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Bremmer在《外交》发表文章，指出科技巨头们已经不再是各国政治的棋子或筹码，相反，他们已经成为地缘政治行动者本身，作者分析了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不一样的方向对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月6日，暴乱者冲进美国国会大厦后，美国一些最强大的机构立即行动起来，惩罚这次失败叛乱的领导人。

但这些机构并不是你所期望的那些。

Facebook和推特暂停了特朗普的账户，因为他在帖子中赞扬了暴动者。亚马逊、苹果和谷歌通过阻止Parler进入网络托管服务和应用程序商店，有效地驱逐了特朗普支持者用来鼓励和协调攻击的推特替代品。

注：Parler是美国一家另类科技社交网络服务与微博客，主要用户群包括特朗普支持者、保守派、阴谋论者、右翼及极右分子。尽管Parler本身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平台，但平台上的帖子经常包含色情、极右内容、反犹太主义和匿名者Q等阴谋论。

PayPal和Stripe等主要金融服务应用程序,停止处理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捐赠，以及特朗普支持者前往华盛顿特区旅行费用的付款。

这些技术公司的反应速度与美国管理机构的软弱形成鲜明对比。国会仍然没有就特朗普在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谴责。在共和党人的反对下，国会试图建立一个两党共同参与、类似于911事件委员会的努力失败了。执法机构逮捕了个别几个暴乱者，但在许多情况下，还是靠着通过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线索来追踪到他们的。

近400年来，国家一直是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随着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在地缘政治影响力方面与各国竞争，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1月6日暴乱的后续措施就是最新的证据，证明亚马逊、苹果、Facebook、谷歌和推特不再仅仅是大公司，它们已经控制了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而这些方面长期以来是国家的专属领域。中国的科技公司也是如此，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腾讯。

非国家行为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塑造地缘政治，而技术公司则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欧洲想参与其中，但欧洲公司的规模和地缘政治影响力还不足以与中美两国的同行竞争。

然而，大多数关于中美技术竞争的分析,都停留在中央集权的模式上，这些分析将技术公司描述为敌对国家冲突中的步兵。然而，科技公司并不仅仅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例如，他们在国会大厦叛乱后立即采取的行动，没有一个是在政府或执法部门的要求下进行的，这些都是营利性公司对其控制的代码、服务器和法规行使权力而做出的私人决定。

这些公司正日益塑造政府运作的全球环境，它们对推动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服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部署经济和军事力量、塑造未来的工作，并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现在是时候把技巨头想象成国家了，这些公司在一个迅速扩大的领域，即数字空间，行使主权，这个领域已经超出了监管机构的范围，它们为地缘政治竞争带来了资源，但它们的行动能力受到了限制，它们保持着对外关系，并对包括股东、雇员、用户和广告商在内的选民负责。

政治学家依靠一系列术语对政府进行分类：有“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和结合了前两者要素的“混合政权”。但他们没有用这样的工具来理解大科技。现在是他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了，因为并非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尽管科技公司和国家一样，拒绝整齐划一的分类，但有三种基本形式，推动着它们的地缘政治姿态和世界观：即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

注：技术乌托邦主义是一种意识星戴，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并且应该带来乌托邦，或至少有助于实现乌托邦理想的意识形态。因此，技术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其中的法律、政府和社会条件完全是为了所有公民的利益而制定的。

这些分类阐明了科技巨头们在努力塑造全球事务时所面临的选择。

我们未来会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里？互联网越来越分散，技术公司为其所在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服务？或者，大科技公司会果断地从政府手中夺取数字空间的控制权，使自己摆脱国家边界，成为真正的全球力量？又或者，国家主导的时代最终结束，一个技术精英取而代之，他们将负责提供曾经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分析师、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最好了解一下这些新的地缘政治行为者，明白它们如何行使权力并相互竞争的前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决定21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科技巨头们正在关注你

要了解科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之争将如何进行，重要的是要掌握这些公司权力的性质。它们所掌握的工具在全球事务中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都如此难以控制它们。

尽管这不是私营企业第一次在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东印度公司和石油巨头也曾有过类似的地位。但是，早期的巨头永远无法与今天的技术公司在全球的普遍存在相提并论。在政治掮客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行使权力是一回事，直接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的生计、关系、安全，甚至思维模式则是另一回事。

