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的克里斯托弗·米姆斯于10月21日发表报道，介绍了远程办公的趋势对一些“巨星城市”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城市包括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等商业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远程工作，他们也可以在全国各地招募人才，而一些厌倦了大城市的员工也可能会搬去生活质量更高的地区。这种动态可能会对未来创新的模式和地点产生影响。

2020年9月，正值新冠疫情期间，面对被限制在旧金山昂贵的公寓里过冬的前景，鲁曼·乔杜里觉得她已经受够了这个城市。

因此，这位科技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她搬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凯蒂（Katy），一个约有2万人的小镇，就在休斯顿的西部，以拥有美国最昂贵的高中橄榄球场而闻名。

一年后，乔杜里在推特担任机器学习伦理部主任，公司现在允许员工一直都在家工作。她不仅不后悔自己的决定，而且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更普遍趋势的先锋：美国的专业阶层不仅在向混合型工作转移，而且还在向彻底的远程工作转移，同时也在离开一些曾拥有一流人才的城市中心地带。

乔杜里说：“很好的一点是，我还是可以做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并且生活在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环境中，我有自己的办公室，而不是挤进一间客房里工作。她在凯蒂买下了自己的房子，入住后才发现，房子比她所想的还多了一个卧室，总共有五个。

一些研究人员和行业专家认为，这一趋势标志着一种深刻变化，至少在科技行业是如此，因为科技行业历来是地理上最集中的领域之一。现在，许多人正在向行业中心以外的地方迁移，而且他们不会再回去了。

这种转变对发明创新的地点，和其发生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远离办公室，可以为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期望增加技术专长人士的地方带来这些人才。而沿海中心的大公司现在也有能力利用更远的人才库。

巨星城市会失去光泽吗？

在疫情爆发前的时代，美国最炙手可热的人才被吸引到纽约、波士顿、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城市，因为那里有优厚的薪酬待遇和与其他一线人才合作的机会。

现在，疫情已经让美国最热门的一些人才，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员工，纷纷离开这些大型的、拥挤且昂贵的“巨星城市”。

美国人已经证明了远程工作能够达到的规模。根据大西洋月刊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在2020年5月的疫情间，在家工作的趋势达到顶峰时，35%的美国工作人士，即约5000万人，都在远程工作。但应该注意的是，如果美国要永久地转型到这种程度的远程工作，也还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8月，只有13.4%的美国人，或大约2000万人，仍在远程工作。（尽管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往往偏向于低估这种趋势）。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人才外流只是一个小插曲，人工的暂时迁移的假象，掩盖了城市吸引最优秀和最聪明人才的长期动态。他们说，这种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从城市中心转移到郊区，这种变化是由混合工作和通勤变少所促成的，但不会有什么长期影响。

但这些经济学家可能忽略了这一趋势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公司正在接受远程工作的想法，因为它使他们能够从任何地方雇用人员，而且还可能不用出那么高的工资。

根据领英的数据，截至8月，网站上刊登的每8个职位中就有1个包含远程选项，是一年前的数倍。在领英上的约1100万个职位中，这等于约140万个职位，包括儿童书籍编辑和反洗钱专家的工作。

甚至在疫情之前，远程工作就已经越来越普遍，而疫情只是加快了它的采用速度。Upwork是一个连接雇主和自由职业者的平台，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亚当·奥齐梅克称，不断增加的云端工具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从Zoom和Slack到Figma和GitHub，这是一种“通用技术”，与电力或计算机本身一样重要，它也可能改变美国人的生活地点、工作方式、创新发生的地点以及财富分配方式。

他说，在短期内，经济数据确实表明，大多人已经搬到了郊区。但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完全离开美国的大城市，去寻找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低的生活成本。

奥齐梅克说：“我们所看到的流动数据表明，最大量的迁移是进入巨星城市的周边地区。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家庭会如何做出这些决定，以及当前远程工作机会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会到这一点。”

换句话说，奥齐梅克认为“如果一堆潜在的雇主决定彻底开展远程工作，家庭才可以搬到远处，并对放弃进入巨星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感到更有信心。”

