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舒曼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美国目前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崛起，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也围绕着这个假设展开。但最近恒大的债务危机显示，中国经济可能有更深层的弱点被美国忽视，这些弱点可能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影响中国未来在世界的地位，也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观点。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恒大集团正濒临破产。公司创始人许家印正在寻找现金来偿还公司欠下的3000亿美元债务。中央政府已经警告地方官员，如果这家庞大的公司倒闭，要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带来的后果。世界各地的金融分析人士都在想，恒大是不是中国的“雷曼时刻”，成为一波破坏性违约潮的导火线，这可能会拖垮中国的银行，并使中国乃至世界从疫情引发的经济低迷中摇摇欲坠的经济复苏产生倒退。
所有这些都足以让我们关注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恒大面临的问题，揭示了一个关于中国及其未来更重要、更根本的故事。这场危机暴露了中国经济中深层次的、危险的、往往未被认识到的弱点，这些弱点可能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也会阻碍中国挑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的努力。
对于一家陷入困境的住宅建筑公司来说，这似乎太沉重了。美国政府官员，乃至范围更广的美国人，往往认为中国的经济进步依赖于5G移动技术和人工智能。但在现实中，恒大同样是未来全球力量平衡的核心，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经济模式的真正破坏程度。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有争议。十多年来，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承认有必要重新调整经济引擎。这个系统产生了高经济增长率，但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效率低下、债务和财务损失。在这个过程中，它创造出了恒大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没有止境，贪婪地吞噬着唾手可得的钱，最终导致了财务破产。
恒大是一个头条新闻，但不是唯一关于这种轻易拿到金钱的例子。事实上，恒大只是人们担心中国经济走向的其中一个原因。人口灾难、与美国日益扩大的对抗，以及最重要的是，经济政策偏向国企而非私营企业的变化，似乎都注定会抑制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增长、活力和创新。
对一些人来说，这一论点让他们不屑一顾。许多专家长期以来一直预测中国的经济将陷入困境，但这些专家都大错特错。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始终反驳着反对者和这种可能性。
然而，无可争议的是，这些可能性对他们不利，且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利。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时点：容易获得的收益被花掉了，政策错误的余地缩小了，经济失去了一些强劲的势头，领导层必须重新树立决心，做出艰难而不受欢迎的选择，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在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内，越来越多的人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否则中国将继续其不可阻挡的崛起，最终超越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其意志强加于世界秩序。然而，恒大向我们表明，这远非既成事实。无论如何，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结果如何还不确定。
就中国政府而言，21世纪属于中国，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最好调整他们的优先事项和忠诚度，适应一个中国是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体系。那些仍然坚持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世界领导人，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中国领导人在今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观念在华盛顿也根深蒂固。美国两党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及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民主本身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这种威胁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技术、意识形态、军事和外交。
这种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政府对世界的看法，以及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基于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对华外交和经济政策正在重新设计。拜登政府愿意冒着与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法国决裂的风险，签署一项国防协议，提升澳大利亚的海军能力，从而增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这个重要伙伴对抗中国的力量。
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挑战，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2500亿美元的法案，以加强美国芯片行业和科学研究，这一法案打破了几十年来反对政府直接支持工业的正统经济观念。
当然，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如果来自中国的威胁被夸大了，或者不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无所不包呢？如果中国的崛起并非不可避免呢？那么，引申开来，美国的战略也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正在重新调整其经济重点和与盟友的关系，以保护自己免受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威胁。
这一威胁是否真的会发生，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走势。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只有在其经济资源和技术实力继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增强。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成功地将经济转向更具生产力和活力的方向，那么美国面临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然而，如果事实证明中国更像恒大那样，在一个光鲜的发展壮大故事背后，却有一个腐朽的核心，那么中国的雄心就会瓦解，就像这家房地产公司一样。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纳斯表示：“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力没能比苏联达到顶峰时更强，我们就不用担心。中国的经济实力正是我们现在认为相当具有威胁性的东西，因为基于这种实力，中国才对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渴望，表现出一种更加好斗和凶狠的态度。”马格纳斯是《警告：中国领导人执政的中国为何陷入危机》一书的作者。
他接着说：“任何削弱其经济影响力的事情，都会产生巨大的后果。”
现代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是必然的事情。特别是，许多日益富裕的较贫穷国家面临着一种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即他们达到了一定的中等水平的财富，然后陷入困境，无法进一步发展。只有少数国家能够从新兴经济体过渡到发达经济体，韩国就是一个罕见的例子。问题往往在于无力改变：让国家摆脱贫困的政策不一定在下一步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时起作用，而这是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关键因素。