当今最大的技术公司有两个关键优势，使它们开辟出了独立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首先，它们并不完全在物理空间内运作或行使权力，它们在地缘政治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数字空间，它们在这个空间行使主要的影响力。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生活，而政府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这片土地。

这一事实的影响几乎涉及到公民、经济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今天的许多民主国家，政治家们在Facebook和推特上获得追随者的能力,为他们赢得了所需的资金和政治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科技公司在国会山暴动后对特朗普的抨击行动如此有力，对于新一代的企业家来说，亚马逊的市场和网络托管服务、苹果的应用商店、Facebook的广告定位工具和谷歌的搜索引擎,已经成为开展成功业务不可或缺的工具。科技巨头们甚至正在改变人们的关系，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算法取得联系。

科技公司不仅对公民在数字平台上的行为方式行使了某种形式的主权，它们还塑造行为和互动。Facebook的红色小通知向你的大脑输送多巴胺，谷歌的人工智能（AI）算法在你打字时帮你完成句子，而亚马逊选择哪些产品出现在你的搜索屏幕顶部，从而影响你的购买。

通过这些方式，技术公司正在指导人们如何花时间、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职业和社会机会，以及最终，他们的想法。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继续从物理世界转移到数字空间，这种力量只会越来越大。

这些技术公司与他们强大前辈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越来越多地提供现代社会运行所需的网络和现实世界的全方位产品。虽然私营公司长期以来在提供医药、能源等基本需求方面发挥着作用，但今天快速数字化的经济依赖于一系列更复杂的商品、服务和信息流。

目前，只有四家公司——阿里巴巴、亚马逊、谷歌和微软，满足了世界上对云服务的大部分需求，这种基本的计算基础设施在新冠期间使得人们能够工作、儿童能够学习。

传统行业未来的竞争力将取决于他们能否有效地抓住5G网络、人工智能和大规模物联网所创造的新机会。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服务提供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云计算领导者提供的基础设施。很快，越来越多的汽车、装配线和城市也将如此。

除了拥有世界领先的搜索引擎和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外，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还涉足医疗保健、药物开发和自动驾驶汽车领域。亚马逊庞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网络为数百万人提供基本消费品。

在中国，阿里巴巴和腾讯主导着支付系统、社交媒体、视频流、电子商务和物流。它们还投资于对中国政府来说很重要的项目，如数字丝绸之路，这个项目旨在为新兴市场带来运行数字社会所需的海底电缆、电信网络、云功能和应用程序等设施。

私营技术公司也在提供国家安全服务，这一角色传统上是由政府和它们雇用的国防承包商来承担的。去年俄罗斯黑客入侵美国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时，首先发现并切断入侵者的是微软，而不是国家安全局或美国网络司令部。

当然，私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在大银行变得“大而不能倒”之前，这句话在冷战期间被用在美国国防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身上。但洛克希德只是为美国政府制造战斗机和导弹，它没有运营空军，也没有在天空中维持秩序。

科技巨头们正在建立数字世界的骨干，同时也在维持这个世界的治安。

大科技公司对国家的侵蚀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各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约束不守规矩的数字领域：无论是中国最近针对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集团的举措，还是欧盟试图监管个人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被其定义为数字“守门人”的大型科技公司，还是美国众议院提出的众多反垄断法案，都是如此。 美国众议院提出的许多反垄断法案，印度对外国社交媒体公司的持续压力，反映出技术行业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政治和监管反击。

此外，技术公司无法将自己与物理空间脱钩，在无力空间，它们仍然受国家的控制，这些公司所创建的虚拟世界代码位于政府控制的领土上的数据中心内。公司受制于国家法律，他们可能被罚款或受到其他制裁，他们的网站可能被封锁，如果他们违反规则，他们的管理人员可能被逮捕。

但是，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国家和监管机构越来越受制于过时的法律和有限的能力。

数字空间在不断增长：Facebook现在有近30亿月度活跃用户；谷歌报告称，每天在其视频流平台YouTube上观看的视频超过10亿小时。2020年，超过640亿兆字节的数字信息被创造和存储，足以填满约5000亿部智能手机。

在下一阶段，这个“数据领域”将看到汽车、工厂和整个城市与互联网连接的传感器进行数据交易，随着这个领域的发展，控制它的能力将进一步超出国家的范围。而且，由于技术公司提供重要的数字和现实世界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国家不能提供这些东西，而其严厉的措施导致公司停止运营的话，就有自取灭亡的危险。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都部署了复杂的系统来监控数字空间。中国建立了“长城防火墙”，而美国的间谍机构建立了监控全球通信的梯队监控系统。

