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的黛比·森泽波、威尔·菲茨吉本和萨尔万·乔治发表了关于潘多拉文件的系列报道，集中于介绍设立在美国的信托机构，这些机构在美国各州开始通过一些保护信托的法案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富人提供资产庇护。许多这些富人往往有着不堪的过去，包括洗钱、剥削工人、强制遣散居民等。

在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市一家假日酒店的对面，在一栋挂着“美国之心”欢迎牌的红砖建筑里，一家鲜为人知的金融公司七年前开张营业，向世界精英发出了邀请。

三叉戟信托公司（Trident Trust）承诺，将依靠这个已成为全球财富目的地州的法律，保护其新客户的财富和隐私，说这是“南达科他州的优势”。

在那些响应号召的人中，有一位哥伦比亚纺织业巨头，他在为国际贩毒集团的收益洗钱的计划中被抓，一位橙汁大亨因涉嫌串通少付当地农民工资而与巴西当局达成和解，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家糖业生产商的前总裁的家庭成员，这家公司被指控剥削劳工并强行将家庭赶出他们的家园。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谴责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全世界都认为，正是那里自由的规则和对私密性的保证，吸引了寡头、商业大亨和政治家。

但是，蓬勃发展的美国信托业，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即为国际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资产提供庇护，其承诺的保护和保密程度可与海外避税天堂相媲美，甚至更好。这种近乎绝对的保障使这个行业免受有意义的监督，并使其在美国各州形成新的立足点。

华盛顿邮报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通过审查世界各地的信托和企业服务供应商保存的超过1190万份机密文件，对流向美国信托的资金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

这些被称为“潘多拉文件”的记录，揭露了外国政治和企业领导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如何将资金和其他资产从长期存在的避税胜地转移到美国的信托公司。

调查发现了206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信托公司，与41个国家有关，持有的资产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近30个信托公司持有的资产，与被指控在世界一些最脆弱的地区从事欺诈、贿赂或侵犯人权的人或企业有关。

由ICIJ获得并与150多家媒体合作伙伴分享的这批机密文件，仅介绍了美国的某些信托，但却是有史以来美国信托业内部公开的最重要的一组记录。

这些信托文件主要来自全球离岸服务供应商三叉戟信托公司的苏福尔斯办事处。三叉戟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它致力于遵守所有适用的法规，并与当局进行例行合作，但绝回答有关其客户的问题。

美国其他竞相吸引财富的州，包括阿拉斯加、特拉华、内华达和新罕布什尔。在南达科他州，信托资产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两番多，达到3600亿美元。该州最大的信托公司之一，南达科他州信托公司，拥有来自54个国家的国际客户名单。

美国信托行业的快速扩张，源自一群美国信托公司的内部人士，他们年复一年地提出对美国和国外客户非常有吸引力的立法提案：保护信托公司免受债权人、税务机关和外国政府的影响。

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各州的立法者将这些提案变成了法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几十项。

南达科他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吉恩·阿卜杜拉，在2007年的一次立法会议上调侃道：“没有人理解这些法案中的任何一项”。

他已于2019年去世。

南达科他州银行司司长布雷特·阿夫达尔说，信托公司被要求确认所有客户的身份，外国客户和资产会受到额外的审查。他说，州政府力求每两年至少审计一次信托公司，并可以对不符合标准的公司进行处罚。

然而批评者说，监督是有限的，法规是模糊的，信托的保密性几乎无法违反。

前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雷格·肯尼迪说：“我担心的是……我们会变得像瑞士或巴拿马一样，”他是少数几个质疑这个不断增长的行业的立法者之一。“我不知道谁是受益人，什么样的资产正在被管理。人们将银行和信托法用于不适当的目的。我不能说这肯定发生在南达科他州。但我也不知道。”

与银行一样，信托公司被禁止在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由犯罪活动产生的资金。潘多拉文件中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在美国拥有信托的外国人隐藏了犯罪所得。

