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ard Luce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拜登的重振经济法案是被游说者削弱的，而并非他的意识形态对手共和党。

人们常常把立法过程比作观看制作香肠的过程（比喻事物令人不快的真相一旦付出水面，它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而对于拜登的“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的经济议程来说，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制作安慰剂。

诸如“历史性的”、“大规模的”和“全面的”这样的形容词仍然适用于他的计划，即使这些计划正在被削减成它们刚开始的样子，拜登总统生涯的命运可能还取决于这些计划的通过，但这与他们本期望实现的经过一代人才迎来一次的改革相差甚远。

这一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大型游说团体的持久力量来解释。

拜登希望赋予医疗保险通过谈判降低处方药价格的权力，美国处方药价格比其他富裕国家平均高出2.5倍。制药业的激烈游说使这一愿望落空。随后，美国政府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药品的价格更加合理（这项法案失败之后，参议院民主党人正在制定他们自己的立法，以降低老年人的药价）。

美国的化石燃料行业也获胜了，关于碳排放税的讨论在摇篮里就被扼杀了。现在，拜登提出的为电力公司提供1500亿美元，以使其放弃煤炭和天然气，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也已被删除。这将使拜登在即将于格拉斯哥召开的COP26气候变化峰会上失去外交制高点。如果美国不能放弃煤炭，它怎么能说服中国和印度呢？毕竟，该国人均碳排放量比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高70%。

金融服务部门也有庆祝的理由，拜登计划给予国内税务局适度的权力，来监测某些银行账户资金流入和流出的总额，但是这个计划也在退步，银行业将这个计划描述为将美国人置于持续监控之下的许可。

这项法案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授权，它的目的是减少美国每年约10万亿美元的逃税行为，随着拜登更广泛的税收提案被淡化，在现有体制下减少“漏税”的目标变得更加关键。

拜登的一些挫折是自己造成的，民主党人在宣传他们的法案时表现不佳，最基本的错误是用10年的数字说话，这使得3.5万亿美元的社会开支法案听起来庞大无比。实际上，这两项法案（包括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每年的新支出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

使用庞大的数字给政府的批评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抨击它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样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自疫情爆发以来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金融资产的影响相比，拜登的改革是温和的。

选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是情有可原的，美国媒体也没有帮上忙，当需要一场戏剧化的争斗时，政治记者对内容的兴趣就会减少。他们是在给听众帮倒忙。

这样的戏剧需要两方的支持，即中间派与进步派。在现实中，国会中几乎每个民主党人都支持这两项法案，然而，两个重要的不支持者是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和亚利桑那州的柯尔丝滕·希尼玛，而在人数50:50的参议院中，每一票都至关重要。曼钦由煤炭利益集团资助，并在这个行业有个人利益，希尼玛是大药厂捐款的主要接受者，这个事实很有启发性。另一个问题是，共和党人一致反对社会支出这个金额更大的法案。

然而，谈论“温和派”与“左派”，比指出说客们可以轻易地削弱美国安全网的适度升级，以及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转变要容易得多。

拜登提案中的大多数主要项目都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的欢迎，包括儿童税收抵免、父母休假、普及学前教育和降低药品价格等。但美国的政治智慧是通过多种棱镜折射出来的，选民想要的东西很少能在另一方看到。

政府的过度干预和财政上的不负责任让美国政府陷入痛苦中。双方共同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拜登的支持者一开始就把他的改革说成是自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甚至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的改革，这使得他的反对者更容易发出社会主义接管的警告。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熟悉的故事：中等规模的提案被大游说者冲淡，选民们感到愤怒，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