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被称为“大辞职”的现象似乎正在加速发展。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新数据统计，8月份有创纪录的430万工人辞职，如果从4月份开始算起，这一数字则扩大到2千万。
其中许多辞职现象发生在零售业和酒店业，员工选择放弃困难的低工资工作。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损失及后续的艰难复苏，辞职跨越了美国劳动力的广大领域，不断助长了《大西洋月刊》杂志作者德里克·汤普森所描述的“美国经济史上的离心时刻”。
工资上涨，企业面临人员短缺，而持续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经历促使无数美国人重新评估他们的工作选择。
咨询公司Work Institute的总裁丹尼·内尔姆斯告诉《华尔街日报》：“新冠肺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它正在影响人们的身心。它让人们对生活和事业继续进行反思，再加上1千多万的职位空缺，如果他们想去做一些不同的工作，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大辞职”现象前，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停滞。在低端工作中，工资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而工作却越来越不正规、不稳定。工人权利活动家现在看到了纠正路线的关键时刻，10月是美国有组织劳工的一个重要月份，各行业的大罢工席卷全国。
《华盛顿邮报》报告说：“工人更难被替换，许多公司正急于应付处于困境中的供应链、满足因疫情短缺引发的对产品的需求。这给了工会新的筹码，并使罢工的风险降低。”
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中的普通工人来说，有理由感到鼓舞。汤普森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事实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比过去20年更频繁地辞职，而经济也因此得到了改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辞职的次数减少了，许多人坚持从事糟糕的工作，因为他们担心在寻找新工作时无法得到社会保障，但美国人似乎已经不再坚持下去了。而他们的缺乏耐心也得到了回报：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正在以1929年-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快的速度上升。”
在社会民主的西欧，更强大的社会保障措施导致较少的劳动力的中断，但也有类似的趋势在上演。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指出：“经合组织（OECD）将大多数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组合在一起，其整理的数据显示，在38个成员国中，与新冠疫情之前相比，工作人数减少了约2千万。其中1400万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被归类为‘不工作’和‘不找工作’的群体。与2019年相比，没有就业、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人增加了3百万。”
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德国公司报告说缺乏技术工人。当月，德国联邦就业局局长德特勒夫·谢勒告诉《南德意志报》，德国每年需要进口40万名技术工人，以弥补从护理到绿色科技公司等行业的短缺。新冠疫情期间的边境关闭和中东欧国家的工资上涨，导致德国和丹麦等国家的肉类包装商和酒店业工人短缺。
德国汉斯·伯克勒基金会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所、欧洲经济部门负责人安德鲁·瓦特对《政客》说：“坦率地说，这是一个薪酬问题。这些部门不得不增加工资，以使人们重新从事艰难的低薪工作。这不是什么坏事。”
但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变得更不平衡、更严峻。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去年有2600万人因为疫情的停工而失去了工作。绝大多数恢复的工作岗位是在非正规部门，在一个已经被深刻的经济不平等所定义的地区，这一结果往往意味着工资更低，更不稳定。
国际劳工组织区域主任维尼修斯·皮涅罗在上个月的一次简报会上说：“这些工作通常不稳定，工资低，没有社会保护或权利。”他还指出，新冠疫情对该地区的年轻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根据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每6个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的人中就有1人在疫情开始后离开工作岗位。
在亚洲的各种经济体中，人们还感受到了其他的痛苦，中国出现了自己的“大辞职”潮。年轻一代的工人对前途，和对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中心制造业的低薪感到失望。中国有关部门说，关键的科技行业越来越缺乏技术工人，这对试图将国民经济引向更多的技术部门的领导人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随着全球需求在疫情缓解后回升，中国工厂正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
其邻国越南亦正在面对疫情后的劳工流失问题，当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在封锁期间枯竭时，许多外出务工的人不再回来了。
越南胡志明市美国商会执行董事玛丽·塔诺卡对《金融时报》说：“很明显，在长期的封锁期间，企业和工人都面临着极端的困难。而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人来说，他们没有钱支付房租或食物，尤其感到痛苦和艰难。”
在亚洲的村庄里，许多低薪人群至少可以指望有房子住，有食物吃，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认命。那些紧紧抓住工作机会的人往往在应付更可怕的条件。正如“亚洲底薪联盟”最近的一项研究所记录的那样，当疫情阻碍了快时尚的供应链时，南亚数以百万计的服装工人不得不忍受降薪和普遍侵犯人权的工作安排。
在对缅甸、洪都拉斯、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1140名服装工人进行的调查中，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工人权利联盟的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人被迫借钱，许多人在新冠疫情中产生了更多的债务，约有三分之一更换了工作的工人报告说工作条件更差、工资更低、风险更大。
巴基斯坦劳工教育和研究所的现场工作人员扎梅尔·阿万对路透社说：“在新冠疫情开始时，工人本就没有得到公平的工资，也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大多数人深陷债务，那些重新找到工作的人发现自己处于更恶劣的条件下，但不再有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