但是，这样的系统不可能监视一切，未能删除非法内容的罚款对企业来说只是一种干扰，而不是一种生存威胁。政府也意识到，如果他们做得太过，可能会损害自己的统治地位，民众反抗的可能性，是普京也不太可能限制公民访问全球互联网的一个原因。

这并不是说科技巨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曾经最令人钦佩的美国企业正在失去美国人的支持。根据2021年2月的盖洛普调查，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根据公共关系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年度信任度晴雨表，全球对科技巨头，尤其是社交媒体公司的信任度在这场疫情中受到重创。

对大科技公司采取强硬措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数不多的意见统一的事情，即便如此，尚未出现重大打击的事实也说明了政府的谨慎。在美国，国会功能混乱的现实和硅谷强大的游说力量相结合，对数字巨头构成严重威胁的全面新法规可能会继续拖延。

欧洲的情况则不同，那里缺乏本土云计算、搜索和社交媒体集团，因此更容易通过大力度的立法。中国的情况当然也不一样，最近一轮的监管打击已经让中国的科技巨头股价下跌。

在比利时和中国，政治家们正试图引导最大的科技公司追求国家优先事项。但是，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不仅对人们的生活更加重要、在国家满足人民基本需求方面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客们是否会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国家的反击

今天地缘政治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那些解散或取缔科技巨头的国家，是否也能抓住数字革命下一阶段的机遇，还是他们的努力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欧盟对自己没有像美国和中国那样催生出数字巨头而感到震惊，并有意要找出答案。它站在民主社会的最前沿，推动对数字空间拥有更大的主权。2018年，欧盟通过了一项全面的数据保护法，限制个人数据在27个成员国之外的地区进行转移，并威胁对未能保护欧盟公民敏感信息的公司处以高额罚款。

比利时正在推进一项新的监管方案，这项法案将赋予欧盟委员会新的权力，对非法内容的互联网平台进行罚款，控制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应用，并可能拆分欧盟官僚认为过于强大的技术公司。

欧盟和法国等有影响力的成员国也在呼吁制定以技术为重点的产业政策，比如通过数十亿欧元的政府拨款，鼓励开发汇集数据和计算资源的新方法。目的是开发最大的云平台替代方案，与目前的选择不同，这些方案是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的。

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欧洲从一个弱者的立场出发，押注它可以笼络技术巨头，并释放出欧洲创新的新浪潮。如果事实证明，只有最大的技术平台才能够汇集开发和运行企业所依赖的数字系统所需的资本、人才和基础设施，那么欧洲只会加速其地缘政治的衰退。

欧洲的结果取决于少数大型云平台，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机会和挑战，是否能够继续推动创新，以及一批在更严厉政府监督下运作的公司，是否仍然能够生产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尖端数字基础设施。

创造和维护大规模的数字空间是非常昂贵的。Alphabet、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微软在2019年总共投入了1090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开发。这大致相当于德国同期的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的总额，是英国政府和私人部门当年支出总额的两倍多。

如果欧洲国家希望对技术部门拥有更大的控制，他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即使政府愿意自己为这些数字能力提供资金，钱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还需要努力汇集所需的工程和其他人才，设计、维护、运营和发展复杂的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应用和其他系统，使这些技术能够大规模运作。

要在云计算或半导体等领域实现和保持全球领导地位，需要对财政和人力资本进行巨大而持续的投资。它还需要在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中与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密切的关系。

今天，建造一个现代半导体工厂的成本可能超过150亿美元，并且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来建立和运行它们。世界领先的云服务提供商每年在研发方面投资数十亿美元，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产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将利润重新投入到研究中。

政府（以及一些小公司的合作）很难聚集起所需的资源，达到推动全球经济所需的规模。即使在中国，政府也在指望中国最大的私营技术公司承担重任，帮助建立一个富裕且数字化的社会。

随着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政治融合，未来十年将检验会发生什么。政府和技术公司准备在这两个世界中争夺影响力，因此需要一个更好的框架来理解公司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的权力如何与政府在这两个领域的权力相互作用。

