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目标》（American Purpose）发表文章，详细分析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发展进程以及目前所处的弊端，作者认为，自由主义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依然是解决社会矛盾、建立平等繁荣社会的最佳手段。
今天，民主在世界许多地方受到攻击或正在退却，这已成为了一个普遍共识，破坏民主的不仅仅是独裁国家，还有许多看似安全的民主国家选举出来的民粹主义者。
今天受到攻击的“民主”是自由民主的简称，而真正受到最大威胁的正是民主中“自由主义”的那部分。
民主指的是在公民拥有选举权的前提下，通过自由和公平的多党选举等机制对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进行问责。
相比之下，自由主义部分主要指的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法治，并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换句话说，自由民主国家有一个宪法规定的制衡制度，限制了当选领导人的权力。
民主本身正受到专制国家的挑战，但是，更隐蔽的威胁来自于现有自由民主国家自身的民粹主义者，他们通过选举获得的合法的统治权，却用它来挑战甚至破坏自由制度。
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和美国的特朗普等领导人，都试图通过用政治支持者来破坏司法独立，并公然违反法律，或通过给主流媒体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来破坏新闻界的合法性，他们试图解散专业的官僚机构，把它们变成党派的工具，欧尔班说自己是“非自由民主”的拥护者，这并非偶然。
然而，当代对自由主义的攻击远比一小撮民粹主义政治家的野心要深得多。如果这些政治家没有利用社会对自由主义一些基本特征的不满，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看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它几十年来的演变，以及它作为一种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自由主义是什么
对古典自由主义最好的理解是，对多样性问题的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或者用稍微不同的说法，它是一种在多元社会中和平管理多样性的制度。
古典自由主义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欧洲兴起，是对新教改革之后的宗教战争的回应，这些战争持续了150年，杀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人口。
虽然欧洲的宗教战争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驱动的，但它们之所以如此凶猛，是因为交战各方代表着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他们想把自己对宗教教义的理解强加给他们的人民。
在这一时期，被禁止的教派的信徒受到迫害，异教徒经常受到酷刑、绞刑或被烧死，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被追捕。
著名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现代自由主义的创始人试图降低人们对政治的期望值，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促进宗教所定义的美好生活，而是为了维护生活本身，因为不同的人群无法就什么是美好生活达成一致的观点。
这就是《独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这句话的遥远起源，自由主义所奉行的最基本原则是宽容，你不必与你的同胞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达成一致，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判断，不受旁人或国家的干涉。
只有当宽容原则本身受到挑战时，或者当公民诉诸暴力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时，才会达到宽容的极限。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自由主义只是一个解决多元社会冲突的实用工具，它试图通过将终极问题转移到私人领域来降低政治的重要性。这在今天仍然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卖点之一。
如果像印度或美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远离自由主义原则，并试图将国家认同建立在种族、民族或宗教的基础上，他们就会招惹潜在的暴力冲突卷土重来。
美国在内战期间遭受了这样的冲突，而莫迪的印度通过将国家认同转移到基于印度教的认同，正在招致社区暴力。
然而，对自由主义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并被纳入现代自由主义学说。在这种观点中，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务实地避免暴力冲突的机制，也是一种保护人类基本尊严的手段。
人类尊严的基础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贵族社会，只有在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的战士才拥有这种属性。基督教以人类道德选择的可能性为基础，将尊严的概念普遍化：人类的道德地位高于其他被造物，但低于上帝的地位，因为他们可以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做出选择。
与美貌、智慧和力量不同，尊严是普遍共享的，并使人类在上帝眼中是平等的，到了启蒙运动时期，选择能力或个人自主性被卢梭（“完美性”）和康德（“良好意愿”）等思想家赋予了世俗的形式，并成为现代人写进20世纪许多宪法的基本尊严权的基础。
自由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平等尊严，赋予他们保护个人自主权的权利，即言论、集会、信仰的自由，以及自我管理的权利。
因此，自由主义通过故意不指明人类生活的统一高尚目标来保护多样性，这使宗教定义的社区失去了自由主义的资格。自由主义还根据个人选择的能力，给予所有被认为是完整的人以平等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倾向于一种普遍主义。
自由主义者不仅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他们特定社区之外的其他人的权利。因此，法国大革命将“人权”带到了整个欧洲。
从一开始，自由主义者争论的焦点就不是关于这一原则，而是关于谁有资格享有这个权利，少数种族和民族、妇女、外国人、无财产者、儿童、精神病患者和罪犯等，被排除在这个神奇的圈子之外。
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与拥有财产的权利有关。在英国、荷兰、德国、美国和其他不一定民主、但保护产权的国家，财产权和通过法律机构执行的合同，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
因此，自由主义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密切相关。财产权受到独立司法机构的保护，可以要求国家的力量来执行。按照正确的理解，法治既是管理人与人之间日常互动的规则，也是通过宪法分配、行使权力的依据。
