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danand Dhume在《外交》发表文章，通过法国学者贾弗莱特的新书分析印度如何从民主国家走向了专制主义国家的道路，作者指出，虽然印度的民主化程度正在倒退，但是，鉴于莫迪面临的种种挑战，现在断言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倒下还为时过早。

今年春天，残酷的第二波新冠重创了印度，使得全球对这个国家的另一个担忧抛到了脑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到底有多民主？

自2014年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上台以来，印度在衡量民主健康的全球指数中的排名急剧下降。在过去的六年里，印度在《经济学人》发布的民主指数从从27位降至53位，下降了26位。

今年3月，自由之家（创立于二战、反对集权主义、由美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每年对各国民主自由程度进行年度评估）将印度的评估从“自由”降至“部分自由”，它与厄瓜多尔、莫桑比克和塞尔维亚等国家获得的评估相同。

同月，瑞典的V-Dem（民主多样性）研究所更进一步，宣布印度已经不再是一个选举民主国家，V-Dem现在将印度归类为“选举式专制国家”，比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封闭式专制国家”高一个档次，比日本和美国等“自由民主国家”低两个档次。

在V-Dem列出的过去十年中民主程度下降最多的十个国家中，印度排名第七。按照V-Dem的标准，印度的退步程度低于匈牙利和土耳其，但高于玻利维亚和泰国。

在印度，有6亿多人（约三分之二有选举权的人）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许多印度人将民主衰落的指控视为西方国家试图削弱印度的行为。

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曼亚姆·杰森卡尔在3月的一次媒体会议上说：“你用民主和专制的二分法（评价一个国家），你想知道真实的答案吗？这是虚伪的。”

在这片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土地上，这种火药味十足的回应很有效果，独立的印度有一个历史传统，就是把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外国势力”，莫迪政府已经熟练地恢复了这一传统，但外交部长的回应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印度被认为是后殖民世界中，在贫困中保持民主的佼佼者，为什么突然失去了光彩？

种族民主

法国学者克里斯托夫·贾弗莱特关于莫迪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的新书是寻找答案的好地方。贾弗莱特认为，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已经演变成一个“种族民主”，将占多数的印度教社区（大约占人口的五分之四）与国家等同起来，将基督徒和穆斯林降为二等公民，把他们排除在国家主流之外，任由他们暴露在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有联系的治安团体的愤怒之下。

种族民主有几个方面。

首先，在联邦和州一级，印度人民党政府都通过了保护印度教及其象征的法律。

例如，人民党统治的几个州加强了对杀牛的惩罚，因为这种动物在虔诚的印度教徒眼中是神圣的，这几个州还限制了宗教自由，阻止人们从多数人的信仰转向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他们在不改变印度正式世俗宪法的情况下通过了这些法律。

第二，莫迪政府通过任命同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管理新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等著名学府，打击有问题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攻击左派和世俗主义思想的堡垒。

去年，国际特设组织（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关闭了在印度的办事处，理由是“一场由虚假指控、各种调查机构突袭、媒体的恶意泄密和恐吓组成的恶毒且一致的抹黑运动。”

莫迪政府还使国民志愿服务团合法化，这个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志愿者团体具有准军事特征，为印度人民党提供了最高领导层、独特的世界观和最忠诚的干部。

自2014年以来，国家广播公司“全印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了国民志愿服务团负责人的年度讲话。在人民党在州选举中获胜的帮助下，这个志愿者团体人员已经进入了政府的多个层面，削弱了常设公务员系统公正履行职能的能力。

国家当局鼓励重写教科书，包括历史教学，使得这种逐渐蔓延的意识形态运动进入了教育系统，对于印度的过去，在与中世纪伊斯兰统治者的关系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而不是将其视为冲突和合作元素并存的复杂现实。

最后，法国学者贾弗莱特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和政府之间的联合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重组了公共领域”。简单来说，这意味着政府和执法机构保护印度教民族主义民团不受起诉，允许他们攻击他们认为是“反国家”的人。