科技巨头的内部争斗

科技公司的发展方向与国家一样多样化。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往往在同一家公司内并存，哪种观点占主导地位将对全球政治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是全球主义者，即那些通过在国际范围内运营来建立帝国的公司。这些公司，包括苹果、Facebook和谷歌，他们创造并填充了数字空间，使他们的商业存在和收入来源不受物理领土的约束。每家公司都是靠着一个想法，使其能够主导一个有经济价值的利基市场，然后将业务推向全球，从而变得强大。

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腾讯等公司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中脱颖而出，然后将目光投向了全球增长。但想法是一样的：在尽可能多的国家扩张，必要时尊重当地的规则和法规，并进行激烈的竞争。当然，他们也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但仍然是一种残酷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全球扩张方式在推动这些公司的创新。

然后是国家冠军企业，它们更愿意明确地与本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些公司在各种重要领域与政府合作，包括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它们通过向政府出售产品获得大量收入，并利用其专业知识帮助指导这些政府的行动。

注：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是指技术上属于私营企业，但由于政府政策而在国民经济中失去主导地位的企业。

最接近国家冠军模式的公司在中国，那里的公司长期面临着推进国家目标的压力。华为和中芯国际是中国5G和半导体领域的核心国家冠军。2017年，中国最高领导人称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及搜索引擎百度和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为中国的“国家人工智能团队”，让它们在建设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中发挥主导作用。

比起其他国家，中国在这场疫情中更多地征用了技术巨头，大量依靠数字服务（包括视频会议和远程医疗），甚至在疫情发生时利用它们来实施封锁和其他旅行限制，还通过中国技术公司提供的数字健康护照来管理重新开放，并通过向有需要的国家运送急需的医疗用品来实施“口罩外交”，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今天，即使历来奉行全球主义的美国公司也感受到了国家冠军模式的吸引力。

微软代表美国及其民主盟友，在维护数字空间、打击国家行为者（和国际犯罪集团传播的错误信息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在将微软引向国家冠军企业。

亚马逊和微软也在竞相向美国政府提供云计算基础设施。亚马逊新任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曾负责亚马逊的云业务，他曾是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一个蓝丝带顾问小组（蓝丝带是支持网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象征），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对美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有时会与第三个阵营发生冲突，即技术乌托邦。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些技术公司由富有魅力的远见卓识者领导，他们不仅将技术视为全球商业机会，还将其视为人类事务中潜在的革命力量。

与其他两个阵营相比，这个阵营更关注科技CEO的个性和野心，而不是公司本身的运营。全球主义者希望国家不要管他们，维持全球商业的有利条件，国家民族主义拥护者则认为有机会从国家那里获得财富，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期待的未来是，自17世纪以来一直主导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范式被完全不同的东西所取代。

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他公开表示要重塑交通，将计算机与人类大脑联系起来，并通过殖民火星使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是的，他也在为美国政府提供太空运载能力，但他主要关注的是主导近太空轨道，创造一个科技公司帮助社会超越民族国家概念发展的未来。

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也有类似的倾向，即使他对政府监管在线内容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Facebook支持的数字货币Diem，在金融监管机构几乎普遍提出担忧后，不得不大幅缩减规模。由于美元的主导地位，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力远比对数字空间其他领域的控制力强。

如果维塔利克·布特林（俄罗斯裔加拿大程序员及作家。以太坊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和建立在他的以太坊生态系统之上的企业家们能够得偿所愿，政府的这种控制力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以太坊是仅次于比特币的世界第二大区块链，正迅速成为驱动新一代去中心化互联网应用的基础架构。它可能对政府权力构成的挑战甚至比Diem还要大。

以太坊的设计包括智能合约，它使交易各方能够将生意条款嵌入难以改变的计算机代码中。企业家们已经抓住了这项技术来创造新的业务，包括博彩市场、金融衍生品和支付系统，一旦启动，几乎不可能改变或废除。

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创新大多是在金融领域，但一些支持者认为，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将是开启网络下一个大飞跃的关键：元宇宙，这是一个增强虚拟现实、下一代数据网络和去中心化的融资和支付系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逼真的数字世界，人们可以在那里社交、工作和交易数字商品等。

中国仍然有它的全球主义者和国家冠军，中国政府曾经赞扬马云，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他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他彻底改变了人们购买和销售商品的方式，并试图创建一个新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促进电子商务和推动全球直接贸易。

但在他于2020年10月发表演讲，批评金融监管机构扼杀创新后，中国政府发起了监管风暴，现在对马云和阿里巴巴的约束更严格了，这对中国任何可能考虑挑战国家的技术商人来说都是一种警告。