然而，金融专家说，美国的信托业不该止步于定罪的范围，而是应该调查并拒绝那些有可信的犯罪或侵犯人权的指控的人，或通过与腐败政权的关系积累财富的客户。

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乔什·鲁道夫说：“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我们的国家利益确实依赖于将这种钱拒之门外，即使它不是金融犯罪。我们帮助了暴徒和骗子，未能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助长了民众对美国的怨恨。”

由于这个行业几乎没有透明度，几乎不可能确定谁的钱被信托公司管理。在过去20年里，监管机构专注于银行业内有问题的客户名单，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放过了信托公司，让它们自由地扩大客户名单，提供对客户友好的服务，包括对几代人的税收保护。

潘多拉文件的记录并没有提供太多细节，能说明信托公司在建立信托时对客户有多么了解，或者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审查交易。

在确定的每个案件中，有关刑事指控或其他指控的细节都可以通过公共记录、媒体报道、法庭文件和政府报告获得。其中大多数当时都在互联网上发布。

新当选的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拉索，在国际媒体报道质疑他在巴拿马一家银行中的利益时，于2017年将资产转移到位于苏福尔斯的三叉戟的新信托机构。他说自己遵守了厄瓜多尔关于离岸活动的法律。

人权倡导者多年来一直都公开抗议多米尼加共和国Central Romana公司虐待糖业工人的行为，当时公司的前总裁的家庭成员于2019年在苏福尔斯的三叉戟公司敲定了几个信托。记录显示，这些信托包含Central Romana的股份和价值1400万美元的个人财富。

卡洛斯·莫拉莱斯·特龙科索（Carlos Morales Troncoso）领导这个庞大的糖业运营约8年，在他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副总统以及后来的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长之后，他仍然是此行业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莫拉莱斯于2014年去世。他的四个女儿是信托受益人和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公民，她们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些股份和其他资产会从巴哈马的一家信托公司转移到南达科他州的问题。他们通过一名律师表示，他们从未参与Central Romana的经营活动，这些活动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

2016年，公司派出武装警卫和推土机，将60个家庭赶出了建在El Seibo糖厂边缘的临时房屋，El Seibo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最贫穷和最偏远的社区之一。人权倡导者和联合国的代表批评了这一行动。

当时5岁的耶迪·塞拉睡在10号房屋里，房屋是土炕，没有自来水和电，屋顶是用废品做成的铁皮。当房屋倒塌时，她抓起一只黑色的凉鞋，逃进了雨中，在一棵芒果树下看着守卫，她曾经在那里祈祷，并与邻居分享大米和豆子。

当只剩下一堆扭曲的金属时，她发现她的另一只鞋在废墟下丢失了。

她最近回忆说：“这是我唯一的一双鞋。”

Central Romana在一份声明中说，它创造了2万多个就业机会，建造了5000多所房屋，并为住房项目和其他设施捐赠了土地。公司表示，它与一个工会密切合作，以解决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并否认它非法驱逐这些家庭，并表示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捍卫其财产，防止“非法土地入侵”。

被驱逐家庭的倡导者说，这些房屋建在一条半个多世纪没有被使用过的辅道上，这块土地没有明确的主人，而且无论谁拥有财产，强行拆除都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

当地修士米格尔·安赫尔·古隆·佩雷斯说：“这些是血、死亡以及糖。”

就像“火山喷发的熔岩”一样

1995年，纽约律师乔纳森·布拉特马赫在阿拉斯加基奈半岛钓王鲑时，勾勒出了一个能让美国与世界避税天堂竞争的想法：让信托资产免受税收和债权人影响。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合法地使用信托来管理财富，包括金钱、财产、公司、艺术品，并通过委托一个人或实体为信托受益人（如子女或孙子）持有和使用这些资产。