中国正沿着这种不幸的模式前进。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增长过度依赖建设，比如高速公路、工厂和恒大的住宅楼。所有这些建设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工人得到了就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稳步跻身世界前列。但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平等的。如果投资流入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公司和项目，就不会带来回报，它会在短期内提振国家产出，但从长期来看会对经济造成压力。
让我们来看看恒大，以及中国的整个房地产行业。这些公司一直在盖楼、盖楼、再盖楼，但国家并不需要他们盖的所有楼房。研究公司荣鼎咨询估计，中国有足够的待售房产，可以容纳9000万人口，相当于德国的全部人口，甚至更多。
而房地产只是受到这种过度繁荣影响的一个部门。根据数据提供商企查查的数据，中国有超过30万家公司从事新能源汽车产业，其中一些国家有支持，但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企业数量都太多了，无法都生存下来。
这种反复出现的过度投资助长债务激增，可能破坏稳定。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债务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13倍，现在几乎是整个经济规模的3倍。这些贷款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偿还，这个比例可能占到了四分之一，因为潜在的投资已经出了问题。
人们不需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能发现，这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账单到期了，像恒大这样的公司无法支付。中国的决策者充分意识到这一危险，已经承诺改革经济，让消费者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像美国一样。但他们拖拖拉拉。
大多数情况下，这都是出于政治原因：政府将国家的高经济增长率作为证明其能力的证据，甚至是其执政权利的证据，并坚持实现设定得过高的目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说:“当你拥有看似成功的战略时，你永远不会改变战略。要改变这种模式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它已经变得非常不健康，而且显而易见。”
或许恒大危机会让中国领导人从自满中清醒过来。然而，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也不太可能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即深化经济自由化。当更自由的市场允许引导资本投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而不是国家优先事项），并提高工业和工人的生产力时，增长将回到更健康的轨道。
但市场自由化改革早已停滞不前。如果说有什么改革的话，那就是中国领导人将政策转移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即加强国家和政党起的作用。
特朗普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现为保护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的马特·波廷格说：“中国领导人知道，(经济自由化)要求他放弃远程控制的方式，他不准备或不愿意这么做,。他正在为经济进入一个增长放缓的新阶段做准备，在这个新阶段，执政党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是政治先于经济增长。”
最近几个月，政府遏制了著名企业家的影响力，最引人注目的是亿万富翁、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其对科技、教育、金融科技和娱乐行业发起了的大量监管措施；限制了中国初创企业在海外融资的能力；打击加密货币；并发起了一场旨在消除收入不平等的“共同富裕”，到目前为止，这种不平等看起来像是国家对富人的勒索。
我们已经从中国自己的经验中知道，这样的政策并不奏效。中国经济奇迹的伟大神话在于，其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其历史性成功的秘密；而实际上，它主要只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
只有当毛时代的国家专制退去，允许私营企业、外国投资和贸易蓬勃发展时，中国的经济才实现了超音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毛干涉性政治的解药，后者使中国变得贫穷、孤立和技术落后。
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他可以超越毛，对经济进行微观管理，从而取得比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更好的结果。然而，私营企业是中国创新的真正源泉，如果把它放在一边，而支持功能失调的国有部门，就有可能使经济中最具破坏性的问题恶化，即投资浪费和生产力低下。
国家主导的计划已经有了鼓励膨胀的历史。对电动车行业的过度投资是国家补贴和其他支持性政策促进该行业发展的结果。
中国承受不起这样的失误。该国人口仍然相对贫穷，人均收入为10550美元，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劳动力的减少自动降低了经济的增长潜力。(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政府正在限制堕胎，这是对中国人口结构采取的一种典型的强硬做法，但可能是徒劳的)。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太大帮助。随着中美关系恶化，美国限制了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途径。例如，美国的出口限制阻碍了中国国产商用飞机的发展，因为国有制造商在获得零部件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国领导人的应对措施是向内转，减少中国对外部压力的脆弱性。他大力宣传的“自给自足”方针希望用自制的替代品来取代外国技术。
但是，此举也可能拖累经济。中国欧盟商会最近的一份文件认为，这种做法的潜在成本“将是广泛的，并具有长期的负面影响”，包括外国投资的减少，以及进一步将资源错配置到国家主导的项目上。
要确切地预测这一切的结局是不可能的。不过，正如牛津大学的马格努斯所言：“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活力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停滞期。”如果这确实是真的，且中国未能改变应对这一情况的经济政策，中国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经济体，也不会积聚财富，来维持增强军事能力或继续大胆的外交攻势，比如推行“一带一路”这种昂贵的基建项目。
这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遏制中国将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焦点，也不再是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盟友关系的主导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不同的中国，一个不同的未来。
还有一种更黯淡的可能性：如果中国作为美国经济竞争对手的地位下降，但作为政治竞争对手的地位上升，那会怎样？中国领导人担心中国在未来会比现在更弱，并且需要一个取代经济表现的新理由来证明其执政合法性，他可能会转向民族主义，变得更有侵略性，也许会进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像恒大一样机构臃肿行事混乱的中国，比一个完全不像恒大的中国更可怕。
波廷格告诉我：“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巅峰，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政治或军事的巅峰。这是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危险的原因之一。”
注：迈克尔·舒曼是《超级大国的中断：世界的中国历史》（Superpower Interrupted: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e World ）和《奇迹：亚洲追求财富的故事》（The Miracle: The Epic Story of Asia’s Quest for Wealth）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