即便如此，中国仍然依赖阿里提供的数字基础设施来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但是中国政府更有能力监管数字空间以及建设和维护数字空间的公司，但中国最终面临着与美国和比利时一样的权衡，如果它过分收紧控制，就有可能扼杀创新。

我们的数字未来

随着技术公司和政府为控制数字空间进行谈判，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巨头将在三种地缘政治环境中运作：一种是国家至上，奖励国家冠军；一种是公司从国家手中夺取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赋予全球主义者权力；或者一种是国家逐渐消失，提升至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时代。

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冠军获胜，而国家仍然是安全、监管和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系统性冲击，如新冠疫情，以及长期威胁，如气候变化，再加上公众对技术公司力量的反抗，巩固了政府的权威，成为解决全球挑战的唯一力量。

在美国，两党共同推动监管，奖励那些为支持国家目标而部署资源的“爱国”公司，政府希望为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契约的其他组成部分提供新一代的技术服务，以提高其在中产阶级选民眼中的合法性。

中国和其他类似政府加快培养自己的国家冠军，大力推动自给自足，同时争夺在巴西、印度和东南亚等重要的全球摇摆市场的影响力。中国的技术公司不再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

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会发现，要平衡他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要难得多。欧洲是最大的输家，因为它缺乏具有雄厚财政实力或技术手段的技术公司，无法与两个大国的公司抗衡。随着欧盟对数字主权的推动不力，中美冷战使技术领域的国家安全成为主导性的优先事项，欧洲的技术部门几乎没有选择，只能跟随美国的议程。

随着美国和中国的脱钩，那些能够将自己重新塑造成国家冠军的公司会得到回报。中国和美国都向技术公司输送资源，使它们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同时，互联网日益分散的性质使得在真正的全球范围内运营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数据、软件或先进的半导体技术由于法律和政策障碍而不能跨越国界时，或者当美国和中国公司制造的电脑或手机不能相互交流时，就会增加公司的成本和监管风险。

亚马逊和微软适应这种新秩序并不难，因为它们已经在应对支持国家安全需求而日益增长的压力。这两家公司已经在竞相向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提供云服务。

但苹果和谷歌可能不太习惯于跟美国政府合作，苹果对政府破解加密智能手机的要求退避三舍，谷歌则退出了与五角大楼的图像识别项目。如果Facebook被视为为外国虚假信息提供了一个平台，而没有同时为政府提供有用的资产，如云计算或军事人工智能应用，那么它可能最难驾驭有利于国家冠军的格局。

这将是一个地缘政治更加动荡的世界，战略和技术产生分歧的风险更大。台湾将是一个主要关注点，因为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公司继续依赖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制造公司，作为尖端芯片的主要供应商。美国已经在着手切断中国大陆主要技术公司，与台湾地区和台积电的联系，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即台湾地区正被进一步拖入美国的轨道。

尽管中国大陆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半导体而选择进攻台湾（但是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升级到台湾以外的地区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这对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和商业环境的损害太严重，但这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一个由国家冠军组成的世界，也会阻碍应对全球危机所需的国际合作——无论是比新冠更致命的疫情还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移民潮。如果技术民族主义使政府更难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是一种讽刺，因为这种危机在一开始巩固了国家作为最后手段提供者的地位。

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继续存在，但处于被削弱的状态，为全球主义者的上台铺平道路。由于无法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监管者接受政府与技术公司分享数字空间的主权。大科技公司击退可能限制海外业务的限制，称丧失市场机会将损害创新，最终损害政府创造就业和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公司不接受技术冷战，而是向政府施压，要求达成一套共同规则，维护全球硬件、软件和数据市场。

可以说，苹果和谷歌将从这一结果中获得最大利益。与其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主导的互联网之间做出选择，苹果可以继续提供自己独特的技术生态系统，满足旧金山和上海精英们的需求。由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人们都在消费将个人数据商品化的产品和服务，谷歌注重广告的收入模式将继续蓬勃发展。

全球主义的胜利也将帮助阿里巴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字节跳动的视频分享应用TikTok帮助其实现了1400亿美元的估值，它将可以自由地向全球观众提供流行视频，增强人工智能算法和全球收入。腾讯也是一个全球主义者，但与中国政府的合作要比阿里巴巴深入得多。随着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竞争的加剧，它更可能朝着国家冠军的方向发展。