几个世纪以来，英美法律限制了信托的期限，但南达科他州在20世纪80年代帮助领导了改变这种状况的运动，创建了可以世代相传的信托，而且很少或根本没有纳税义务。

布拉特马赫是早期的倡导者，他回忆说，在特拉华州于1995年创建“王朝信托”之前，他曾向这个州的一位信托官员讲述过这个想法。

注：王朝信托是一种旨在避免或尽量减少遗产税适用于每一代家族财富的信托。通过在信托中持有资产，并在每一代向受益人进行分配，信托的资产不需要缴纳遗产税、赠与税或消费税。美国的王朝信托是作为对信托征收代际转移税的一种反应而创建的。通过将资产长期保存在信托中，富有的家庭可以避开几代人甚至永远避开税收。2018年，由于《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将消费税免税额提高了一倍，美国非常富有的家庭为了躲避未来的转移税，对设立王朝信托产生了新的兴趣。

王朝信托可以永久运行。因此，它必须在一个没有禁止永续经营规则的州创建，如美国特拉华州或南达科他州，或者有很长的永续经营期，如内华达州（365年）或怀俄明州（1,000年）。

他说，在特拉华州政策发生变化后，“业务开始像火山喷发的熔岩”般涌来。

25年前，布拉特马赫与他的兄弟在阿拉斯加钓鱼时，提出了对法律的第二次全面修改。他希望保护信托不受未来债权人的索赔，这种做法在库克群岛和伯利兹等离岸金融中心已经存在。

几个月内，阿拉斯加立法者以压倒性优势批准了布拉特马赫、他的兄弟和其他人起草的立法。

提出该法案的共和党人、前州议员阿尔·维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阿拉斯加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桶石油的价值还不如一条红鲑鱼。作为一个立法机构，我们正在抓紧时间考虑如何给本州带来动力。”

根据保存在州档案馆的信件，高级官员也表示出了担忧。

副商务专员当时写道：“潜在的政策问题是，作为一个州，我们是否想要认可一个可以使人更容易逃避合法债务的系统。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当时的州长托尼·诺尔斯（Tony Knowles）表示同意这种观点，他说立法的部分内容甚至比百慕大和开曼群岛的法律更宽松。州长指出，这项法案也有可能通过阻止支付赡养费来伤害配偶和子女。

诺尔斯否决了这项立法。一年后，州立法机构再次尝试，通过了一项类似的举措。

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著名信托学者劳伦斯·瓦格纳（Lawrence Waggoner）给州政府写信说：“有一点不要搞错：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一种信托，它背后的外州律师想为他的富人客户建立这种信托。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最恶毒的法案。”

这一次，州长签署了该措施，说立法者已经解决了他忧虑的问题。

诺尔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否决了最初的信托法案，是因其缺乏对配偶和子女的保护，而我在第二年签署了一个更正后的版本，它得到公众、商业和立法支持。在过去的25年里，我没有听说过在阿拉斯加有任何滥用此法案的情况。”

这项开创性的法律刺激了其他州，在竞争中锁定了行业的发展方向，即推进信托立法，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

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雷格·蒂森在2016年的一次立法听证会上说：“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就像看着油漆变干一样无趣，但我理解我们州在信托业务中的地位，”  

行业的建筑师们从这些变化中受益。

1997年，在阿拉斯加颁布新的信托法之前，乔纳森·布拉特马赫、他的兄弟和其他人帮助创办了该州最著名的信托公司之一。现在，这家公司被称为Peak Trust Co.，后来扩展到内华达州。

布拉特马赫说，他很早就把自己在公司的股份给了他的兄弟夫妇，不再拥有公司的股权。他的兄弟道格拉斯拒绝发表评论。

在新罕布什尔州，商业领袖保罗·蒙特龙（Paul Montrone）在2006年成功帮助推动了新的信托立法。一年前，由他儿子管理的一家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信托行业可以增加多达2100个工作岗位，并为州里产生多达370万美元的年收入。

2007年，蒙特龙继续与他人共同创立了Perspecta Trust，公司向“世界各地的超高净值个人和家庭”宣传财富战略。

为新罕布什尔州信托委员会准备的一项研究报告，在2019年与立法者分享，其中估计有225至275人在州信托业工作，但是州银行业专员杰拉尔德·利特尔在给一名立法者的电子邮件中谈到了州内的财政收益：“可以忽略不计。”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蒙特龙说他想帮助促进新罕布什尔州的经济，“使其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信托管辖区”，在Perspecta Trust去年与另一家公司合并后，他退出了所有官方角色。

