不公平的。

在2020年一篇关于“问责制的动态”的学术论文中，西蒙弗雷泽大学拥有犯罪学学位的Syilx/Tlingit（原住民的部落）研究员克里斯塔·斯泰尔基亚采访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不同监督机构的13名代表，以概述骑警与当地同行之间监督程序的差异。大多数受访者（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参与者除外）认为骑警的程序是无效的和不充分的。

如果公民对市警察提出投诉，则由内部的专业标准部门在独立监督机构的监督下进行调查，省里规定的期限为6个月。相比之下，如果对加拿大皇家骑警进行投诉，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内部专业部门会进行自己的审查，但没有独立的监督，而且众所周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一年期限经常被超过。

皇家骑警与当地同行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机构代表对斯泰尔基亚说，当皇家骑警被带入其他警察部队的调查中，看到他们的过程是如此全面时，他们的眼睛都瞪大了。他告诉她，他们离开后意识到，“哦，这不会只是小菜一碟。”

一旦加拿大皇家骑警完成了对投诉的调查，如果提出投诉的公众对答复不满意，他们可以通过CRCC追索。虽然这个民间监督机构不能强迫加拿大皇家骑警改变其政策或做法，但它可以对错误行为的指控发布公开报告。加拿大皇家骑警被要求参与这些CRCC调查，但其平均的回应时间为17个月。2019年，加拿大皇家骑警与CRCC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会跟上新的时间表；与CRCC要求的所有其他建议一样，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有时，加拿大皇家骑警回应信息请求太过缓慢，以至于后来新的投诉人会做出类似的投诉。这种情况发生在去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向CRCC投诉加拿大皇家骑警在Wet’suwet’en地区的执法策略，那里的一些原住民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一直在阻止Coastal GasLink建设天然气管道。

卑诗省公民自由协会的社区律师卡莉·泰耶说，CRCC拒绝调查该投诉的原因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仍在等待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其在2013年新不伦瑞克省的反页岩气抗议者提出的21项类似投诉的调查作出回应。

去年11月，CRCC发布了新不伦瑞克省投诉的最终报告。它对加拿大皇家骑警参与调查过程中显露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评论，发现警队“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冗长的、逐点的反驳，但没有提供额外的事实信息。”相反，委员会指出，“加拿大皇家骑警试图用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取代委员会的看法，并就其成员行动的合理性提供自己的结论。”

换句话说，加拿大皇家骑警对独立监督过程的参与，只包括了对其监督者的怀疑，却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新信息来支持警队自己对事件的说法。

六

CRCC并不是唯一对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督提出关切的调查机构。

2019年6月，当全国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和女孩调查组（MMIWG）发布其最终报告时，骑警对调查此类案件的冷漠态度贯穿始终。一位母亲讲述了当她去报告她女儿失踪时，加拿大皇家骑警如何不接受她的陈述。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这样的拖延意味着她可能永远不会得到答案。

其他人谈到，在他们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似乎无法让骑警友善地与他们交谈。还有人将骑警的不当行为追溯到更远的地方。2013年，当奇奇塔洛克真相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特别报告，重点关注警务的调查结果时，它描述了在1950年至1975年期间，“一些加拿大皇家骑警利用他们的权力地位，胁迫因纽特妇女进行性行为。”

MMIWG的委员们在他们的结论中毫不含糊：“加拿大皇家骑警没有向加拿大证明，他们有能力对自己负责”。

如果说加拿大皇家骑警曾有过什么改革的可能性的话，那就是在2007年，在独立调查员大卫·布朗公开宣布皇家骑警“糟糕透顶”之后。四年前，一名人力资源部门的雇员对警队内有问题的雇用做法、裙带关系、合同分割和挪用资金发出了警报。

随后的一份审计长报告显示，加拿大皇家骑警不适当地将养老基金中的310万加元用于人力资源项目。

布朗此前曾是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被当时的总理斯蒂芬·哈珀请来调查这项大规模的丑闻是如何发生的。布朗写道：“在对事件的各种版本进行筛选后，加拿大皇家骑警及其文化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没有信任和玩世不恭的景象”，他指出，在基层人员和骑警管理层之间存在明显的信任缺失。

