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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与美国监督员发生冲突,但为什么美国政府居然有可能会支持中兴的立场

华尔街日报的阿鲁纳·维斯瓦纳塔和迪伦·托卡发表独家报道,介绍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派去监督他的监督员之间的冲突。监督员希望延长任期,而中兴并不答应,因此监督员发出了威胁。由于监督员表示与本案法官关系密切,且能从这个职位中获得大量收入,因此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

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在2017年同意接受一名独立监督员的监督,因为承认了美国司法部对其非法向伊朗出口美国敏感技术,并多次向调查人员撒谎的指控。

Photo by; Kārlis Dambrāns,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据熟悉此事的人士称,现在,令美国司法部官员感到担忧的是,这名监督员,一名达拉斯的律师,正在要求3月到期之后,将自己的任期继续延长,并威胁中兴通讯,要求公司必须答应延期。斯坦顿的公司每年从监督权中赚取数千万美元,随着对条款的争论升级,他的收入在最近几个月里不断上升。

这些人说,法院任命的监督员詹姆斯·斯坦顿(James Stanton)提出的威胁,包括说他将利用他与监督此案的法官的友谊。他们补充说,斯坦顿之前每年都会认证中兴通讯对和解协议的遵守情况,但是他在6月份要求了延期,说他有证据证明中兴通讯违反了和解条款,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斯坦顿告诉参与监督的人,他与任命他的美国地区法官埃德·金凯德(Ed Kinkeade)是“亲密的私人朋友”,他们将一起做“必要的事情”,以确保中兴通讯遵守司法部的和解协议。熟悉此事的人士说,公司律师和司法部官员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适,而且可能不道德。

斯坦顿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大量不准确之处”,并拒绝进一步评论,称此事仍在保密中。金凯德法官说,“除了我,没有人可以代表我说话”,也拒绝进一步评论。

熟悉此事的人士说,中兴通讯认为,将斯坦顿的监督权延长没有法律依据,而检察官也选择不对公司的立场提出异议。

这场争端,拜登政府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可能会站在中兴公司一边,美国在2017年指控中兴通讯向伊朗非法出口美国敏感技术,同时政府也希望能维持强硬对待中国电信公司的措施。

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中国电信供应商,包括中兴通讯及其更大的竞争对手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中兴和华为都表示,他们没有利用他们的设备进行间谍活动,但这两家中国公司对美国的监管干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中兴通讯已经达成和解并接受监督,以确保能继续出口依赖于美国技术的设备的能力,而华为则积极对抗司法部的制裁和指控,认为它们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仍然受到对关键部件禁令的影响。

尽管中兴通讯采取了更温和的态度,但仍然落后于华为。中兴长期以来在全球智能手机和电信设备市场上,一直落后于其主要的中国对手华为。中兴曾经是美国前五名的智能手机供应商,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机销售商。

斯坦顿的监督权源于2017年9亿美元的和解协议,根据此项协议,中兴通讯承认策划了一个为期六年的阴谋,以获取美国技术,将其送往伊朗,并通过一个幌子公司网络掩盖其参与。

虽然大多数司法部与公司的和解协议不包括监督员,但检察官在一些案件中实施了额外的审查,以确保遵守和解条款。这种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且,一旦同意,公司就无法控制被选来监督他们的个人的活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司法部的政策会要求与所涉公司协商选择监督员,由公司选择三个候选人,而检察官去挑选他们认为最合格的一个。

在中兴通讯案中,金凯德法官在2017年采取了不寻常的步骤,改写了协议,允许他任命和监督斯坦顿,尽管斯坦顿之前并没有制裁法方面的经验。斯坦顿在他写的一本书的献词中称这位法官是他的导师,他以前曾被金凯德法官任命为一个医疗设备产品责任案的特别顾问。

斯坦顿。来源:网页截图

负责监督中兴通讯认罪协议的前司法部官员大卫·劳夫曼,尖锐地批评了这种不规范的安排。

他说:“这场灾难已经酝酿很久了。虽然中兴通讯接受严格的监督是完全合理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任命监督员的过程应无可指摘,监督员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接受适当的监督和问责。”

2018年,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兴通讯违反了2017年的交易条款,作为惩罚,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商务部随后与中兴通讯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要求公司支付10亿美元的额外罚款,更换其董事会和高级领导,并资助另一个律师团队,在商务部的支持下对中兴进行为期10年的单独监控。

此后不久,金凯德法官将监督员斯坦顿的任期延长了两年,他的任期原定于2020年到期。

熟悉此事的人士说,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兴通讯拒绝自愿延长他的监督任期后,斯坦顿说公司“无法挽回”现状,并要求中兴通讯交出150多套文件,并在30天内让几十名员工进行取证。这些人说,文件和取证要求引发了三家代表中兴的不同律师事务所的忙乱景象,为了满足斯坦顿的要求。

据熟悉此事的人士称,联邦检察官正在继续对中兴通讯进行两项不同的调查,一项是外国的贿赂调查,另一项是签证欺诈调查,中兴正在配合这两项调查。

熟悉此事的人士说,斯坦顿坚持要亲自调查这些问题,尽管它们与出口问题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司法部也已经在调查它们。

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继续加大对中国政府在海外发展5G野心的压力,向愿意避开华为和中兴设备的国家提供财政奖励等其他好处,因为他们正在建设下一代无线网络。

Photo by: 柳鲲鹏, 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上个月与华为首席财务官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后,美国还在继续对华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窃取商业机密,以及其他罪行。

前检察官说,对中兴通讯的监督权的争议,可能会使司法部在华为的案件或涉及其他中国公司的案件中更难实施监督。

前国家安全检察官瑞安·费希说:“如果中国公司要在美国做生意,他们需要从合规的角度参与,但鉴于中兴通讯的经历,真正值得监督的案件将变得更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