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和州信托委员会的主席格伦·佩洛说，行业现在监管着6000亿美元的资产。他说：“新罕布什尔州信托法的现代化对我们州的经济产生了有意义的积极影响，带来了高于平均工资的新工作机会以及由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

在南达科他州，律师皮尔斯·麦克道尔三世于2002年共同创立了南达科他州信托公司，这家公司位于苏福尔斯市的一栋办公楼内，靠近一个社交俱乐部。

麦克道尔是一个被称为“州长信托管理审查和改革工作组”的创始成员，工作组经常提出推动州内信托业的法律。

麦克道尔拒绝对他的角色发表评论，他提到了一份公司声明，其中指出：“南达科他州一直非常努力地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部门，包括该州的银行和信托公司……这个行业提供了许多好处（就业、税收、监督费和慈善事业）。”

一位父亲的挣扎

在这个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克里斯托弗·帕兰克却不得不走上了法庭。

2017年，这位两个孩子的单身父亲得知他将不再从苏福尔斯的三叉戟公司获得子女抚养费，公司负责监管他的前妻克里奥帕特拉·卡梅伦的信托。根据法庭记录和采访，这位石油公司的继承人多年来一直在与毒瘾作斗争，2010年加州法院将他们年幼子女的全部监护权判给了帕兰克，后来命令卡梅伦每月支付8500美元的抚养费。

帕兰克在法庭记录中说，信托的资产超过了800万美元。

信托最初是在加州设立的，在那里债权人可以对信托资产提出要求。2012年，卡梅伦将该信托转移到南达科他州，并在2016年转移给三叉戟公司。

记录显示，三叉戟公司和一家担任信托保护人的新墨西哥州公司选择终止支付抚养费。

在法庭文件中，三叉戟认为，南达科他州的法律阻止了付款，而且帕兰克“没有很好地管理他孩子的财务”。帕兰克说，信托基金每月仅提供1500美元用于一般开支。

2019年，在他到法院强制执行加州的儿童抚养令后，南达科他州最高法院支持三叉戟。法院在一份一致意见中写道：“我们的立法机构在债权人索赔和信托基金之间设置了强大的障碍。”

在一家电信实验室工作的帕兰克回忆说，在他们位于圣巴巴拉的两居室出租公寓里，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当时12岁和14岁的孩子，而他睡在客厅的一张单人床上。

他说：“不仅在情感和身体上被抛弃，现在还有财务方面的问题，信托和他们的妈妈让这些孩子很难知道他们被爱。”

圣巴巴拉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去年对卡梅伦提出刑事指控，指控她未能提供支持。她不认罪，检察官最终撤销了该案。

在接受采访时，卡梅伦说，她一直打算为她的孩子提供资助，但她和三叉戟信托公司不相信帕兰克能够管理这笔钱。她说，她选择将信托转移到南达科他州，是因为“所有的隐私法”，并能避免在加州缴税。

卡梅伦说：“从来没有不为我的孩子们提供支持，但在三叉戟……开始调查一切之后，他们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会再给他一块钱了’。我不能因此而责怪他们。这套还挺新鲜的。”

三叉戟公司拒绝回答有关此案的问题，说它不与媒体讨论其客户。

50岁的帕兰克说，除了关注他的儿子和女儿，他能做的已经不多了。

他说：“没有人看着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哭。”  

资金向美国的腹地转移

三叉戟所有者的身份并没有被公开披露，它不仅吸引了像卡梅伦这样的美国人的业务，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

三叉戟在2014年开设了苏福尔斯办事处，宣传为来自美国和“国际高净值社区”的客户提供服务。

在其第一批客户中。乔斯“佩佩”杜尔·安巴尔是哥伦比亚的一位服装大亨，他在三叉戟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办事处有一个拥有1亿美元资产的信托。