在大学校园里，右翼青年团体，包括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学生分支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攻击那些赞美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口号或拒绝唱民族主义赞歌 《Vande Mataram》的学生。

民主的倒退

国民志愿服务团可能没有直接控制那些最暴力的民团，比如Bhartiya Gau Raksha Dal（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印度保护牛运动的右翼联盟）和Hindu Yuva Vahini（印度教青年部队），但他们在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等印度人民党掌权的州肆意活动。

自莫迪当选以来，暴徒们至少对37名被指控（通常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杀害奶牛或运送牛群进行屠宰的穆斯林施以私刑，绝大多数此类事件都发生在人民党统治的各州。

任何接触过印度推特的人都可能见过这种私刑的网络版本：任何被认为是批评莫迪的人都会遭到攻击，甚至是对印度人民党崛起的文化项目的任何方面持怀疑态度的人。

人民党信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采访中吹嘘说，他指挥着一支由120多万志愿者组成的军队，致力于不断传播人民党的信息。

就像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一样，莫迪已经掏空了那些可能制约其权力的机构。

法国学者贾弗莱特展示了印度政府如何利用国家调查局和印度中央调查局等联邦执法机构来骚扰政治对手。如果反对派政治家选择加入印度人民党，他们的法律问题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政府使曾经引以为豪的独立最高法院沦为橡皮图章，并且时常回避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政府在2019年突然取消了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有时，最高法院拒绝执行人身保护令，而人身保护令是印度应该遵循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一个基石。

政府还对曾经是亚洲最活跃的媒体进行了严格控制。政府通过税收突击检查、临时禁止电视频道，向媒体巨头施压，威胁他们解雇不服从命令的记者，否则就损害它们的商业利益。

印度政府还用大量的广告预算引诱媒体，并利用这些预算来影响政治报道，一批新的亲政府的宣传频道昼夜不停地抹黑反对派领导人，颂扬莫迪的美德。自2016年以来，印度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下降了9位，目前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42。

无论印度的公民社会、机构和媒体遭遇了怎样的困境，选举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民主评估中最亮眼的地方。这个巨大的民选活动以高投票率为荣，并由一个长期公正的选举委员会指导。

然而，贾弗莱特认为，印度现在已经屈服于“选举专制主义”，它仍然在进行多党选举，但缺乏“民主实质”。印度人民党通过任命所谓的党派人士进入选举委员会并惩罚委员会中的异议人士，使竞争环境对反对派不利。

执政党还比对手享有更大的资金优势，部分原因是引入了一种新的竞选资金形式：选举债券，捐赠者将债券存入政党的注册银行账户中，与其他形式的竞选资金（如现金捐款）不同，这些债券可以由政府监督的国有银行进行追踪，这使得那些为反对派提供大量捐款的人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报复。

根据一项估计，印度2019年的选举花费了86亿美元，比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估计花费的66亿美元还要多。而印度监督机构民主改革协会报告说，在2017-18年，印度人民党占全国政党申报的所有收入的近四分之三，是它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印度国民大会的五倍多。

印度教民族主义VS. 印度民族主义 

民主的倒退可能是最近才发生的，但莫迪代表的意识形态却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前。传统印度民族主义的标杆人物莫罕达斯·甘地，被其追随者奉为圣雄，他领导了印度的独立斗争。

甘地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但他试图召集所有信仰的印度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他在1909年的《印度自治》一书中写道：“如果印度人认为印度只能由印度人居住，那他们就是生活在梦境中。”

甘地最重要的弟子和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建立的政体，大致符合世俗主义的基本标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国家在公共领域将所有宗教视为平等。

然而，不像法国，印度没有将信仰和国家分开，也没有使社会世俗化，印度的世俗主义不在于回避宗教，而在于努力平等对待所有宗教。

贾弗莱特将甘地对宗教多元化的做法与Hindutva（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了对比，后者是一种类似于“排外的‘土地之子’运动”的民族主义形式（《土地之子》是一部讲述印度本土人民生活的小说）。