在历史上，最致力于自由主义的阶级是财产所有者阶级，不仅仅是农业地主，还有无数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马克思将他们称为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与民主息息相关，但又不是一回事，因此，有可能出现自由但不民主的政权，比如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末的新加坡和香港。
也有可能出现不自由的民主政体，比如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和印度的莫迪正试图建立的政体，它们赋予一些群体享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
自由主义通过保护个人自主权与民主结盟，这意味着政治选择和选举权的权利，但它并不等同于民主。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有民主平等的激进支持者，他们愿意完全放弃自由主义的法治，将权力归于独裁国家，来换取平等化的结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这成了20世纪的一个大断层。即使在公开的自由主义国家，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国家，也有强大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对经济再分配比对严格保护产权更感兴趣。
自由主义也看到了除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个竞争者的崛起：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并试图只将权利赋予他们青睐的群体，这些群体由文化、语言或种族来界定。
19世纪，欧洲在王朝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内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数百万人丧生，并为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1945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战败，为恢复自由主义作为民主世界的统治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欧洲人认识到，围绕民族排他性和侵略性来组织政治是愚蠢的行为，并创建了欧洲共同体和后来的欧盟，使旧的民族国家服从于一个合作的跨国结构。
就美国而言，它在创建一套新的国际机构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包括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北约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区域性合作项目。
对这一秩序的最大威胁来自前苏联及其在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盟友。但是，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马列主义的合法性也随之消失，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试图将自己纳入欧盟和北约等现有国际机构，这个冷战后的世界将被统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从1950年到1970年代，是发达国家自由民主的全盛时期。自由法制通过保护普通人免受侵犯来促进民主。例如，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等裁决，在打破合法的种族隔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民主也保护了法治。
当尼克松总统从事非法窃听和使用中央情报局时，是一个由民主选举的国会让他下台，自由法治为二战后经济的强劲增长奠定了基础，这使得民主选举的立法机构能够建立再分配的福利国家。在这一时期，不平等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大多数人的物质条件都得到了改善。简而言之，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和民主在整个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和谐共存的。
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
自由主义是一种获得了大范围成功的意识形态，也是现代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主要原因，但它也有一些缺陷，其中一些是由外部环境引发的，而另一些则是由于这种理论的内在因素，第一个缺点在经济领域，第二个缺点在文化领域。
经济方面的缺陷与经济自由主义演变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趋势有关。
新自由主义今天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描述一种经济思想，通常与芝加哥大学或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有关。
他们极力诋毁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自由市场是增长的动力和资源的有效分配者，这个学派所建议的许多分析和政策实际上是有帮助的，而且早该如此，经济被过度监管，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政府的干预对70年代同时出现的高通胀和低增长是有责任的。
然而，关于市场效率的见解演变成了一种宗教，国家干预不是基于经验观察，而是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被反对。
放松管制降低了机票价格和卡车运输成本，但被应用于金融业时，也为2008年的大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私有化甚至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也被推动，如市政供水或电信系统，导致了像墨西哥电信TelMex这样的私有化这样的悲剧，公共垄断被转变为私人垄断。
也许最重要的是，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自由贸易会促进财富增加，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另一个因素，即这只是总体上的真实情况，许多个人会受到贸易自由化的伤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将就业和投资从富裕的民主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同时，许多国家的公共部门缺乏资源和关注，导致了教育、健康、安全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部门的缺陷。
结果是，在2010年代，世界总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大大增加。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一小撮寡头，他们是亿万富翁，可以通过游说者和购买媒体财产，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
全球化使他们能够轻易地将资金转移到安全的司法管辖区，导致国家税收匮乏，监管变得非常困难。
全球化也带来了有关移民规则的自由化，在许多西方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开始增加，在叙利亚内战等危机的推动下，有超过一百万的难民进入欧洲，所有这些都为民粹主义反应铺平了道路，这种反应在2016年英国的脱欧投票和美国的特朗普当选后变得非常明显。
