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保罗·莫苏尔报道了中国领导人近期试图重整商业世界的举措，包括对恒大危机的袖手旁观，对科技行业的监管和打击。专家认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镀金时代即将结束，因政府对加强控制和自力更生的需求，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需求。（加美编译 ，不代表平台观点）

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因监管而陷入困境。紧张的债权人希望对中国最大的开发商进行救助，越来越多的高管进了监狱，整个行业正在关闭。

对于中国的领导层来说，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正在重塑商业运作方式，限制高管的权力。这些政策酝酿已久，但执行迅速，其驱动力是对国家控制和自力更生的渴望，以及对债务、不平等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影响的担忧。

在民族主义和成功控制新冠的鼓舞下，中国正在重塑商业世界，这意味着控制。过去，高管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增长，而现在，官员们要控制一些行业的繁荣与衰退，以及这个进程会如何发生。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管理经济的愿景。

主要的目标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如过多的债务和不平等，并促进更平衡的增长。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标志着私营企业镀金时代（通常指美国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工业和经济高度发展的年代）的结束，这个时代使中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创新中心。

经济学家警告说，威权政府在这种类型的转型方面的记录是不稳定的，尽管他们承认很少有政府会将这么多资源和规划投入这种努力中。

仅在上个月的一周时间里，债权人就为中国最大的开发商恒大的命运感到担忧，而官员们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救助的消息；央行宣布，所有涉及未经批准的加密货币的交易都是非法的；当局拘留了负债累累的物流和运输集团海航集团的两名高管，并以受贿罪判处高端酒类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董事长终生监禁。

在上周举行的中国年度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一位官员表示，控制互联网巨头的行动还没有结束，并警告“资本的无序扩张”。今年的会议曾经是中国企业家展示力量的机会，如今却成了向国家分配财富的行动表忠心的平台。

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的创始人雷军说，大型互联网公司应该帮助小型公司。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张勇大力推荐了他的公司帮助小企业和不发达地区的155亿美元的新计划，他引用了一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洪源远说：“在中国，对发展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模式非常简单明确，它是一个将增长速度置于所有其他事项之上的模式。”

她补充说：“现在很清楚，中国领导人希望结束镀金时代，走向中国版的进步时代（美国20世纪初到大萧条间充满社会变革和进步运动的年代），实现更公平、更少腐败的增长。”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感受到了这波冲击。分析人士认为，一些措施，如减少债务和遏制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反竞争行为，是早该实施的措施，但他们担心，新政策可能会损害竞争力，并有利于低效、垄断主导的国有部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避免改革这些部门。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任娜塔莎·卡萨姆说，私营部门的活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她将这种转变比作中国领导人九年前上任之初的反腐运动，那次运动遏制了猖獗的腐败行为，同时也巩固了权力。

卡萨姆说，“在反腐行动中，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这导致了一种惰性，官员们太害怕了，不敢做决定，生怕做错了，你会看到私营部门也发生类似的寒蝉效应。”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指导方针曾经是明确的：对政府拍马屁，赚钱，如果可能的话，走向全球，在国外上市和收购。虽然中国的亿万富翁总是觉得自己很脆弱，中国最富有的个人名单经常被开玩笑说成是目标目录，但他们与官员的关系也很融洽，可以藐视规则，影响政策。

成功不再是安全的保证。大名鼎鼎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和监管机构会退缩。自2月以来，中国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抹去了超过1万亿美元。

这种连锁反应也影响到普通中国人，有可能激起社会动荡。官员们已经发出指令，敦促地方政府和公司注意与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有关的抗议活动。恒大的危机引发了未付款供应商、提前数年购买公寓的购房者和员工的愤怒，其中一些人在恒大的办公室前示威。

政府正试图发出警告，任何公司都不是大到不能倒的，专注于中国的咨询公司策纬公司的分析师丁尼·麦克马洪说，反腐运动和随后推动的遏制过度借贷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说：“现在，金融部门高管的行为更加保守，现在不是想打什么擦边球的时候，而是要尽力遵守中国政府想要的精神。”

中国似乎正在对科技部门实施同样的纪律。去年，监管机构阻止了阿里巴巴的姐妹公司蚂蚁金服的上市。在中国收购了优步的打车公司滴滴出行， 因不顾中国监管机构的保留意见，继续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它的软件被从中国的应用商店中撤出。

科技公司也在学习放弃控制权，大多数公司现在都有党的支部，可以支配决策。由政府管理的投资公司，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在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社交媒体公司微博中持有少量股份。

新的信号表明，公司应该专注于“共同富裕”，这是政府为缩小贫富差距而采取的一项举措，这促使科技巨头及其领导人纷纷捐赠。腾讯和阿里巴巴是中国最主要的两家互联网公司，它们都作出了数十亿美元的承诺，帮助培训小企业和振兴农村。

随着成为明星的风险越来越大，中国一些著名的创业人才已经避开了聚光灯。在两名员工死亡后，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41岁的创始人黄峥于3月辞职，5月，38岁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表示他将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

在中国政府的眼中，所有的科技都不再是平等的。

专注于消费者互联网的公司已经失去了他们曾经享有的保护。相反，政府正专注于推动国家自力更生，支持在高精尖技术上下大赌注，部分是为了应对美国切断微芯片等关键部件供应的政策。官员们对半导体、商用飞机、电动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制造商进行了大量的补贴。

华为是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生产关键的电信基础设施设备，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打压。孟晚舟上月底在加拿大被释放后，国家媒体大肆宣扬她回到中国。尽管孟女士是一个不平等社会中继承特权的形象，她以穿戴奢侈品牌而闻名，并在温哥华的一栋豪宅中度过了拘留期，但她的归国仍被描绘成国家的胜利。

卡萨姆补充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提醒，即他们和你不一样。中国社会有等级制度，不同的待遇也随之而来。”

她补充说，作为政府的宠儿，华为长期以来拥有特殊地位。她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知道这待遇能持续多久。毕竟不久前，我也可能同样这么说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