贾弗莱特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根源，在于十九世纪殖民主义对印度人“弱小”的刻板印象所引起的自尊心缺失，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人口变化使早期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担心，印度人是一个“垂死的种族”。

最重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家维纳亚克·萨瓦尔卡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声名鹊起。他列出了民族归属的四个标准：种族、领土、语言和文化。

对萨瓦尔卡派来说，只有那些将印度视为祖国和圣地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这种信念自动对印度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们的圣地在次大陆之外。

甘地把非暴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并因此闻名。相比之下，萨瓦尔卡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谴责这种立场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40多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一直处于国家生活的边缘，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印度人民党成为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党支持在印度北部城镇阿约提亚，为印度教神罗摩（Ram）建造一座寺庙，这座寺庙位于十六世纪的清真寺所在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声称穆斯林入侵者在据称是罗摩出生的地方建立了清真寺。

1992年，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徒将这座清真寺夷为平地，在全国许多地方引发了印度教和穆斯林的骚乱，但也提升了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前景，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印地语中心地区。然而，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党离国家主流太远，不可能掌权。

1998年，印度人民党组建了由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领导的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执政六年，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搁置了它的标志性文化议题，即建造罗摩神庙，这个政府结束了印度唯一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所享有的自治权，并制定了统一的民法典，规定即使参与者是穆斯林，也不可以在结婚、离婚和继承等事务中使用伊斯兰教的做法。

贾弗莱特称1998年至2014年期间，即从瓦杰帕伊当选到莫迪上台，是“被迫妥协”的时期，因为人民党需要与近二十个地区和基于种姓的政党结成联盟，其中许多政党依赖于穆斯林选民。

对莫迪的狂热崇拜

2014年，莫迪击败了中间偏左的国民大会党，带领印度人民党获得了30年来的第一个一党多数席位，他的崛起颠覆了印度传统的政治智慧。

莫迪表明，印度人民党可以跨越种姓差异，在印度教多数群体中得到足够多的选票，以抵消人民党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的弱势，并结束其在联邦一级对其他政党联盟的依赖。

贾弗莱特认为，莫迪也反驳了一些政治学家提出的“温和论”，即选举政治和治理的强制力倾向于将”激进的政党”转变为“更温和的政治行为者”。

2002年，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发生了血腥的骚乱，造成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之后莫迪首次在全国崭露头角。

莫迪的政治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首先，他受益于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数十年来为扩大政党的支持率而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超出了其传统的上层种姓基础。

莫迪属于下等阶层之一，这是印度复杂的社会群体分类法中，数量上占优势但历史上处于弱势的一个广泛的种姓类别。他的平民背景（曾在家乡古吉拉特邦的一个铁路站台上卖过茶），与曾经主宰印度政治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形成鲜明对比。

正如贾弗莱特引用民粹主义学者皮埃尔·奥斯蒂格的话说，一大片贫困的印度人，其中许多是年轻人，认为莫迪“既像我，又是我的理想”，也就是他们渴望成为的人。与他们一样，莫迪缺乏华丽的家族血统、著名学府的学位和流利的英语，然而，他却与世界领导人交往，对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上层的人行使权力。

莫迪通过一个名为“Mann Ki Baat”（意为心声）的广播节目（或称 “心声”）与他的追随者直接交流，试图在领导人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一种贾弗莱特所说的“亲密、信任的关系”。

莫迪还推出了一系列民粹主义的政府举措，以表明他对穷人的关注。这些举措包括Swachh Bharat Abhiyan（清洁印度任务）、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总理的人民财富计划）和Pradhan Mantri Ujjwala Yojana（总理的光明计划）。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规模和对尊严的关注。“清洁印度任务”已经建造了6600万个家庭厕所。“总理的人民财富计划”为穷人开设了4.255亿个银行账户。“总理的光明计划”计划为8300万个家庭提供了有补贴的烹饪气瓶，取代原先使用的粪便、木柴和木炭。

