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凯西·米歇尔在外交政策发表评论，他认为尽管西方领导人目前正呼吁抵制独裁的行动，但西方国家提供的金融工具和保密性，却反而帮助了各国独裁者。这些工具使他们能够轻易地将搜刮来的财富匿名隐藏起来，方便他们更加反民主。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西方政府必须使这些金融系统拥有更高的透明度。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立场。
照西方政客们的说法，自由民主国家正在与世界各地的专制、暴政和独裁势力进行生存斗争。这种话语框架在拜登最近的言论中找到了归宿，也是他即将举办的民主峰会的存在理由。
拜登和其他响应他呼吁的西方政治家对问题的诊断是正确的。从中国到俄罗斯，不断上升的非自由主义、不断膨胀的专制国家和日益强硬的独裁者正在扼杀当地的民主化努力，并大规模地威胁着自由主义秩序。
但是，他们挫败崛起的专制主义的努力，却忽略了西方民主国家本身帮助这些政权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提供匿名的金融保密工具，使世界各地的窃盗统治者能够转移、隐藏和清洗不义之财，安全地避开本国人民的窥视。
这些工具现在形成了一个熟悉的游戏规则。一方面，有着诸如空壳公司和信托之类的设置，可以有效地将财富匿名化，将钱从任何可识别信息中剥离。另一方面，从房地产和奢侈品供应商到拍卖行和整个艺术市场，有一系列的行业非常乐意处理这些现在匿名的财富的收益。
所有这些都普遍是合法的，为世界各地的盗贼和非自由派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启动平台，将他们的财务埋入西方，有效地利用西方的金融保密性来对付民主派、改革派和任何寻求更好治理的人。
新发布的潘多拉文件严酷地揭示了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通过允许非法的跨国现金流动而在扶持独裁和专制者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通过近1200万份文件，其揭开了掩盖大量贪污腐败网络的幕布。
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甚至可能更多）从世界各地涌入这些民主国家，而许多西方行业没有义务去检查这些财富是否来自于被盗用的国库，通过残害的少数民族攫取的财富，或实际上会导致精英腐败的俘获政府（state capture）。
例如，有人发现阿塞拜疆的独裁者通过伦敦转移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而伦敦这个似乎越来越与洗钱服务息息相关的城市，也不是第一次处于这类非法流动的中心。而且，与阿塞拜疆残暴的统治家族有关的资金也遵循一个既定的模式：匿名的空壳公司，匿名的房地产购买，以及由英国法律专业人士帮助推动这一进程，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合法的。（潘多拉文件中最新披露出的情况中一大发展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似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参与其中。）
有消息称，英国的空壳公司还帮助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所谓情人，过上了地中海式的奢华生活，这是将那些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人，包括那些专门试图逃避西方制裁的人，与整个西方金融保密工具联系起来的又一个故事。
同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II），一个为鼓励透明度而创立奖项的人（是真事），发现自己在美国和英国秘密购买九位数的房地产暴露在公众眼前，而西方却继续为约旦的金融援助工作提供资金。
哈萨克斯坦前独裁者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一个开创了现代窃盗统治游戏规则的人，发现他的“非正式的第三任妻子”所使用的金融保密工具被曝光。当然，纳扎尔巴耶夫对离岸融资并不陌生，他的家人也是如此，当涉及到在西方国家清洗非法财富的指控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出现。
说到纳扎尔巴耶夫，他的一个前演讲稿作者正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潘多拉文件也曝光了他的内部财务状况。当提到现代的窃盗统治者时，布莱尔可能不是立刻浮现脑海的人物，但这位前英国首相已经变成了其他希望充分利用这些贪腐趋势的西方政客的榜样。
布莱尔并没有成为推进民主化或金融透明度的力量，而是在他担任首相后的这些年里，利用资金为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塞尔维亚以及其他一系列专制国家的政权涂脂抹粉。因此，潘多拉文件显示，布莱尔参与了一个与巴林独裁政权的上层直接相关的离岸工具，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但也许挑剔布莱尔并不公平。毕竟，他只是在与许多其他前民主领导人共事，这些人则在追求贪腐的金钱时将民主化的努力丢在一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已经成为普京最大的拉拉队员之一，而奥地利前总理阿尔弗雷德·古森鲍尔、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和波兰前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也同样接受了资金，表面上是为崛起的独裁者提供建议。
民主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抛弃了他们在为西方民主鞠躬尽瘁的表象。相反，他们创造了一个由前西方领导人组成的小众产业：被窃盗统治者收买，而这些人物为了他们的需要，利用，甚至滥用西方的一个又一个产业。
同时，对西方金融家本身：从房地产、私募股权、拍卖行和其他希望从这些贪腐财富中分一杯羹的专业人士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资金的水龙头仍然开放，而他们可以顺便得到一笔不错的佣金。他们的顾问、说客和律师努力工作，以确保没有任何法规影响到这些跨国资金流动。
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金融网络获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西方的金融保密工具：匿名的空壳公司和匿名的信托，这些建立在匿名金融基础上而没有任何监管的行业，允许寡头和反民主人士继续从他们的国民那里剥夺他们想要的财富，使当地人民受苦，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并为他们反自由的努力提供一切所需的资金。
另一方面，即使西方鼓起勇气去对付这些暴君，例如，通过制裁计划，阻止和颠覆他们的金融网络，这些金融保密工具也让他们能够逃避这些制裁。它们使这些人物能够躲避调查，挫败任何试图夺回被掠夺资产的努力，并享受其暴行的成果，即使在他们被推翻之后。
这些因素是同一个贪腐硬币的两面。它们几乎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政权；甚至（或者说特别是）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政权也在利用这些金融工具。
中国的红色后代和俄罗斯的寡头，委内瑞拉的亲政权商人和支持伊朗政府的官员，匈牙利的极右网络和阿塞拜疆的黑帮兼政治家：他们都依赖同样的服务、同样的网络、同样的离岸和金融保密工具，这些都是在西方发现的。所有这些人都向他们的国内民众大谈反西方、反民主的言论，然后依靠同一批西方民主国家来保护他们的财富，清洗他们的财务，藏匿他们的资金，然后利用这些资金来满足他们的任何需要。
我们早就知道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不是特别复杂，而且各政治派别的团体已经提出了明智的政策建议：透明度是关键。与空壳公司、信托和基金会有关的透明度。与房地产、艺术品和奢侈品有关的透明度。再加上针对西方国家内为他们打开金融隐秘之门的帮凶增加新的监管或修改现有规则，他们包括律师、会计师、咨询师和公关专家，透明度将有助于把这些秘密的金融网络从阴影中拉出来。
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包括英国政府创建了一个针对某些公司的公共登记处，美国和加拿大最近也在大规模地清理其空壳公司。同样，欧盟也在继续推动对律师和信托公司等机构进行更大的监管。
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进步，但它们不可能就此结束。以上提出的其他解决方案将需要重大的政治意愿，以及充分认识到西方在这些离岸网络中起到了多么核心的作用。美国和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各国。它们都是离岸经济的支柱。所有这些国家都被世界上的贪官污吏所利用或滥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潘多拉文件的泄露会使这种情况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