全球主义者需要稳定的局面，才能在未来十年内取得成功。他们最担心的是，美国和中国将继续脱钩，迫使他们在一场经济战争中站队，这将给他们试图实现业务全球化的努力增加障碍。

如果中国和美国决定，过度监管有可能削弱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那么全球主义者的命运将得到改善。就美国而言，这意味着放弃旨在说服公司能够作为国家冠军的企业政策，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维护私营部门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一个由全球主义者统治的世界将使欧洲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个精明的官僚角色，设计出允许技术公司和政府在数字空间分享主权的规则。

中国和美国仍将是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大国，但美国推动工业政策和中国追求提升国家冠军努力的失败，将松动这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控制力，增加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并为全球规则的制定创造更多机会。这是一个美国和中国政府都略显疲软的世界，但它为两国提供了在紧迫的全球挑战中进行合作的最佳机会。

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人们经常预言的国家侵蚀终于成为现实，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利用人们对政府未能创造繁荣和稳定的失望，将公民吸引到与国家脱钩的数字经济中。人们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心减弱或崩溃。加密货币被证明是监管者无法控制的，它们被广泛接受，削弱了政府对金融世界的控制力。

中央集权的瓦解，使世界应对跨国挑战的能力大大降低，对于拥有巨大野心和相应资源的技术梦想家来说，爱国主义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在决定如何探索太空方面，马斯克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Facebook取代了公共场所、公民社会和社会安全网，创造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货币，并获得了广泛的使用。

一个由技术主义者发号施令的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是最难弄清楚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太习惯于将国家视为解决问题的主要行为者。政府不会不战而败，即使美国政府权威削弱也不会让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自由发挥，中国还需要承受国内公信力崩溃的痛苦。各国政府对他们的阻挠越少，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就越能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一个勇敢的数字新世界

一代人前，互联网的基本前提是，它将加速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改变了经济和政治。许多人希望，数字时代可以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挑战那些自以为可以逃脱历史终结的独裁者的控制。

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型技术公司手中，以及以美国、中国和欧盟为中心的权力集团的竞争性干预，导致了一个更加分散的数字版图。

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影响也将同样深远。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公司正在评估如何最好地定位自己，以应对美国和中国旷日持久的竞争。美国认为，其首要的地缘政治任务是防止被技术权威对手取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在先进工业国家联盟扼杀其进一步扩张之前，确保自己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自立。大科技公司目前将谨慎行事，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政府对失去权威的不安全感。

但随着中美竞争的日益加剧，这些公司将更积极地发挥影响力，如果它们设法将自己打造成“不可或缺的公司”，就像美国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一样，这些国家冠军将推动政府提供更多补贴和优于对手的待遇。他们还将推动更多的脱钩，辩称他们的重要工作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不能受到敌对黑客的攻击。

全球主义者会辩称，如果政府闭关自守，采取掩耳盗铃的心态，将无法长期保持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美国的全球主义者将指出，亚洲和欧洲的大公司非但没有退出中国，而且还在加强它们在中国的存在，但美国政府却迫使美国公司离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么做只会伤害自己。

为了防止政府指责他们越过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他们会辩称，更深层次的脱钩将抑制中美在紧迫的跨国挑战方面的合作，例如致命的疫情和气候变化。中国的全球主义者会辩称，中国政府能否保持强劲增长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合法性，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将自己打造成全球创新的中心。

而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呢？他们将乐于安静地工作，等待时机。当国家冠军和全球主义者为谁来制定政府政策而争论不休时，技术乌托邦将利用传统公司和去中心化项目，如以太坊，来探索数字空间的新领域，如元宇宙，或提供基本服务的新方法。

当美国政府按惯例每隔一段时间就把他们拉到国会面前，谴责他们的自我和权力时，他们会展现最诚恳的态度和最小的改进措施来安抚政策制定者，同时部署积极的游说工作，破坏美国使他们屈服的任何努力。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正在走向一个见证民族国家消亡、政府终结和边界解体的未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预测在今天比在20世纪90年代更有可能变成现实。但是，把大型科技公司说成是它们的政府可以在地缘政治棋盘上移动的棋子，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它们本身就越来越成为地缘政治的行动者。随着中美竞争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它们在塑造中美行为方式方面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只有通过更新我们对地缘政治力量的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全新的数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