同时，莫迪还培养了一种贾弗莱特所说的“世俗的禁欲主义”的气质。贾弗莱特指出，通过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类似于神秘主义者的形象，“莫迪试图与印度政治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剧目相匹配”，这个剧目最主要的实践者是甘地。莫迪的作为和民粹主义品牌增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在选举中的吸引力。

对于印度2亿多穆斯林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人来说，国家从世俗民主制转变为民族民主制所带来的后果是深刻的。人民党统治的几个邦已经通过法律来遏制“爱情圣战”，这是一种虚构的想象，指的是穆斯林男子追求印度教妇女，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战争的形式。

印度最大的邦，北方邦由约吉·阿迪提亚纳特管理，他是一名印度教僧侣，创立了一支反穆斯林民兵组织，其针对穆斯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言论曾导致他无法担任高级职务。

阿迪提亚纳特称穆斯林是“必须制止的两脚动物”，尽管有这些分裂性的呼吁，或者也正是因为这些呼吁，阿迪蒂亚纳特在北方邦赢得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正如贾弗莱特所说，现在“政府首脑、精神领袖和民兵首领的职能都包在了一个人身上”。

在莫迪的第二个任期，莫迪立即废除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自治权，并通过了一项公民身份法，明确地将三个邻国的穆斯林排除在快速入籍的利益之外。

长期以来，穆斯林在军队、警察和公务员队伍中的代表人数不足，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见证了这种边缘化在政治上的延伸。1980年至2019年期间，穆斯林在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下院中的代表人数减少了近一半，为26人，占机构的4.6%，而穆斯林占印度人口的比例上升了近三个百分点，达到14.4%。印度人民党的303名直选议员中没有一名基督徒或穆斯林。

贾弗莱特认为，“今天的穆斯林很可能是印度的新贱民”。

独裁主义的种子

贾弗莱特的书是对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有力控诉。但就像印度的民主一样，这本书也有一些缺陷，包括几个名人的名字拼错了。有时，贾弗莱特的文章有阴谋论的倾向。

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在莫迪执政期间，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能为力，但像贾弗莱特那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在勒索法官，则是另一回事。

贾弗莱特认为，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反映了旧有精英的“印度式保守革命”，但他的论点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简单明了。印度人民党可能遏制了以种姓为基础的政党在印地语中心区的权力，但它是通过使自己的领导层的种姓背景多样化来实现的。

印度人民党只是婆罗门（祭司）和巴尼亚斯（商人）的政党，这句古老的政治格言已经不再成立。此外，印度人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印度旧有的讲英语的精英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贱民党，而不是特权党。

贾弗莱特似乎把讲印地语的中心地带当成了整个印度，在现实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足迹比他所说的更局限。

北方邦的基督徒或穆斯林可能生活在对印度教民族主义义务警员的恐惧中，但是，很难说在非印度人民党政府统治的印度东部和南部大片地区的宗教少数群体，也是这样的经历。

5月，印度人民党在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孟加拉邦的州选举中遭遇惨败，这表明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有着地域上的限制。

贾弗莱特对印度的未来并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在从一个“事实上的印度教国家“过渡到一个“专制的印度教国家”。莫迪明白，在印度，“魅力高于责任”。他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品牌不仅使印度成为一个民族民主国家，而且还为专制主义打下了基础。

对贾弗莱特结论的一种观点是，这是对印度的最坏情况的看法。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七年里，印度已经走上了一条明显不自由的道路。但是，莫迪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包括经济不景气、疫情的肆虐、不合作的州政府、与中国的边境紧张局势，以及美国政府可能比其前任更关注人权问题。

这些挑战使得宣布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取得胜利还为时过早，印度的自由民主可能岌岌可危，但现在说它已经倒下也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