对自由主义几十年来的发展的第二个不满来自于它的文化前提。
自由主义刻意降低了政治的视野。自由主义国家不会告诉你如何生活，也不会告诉你美好生活的内涵，你如何追求幸福，取决于你自己。
这种定义在自由主义社会的核心产生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经常被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或其他不一定促进人类繁荣的随机活动所填补。这遭到了一群（主要是）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批评，包括帕特里克·迪内恩（美国政治理论家）、索赫拉布·艾玛瑞（专栏作家）、阿德里安·维米尔（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等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无法满足有更深道德承诺的人的需求。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满情绪。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的幌子下，都是围绕着个人和他们的权利而建立的，政治制度保护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事实上，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社会合作只有在理性的个体认为与其他个人合作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保守派知识分子中，帕特里克·迪内恩走得最远，他认为，整个方法之所以有很大的缺陷，正是因为它是基于这种个人主义的前提，并将个人的自主权置于所有其他物品之上。
因此，对迪内恩来说，整个基于洛克个人主义原则的美国制度，是有误的。人主要不是独自自主的个人，而是深具社会性的人，他们被自己的义务和与一系列社会结构（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的联系所界定。
这种对人性的社会性理解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前大多数思想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最近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大量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这些研究表明，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动物。我们许多最突出的能力是因为我们在各种规模和类型的群体中相互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不一定来自于理性的计算，它得到了情感的支持，如骄傲、内疚、羞耻和愤怒，这些能力加强了社会联系。人类几千年来的成功，我们的物种能够主宰它的栖息地，与这种遵循社会合作规范的能力有很深的关系。
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理论中所颂扬的那种个人主义，是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的一种偶然的发展。它的历史漫长而复杂，但它起源于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早期制定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破坏了日耳曼部落社会特有的亲属网络。
个人主义因因为在促进市场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如果个人不受制于亲属和其他社会网络的束缚，市场就能更有效地运作。但这种个人主义总是与人类的社会倾向相抵触。在某些其他非西方社会，如印度或阿拉伯世界，人们不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做法，因为在那里，亲属、种姓或种族关系仍然在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个人主义和人类社会性的冲突对当代自由社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社会成员希望有机会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系：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成员，一个地区的居民，或一套特定宗教信仰的信徒。这些群体成员身份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和质量，而仅仅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身份无法给予他们这一切。
许多批评自由主义的右派认为，自由主义低估了国家和传统民族身份的价值。因此，维克多·欧尔班断言，匈牙利的国家认同，是基于匈牙利的民族性和对匈牙利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习俗的维护。像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这样的新民族主义者，将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作为社区的集结号，他们哀叹自由主义摧毁了宗教，他们渴望更浓厚的社区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并以服务于社区的美德为基础。
左派也有类似的不满情绪。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实践中会得到平等对待。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同性恋偏见都在自由社会中持续存在，而这些不公正现象已经成为人们发起民权运动的动力。
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了一系列社会运动，首先是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促进妇女、原住民、残疾人、LGBT群体等权利的运动。在消除社会不公方面取得的进展越多，剩下的不公似乎就越发不能容忍，因此在道德上就必须动员起来纠正这些不公。
左派的抱怨在内容有所不同，但在根本上与右派相似。
左派认为，自由社会在根除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方面做得不够，所以政治必须超越自由主义。而且，和右派一样，进步人士希望通过交往获得更深层次的联系和个人满足，在这方面他们与右派一样，希望与那些遭受过类似不公正对待的人建立联系。
这种抱团的本能和自由主义社会中共同道德的薄弱，使全球左右两派的政治都转向了身份政治，偏离了20世纪末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像宽容和个人自由这样的自由价值观，在被否定时也得到了最强烈的珍惜。
生活在残酷的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希望有简单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表言论、参加社团和信仰的自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社会的生活变得理所当然，共同的社区意识变得单薄。因此在美国，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多地围绕着身份认同，特别是种族认同问题，而不是围绕着经济意识形态和国家在经济中的适当角色问题。
还有一个自由主义未能充分解决的问题是，公民身份和权利的界限问题。自由主义学说的前提倾向于普遍主义。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人权，不仅仅是英国人的权利、美国白人的权利，也关心一些受限制的阶层的权利。