布朗裁定，不仅当时的总监朱利亚诺·扎卡德利和他的团队没有以“透明、及时、有效或彻底”的方式回应这一丑闻，而且敢于揭露这一丑闻的成员“因其行为而遭受个人损失”。在向扎卡德利提出错误行为的官员的案件中，布朗写道，总监“根据一次会议，就准备毁掉一名深受尊敬的官员的职业生涯。”

扎卡德利当时立即下令将这名官员调离，并向全国各地的骑警发出信息，即 “向总督带来坏消息的人将面临危险。”

从布朗表明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治理结构已经崩溃的那一刻起，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变革的势头。2008年，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在随后的两年里编写了一系列报告。政府还请来了警队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文职总监威廉·埃利奥特。在一个动荡的任期内，埃利奥特被指控威胁和欺负他的副手。2011年，政府将缰绳交还给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员，就在加拿大皇家骑警中的女性开始打破她们对警队中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沉默的时候。

渥太华大学犯罪学家肯帕说：“有一段时期，哈珀政府可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而且它可能会是能持久的。”笔者采访过的“变革管理团队”中，有“足够多的资深人士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个团队就崩溃了。”

机会在2013年消失了，当时哈珀政府获得了C-42法案的御准，即《加强加拿大皇家骑警问责法案》。C-42法案引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行为准则系统，使CRCC能够随意审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活动，而不需要等待具体的公众投诉。虽然这项法案中确实包括了一些改革，但它只是在整个系统内改变了一些因素，但它使该系统本身保持不变。加拿大皇家骑警仍然是一个准军事组织，仍没有专家们早就说过的必要的、强有力的外部监督。

随着C-42法案成为法律，当时的局长鲍勃·保尔森提出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准备解决他后来称之为“非常严重的”的警队内部的骚扰问题，但同时否认有一个系统性的性骚扰问题。CRCC在其2017年工作场所文化报告中指出，这项行动计划“似乎已经失败”，并补充说，“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转向下一个倡议，很少考虑以前准备的行动是否已经实施，是否导致有意义的变化，或者，实际上，是否进一步加剧了它们要解决的问题”。

七

6月，当《弗兰克》杂志公布波塔皮克大屠杀期间的一些911电话时，关于透明度、问责制和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优先事项的问题再次成为头条。在晚上10点01分的第一段录音中，泰勒·布莱尔的继母告诉接线员，她的丈夫被枪杀，她家门口有一辆警车。在15分钟后的第二个电话中，布莱尔的哥哥说他的母亲被谋杀了，而凶手开着一辆警车离开了。

这些录音清楚地挑战了加拿大皇家骑警公开提供的袭击时间表，其中皇家骑警表示，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他们才“确认”枪手驾驶着一辆警车。

此后不久，加拿大皇家骑警发布了六个月来的第一份最新调查报告，不是为了回应已经发布的内容，而是为了谴责911电话被公布。根据随后的一份声明，皇家骑警要求安大略省警方调查这一泄漏事件。皇家骑警也没有提到这些被披露的内容。

不过，波塔皮克案调查中的不同之处和希望在于，联邦政府最初计划对这起大规模谋杀案进行独立审查，但这一过程不可能强制提供证据或强迫证人作证，这引起了公众的持续抗议，迫使政府迅速做出改变。公共安全部长比尔·布莱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听到了来自家属、幸存者、倡导者和新斯科舍省议员的呼吁，要求提高透明度，”他宣布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能够强迫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供证据和证词。

调查的最终报告将于2022年11月提交。很明显，许多新斯科舍省人对加拿大皇家骑警对这起杀人事件的反应感到愤慨。虽然公开调查在政治上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但西蒙弗雷泽大学的犯罪学家戈登说，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对皇家骑警处理这些谋杀案的审查，是否能与阻碍全国皇家骑警改革的系统和文化问题产生联系。

即使波塔皮克报告能将最近的事件置于更完整的背景中，它也可能只是在重申之前许多人已经彻底解释过的内容。因此，问题仍然存在。另一项调查和另一份报告是否会引发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更多真正的改革？

戈登说：“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行为非常不满，它是否会产生任何更大和更好的结果，真的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