根据9月份对1000名招聘经理的调查和其他数据推断，奥齐梅克预测，到2026年，3000万美国专业人士可能会开始完全远程工作。

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卡恩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与郊区相比，疫情缩减了人们愿意为住在城市中心所支付的溢价。他说，这种趋势完全有可能继续下去，将人们进一步推离现有的巨星城市。

卡恩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每个美国人都能用电子邮件发送自己的工作成果，他们会住在哪里？他说，答案是管理良好、设施齐全的城市，无论它们离公司总部有多远。”

搬迁的障碍

但是，人工的迁移也伴随着挑战。能否“用电子邮件发送自己的工作成果”，取决于美国普通职业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或者愿意从事几乎彻底远离同事的工作，而不是在灵活和混合工作安排中常见的那样，只有在部分时间远离办公室。

首先，远程工作可能会带来孤立，并且削弱创造性。根据微软对数十亿封Outlook电子邮件和微软团队会议的分析，有证据表明，疫情和大规模的远程工作缩小了人们的工作网络。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团队以外的员工产生更多接触，也与更高的创造力相关。

但是，为了实现远程工作，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包括虚拟办公室、虚拟聚会和虚拟商务旅行、Zoom Rooms和远程操控的机器人身体，以便能在家里从事蓝领工作。那些在运营远程工作场所方面经验丰富的公司也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将员工面对面地或虚拟地聚在一起，以完成定期到办公室的工作。

例如，为了在团队成员之间重现随性的“饮水机边的聊天”（像苹果的办公室就是为了促进这种聊天而设计的），乔杜里每周都会使用Google Meet的一个功能，在小组视频电话中随机分配一对团队成员到各个分组房间。乔杜里说：“我们随机将员工配对进行10分钟的对话，没有目的，只是让他们互相说句‘嘿，你好吗，你周末过得怎么样？’，然后再切换。

她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快速约会，或快速建立关系网。”

同时，尽管科技公司的领导人喜欢谈论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在同一屋檐下工作对创新的重要性，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人们需要每天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才能进行合作并提出新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公司领导人所想要的那种创新，即产生全新产品或技术的灵光一现，是非常罕见的。真正推动底线的创新，也就是人们称为日常创新的情况，是协作性的、渐进性的，正是由一小群员工进行的那种稳定的琢磨。

一年半以来，关于远程工作人员生产力提高的数据表明，目前的合作技术完全有能力促进协作。

创造新的中心

随着为美国最具生产力的公司工作的专业人员离开巨星城市，或者从一开始就不搬去这些城市，崭新的创新地貌，以及从创新人才的工资中受益的地方经济，也可能被分散。

如果员工们只是简单地分布在各地，随意选择新的地方落脚，那是一回事，但有各种迹象表明，他们将会用不同的标准，重新聚集。

卡恩说，未来的城市将不得不在良好的治理、户外活动、更好的公园和娱乐等设施方面进行竞争，这与经济学家埃德·格莱泽的研究是一致的。而从事科技工作，曾住沿海地区的侨民纷纷涌入爱达荷州博伊西等地的情况，似乎支持了这些论调。

这种影响对科技公司来说可能特别强大，因为它们最能利用现有的远程工作技术，再建立自己的技术，甚至把其中一些工具卖给别人。谷歌基于云的生产力工具和亚马逊的网络服务一开始都是出于内部需求而开发的，它们现在都是数百万公司远程工作的关键。

谁知道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正在开发的新的远程工作技术中，包括虚拟现实和远程呈现（telepresence，使人能以远程的方式出现在一个现场，让人产生身临其境感），哪一个会成为下一个扩大远程工作者的队伍或提高生产力的利器？

大规模远程工作的矛盾结果是，它既代表了新技术的集中化，也意味着新技术的分散化。也就是说，即使工人在地理上分散，他们中更多的人也都在一个地方工作：互联网。这种变化已经在帮助硅谷巨头突破地区住房危机等障碍，能在任何地方挖走人才。

乔杜里在过去六个月里在推特上建立的团队正体现了这种趋势。“我不用局限于在旧金山招人了。你知道这有多神奇吗？我的团队身在美国的每一个时区，还有在英国的。如果我们回到同一个办公室，它又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