但是，权利是由拥有有限领土管辖权的国家来保护和执行的，谁有资格成为拥有投票权的公民，这成为了一个高度争议的问题，一些移民权利的倡导者宣称有一个普遍的移民人权，但这在几乎所有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都是一个政治上的禁区。目前，政治社区的边界问题是由历史先例和政治争论共同决定的，而不是基于任何明确的自由主义原则。
结论
普京告诉金融时报，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虽然它今天可能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但事实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它更有必要，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治理多样性的手段，而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与自由主义脱节的民主不会保护多样性，因为多数人将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压制少数人。
自由主义诞生于17世纪中叶，是解决宗教冲突的手段，1945年后重生，是为了解决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任何围绕种族、民族或宗教界定的厚重纽带建立社会秩序的非自由主义努力都会排斥社区的重要成员，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导致冲突。
俄罗斯本身保留了自由主义的特点。俄罗斯的公民身份和国籍并不是由俄罗斯民族或东正教定义的，俄罗斯联邦的数百万穆斯林居民享有平等的司法权利。在多样性的现实下，试图把一种单一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全体人民，这是独裁的惯用手段。
组织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唯一其他方式是与一群不同身份的群体分享权力，唯一的前提条件是国籍相同。这就是黎巴嫩、伊拉克、波斯尼亚以及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这种类型的联合主义导致了非常糟糕的治理和长期的不稳定，并且在身份群体不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中效果不佳，这不是任何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应该走的路。
自由主义社会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今天是一个广泛的问题。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演变为新自由主义，大大减少了中间派政治领导人可利用的政策空间，并允许巨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增长，这一直在助长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与一个强大的国家完全兼容，这个国家为被全球化抛弃的人口寻求社会保护，即使它保护基本产权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与民主有必然的联系，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到民主平等和政治稳定的需要，并加以调整。
我猜想，今天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大多数批评自由主义的宗教保守派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可以把时钟拨回到他们的社会观点成为主流的时期。他们抱怨的点不在这里，而在于当代自由主义者以为自己能够容忍任何一套观点，无论是激进的伊斯兰教还是撒旦主义，却无法容忍宗教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这种抱怨很严重，许多左派的进步人士已经表明，他们愿意放弃自由主义价值观，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目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自由主义原则受到了持续的思想攻击，这些攻击来自于性别研究、批判性种族理论、后殖民研究和同性恋理论等学术追求，这些理论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没有普及到所有人群。
这个挑战不是简单的对其他观点的不容忍，也不是学术界或艺术界的“取消文化”。相反，挑战是对基本原则的挑战，也就是说，人人平等，是生而平等，还是需要自由主义社会努力去实现平等。
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于认为，特定的、越来越狭窄的身份群体的生活经验是不同的，而将他们区分开的东西比将他们作为公民团结起来的东西更有力量。对于支持米歇尔·福柯思想的人来说，从自由主义现代性中产生的基础性认知方法，如科学方法或基于证据的研究，只是为了支持种族和经济精英的隐性权力而构建的。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进步的反自由主义是否存在，而是它代表了多大的长期危险。在从印度、匈牙利到美国的各个国家，民族主义保守派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权力，并试图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瓦解自由主义机构，将他们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整个社会。这种危险真实存在，并且很明显。
相比之下，进步的反自由主义者，在任何发达国家都没有成功地夺取政治权力的制高点。宗教保守派仍然可以自由地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在美国组织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
进步人士以不同的、更细微的方式行使权力，主要是通过他们对主流媒体、艺术和大部分学术界等文化机构的支配。国家得到了他们议程的支持，比如通过法院推翻保守派对堕胎和同性恋婚姻的限制，以及对公立学校课程的塑造。
未来的一个开放性问题是，今天的文化主导地位是否会最终变成未来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导致进步人士对自由权利更彻底的倒退。
自由主义今天的危机并不新鲜，自17世纪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自由主义就一再受到右派和左派进攻击。正确理解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是完全相容的，并且一直是深入和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形式繁荣的基础，它与进步人士的社会正义目标也是一致的。
自由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在20世纪末建立了实现财富资源再分配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它通过商议和妥协缓慢地工作，从来没有像其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完全实现社区或社会正义的目标。
但是，从长远来看，抛弃自由主义价值观，除了增加社会冲突、回归使用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之外，很难再看到别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