杜尔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过去。2004年，在一次全球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在美国销售毒品并对收益进行洗钱的庞大企业后，他同意美国政府没收2000万美元。据美国调查人员称，贩毒者将美元卖给中间商经纪人，后者把钱跟哥伦比亚的商人（包括杜尔）兑换成比索。

为了避免被起诉，杜尔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他于去年去世。

当南达科他州的信托基金成立时，在谷歌上搜索 “杜尔·安巴尔”和“哥伦比亚”这两个词，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本案的总结，以及BBC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哥伦比亚毒品现金圈被打破”。

潘多拉文件中的记录显示，2013年，杜尔的律师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告诉三叉戟，他的客户卷入刑事案件，是由杜尔信任的经纪人带来的“不幸的经历”。记录没有明确说明苏福尔斯的三叉戟公司是否知道这些信件。

2016年，三叉戟承接了一个新客户。费德里科·孔·维尔曼（Federico Kong Vielman）是危地马拉最著名的家族成员之一。潘多拉文件显示，孔·维尔曼的信托持有1350万美元的资产，部分来自遗产和他的家族公司销售的家用产品。

2014年，在该信托基金成立的两年前，美国政府对危地马拉提出申诉，称该国因未能执行劳动法而违反了自由贸易协定。列举的例子包括：孔·维尔曼家族拥有的一家棕榈油公司，工人们说他们的工资只有最低工资的一半左右，而且被要求在没有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处理化学品。

201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在对帕西翁河有毒污染物的调查中点名这家公司和另外两家公司，这条河蜿蜒穿过该国北部低地，为附近社区提供食物和水。

事件发生后，危地马拉法院暂停了另一家公司的业务，但没有对孔·维尔曼家族拥有的公司采取任何行动。

棕榈油公司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它没有污染河流，劳工投诉已由一个仲裁小组解决。公司说，孔·维尔曼在公司运营中没有起任何作用。但是在2010年的公司记录中，他被列为这家公司的公司秘书。

2018年，三叉戟还在巴西为霍斯特·哈佩尔（Horst Happel）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两年前，他是与巴西反垄断机构达成大规模和解的橙汁生产商及个人之一。哈佩尔和其他人向巴西政府支付了总计8800万美元，因为他们被指控串通起来少付当地农民的工资。

这位橙汁业高管以前曾被指控犯有不法行为。1991年，他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25.5万美元，以解决关于他违反橙汁期货交易限制的指控。

泄露的记录显示，近三十年来，哈佩尔在泽西岛维持着一个信托，泽西岛是英吉利海峡的一个著名避税天堂，近年来面临着要求其信托机构收集和分享更多客户信息的国际压力。

国际客户也转向其他信托公司，包括离三叉戟在苏福尔斯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的一家。

2012年，威廉和罗伯托·伊萨亚斯兄弟的家人通过南达科他州信托公司创建了三个信托。几个月前，这对兄弟在厄瓜多尔被缺席定罪，罪名是挪用其破产银行的政府救助资金。

这些信托基金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拥有几家空壳公司。文件显示，其中一家持有价值500万至1000万美元的家族遗产。

纽约时报、迈阿密先驱报和其他媒体都写过关于这对兄弟的报道，尽管厄瓜多尔提出了引渡要求，但他们还是在南佛罗里达州居住了多年。他们在2019年被美国移民当局短暂拘留。

5月，厄瓜多尔的一家法院推翻了2012年的定罪判决。一个银行的债权人团体的主席奥斯卡·阿尤尔在推特上发帖说，他和团体成员都“感到愤怒”。

他在推特上说：“许多人在14年的不懈斗争中没有拿回他们的钱就死了。”

通过他们的律师，兄弟俩说他们只是银行资金的诚实管家，是“厄瓜多尔腐败的专制政权，前所未有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兄弟俩没有回应有关南达科他州信托的问题。

南达科他州信托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没有也不会评论或提供有关过去、现在或潜在客户的任何信息”。公司说，其对客户的审查过程是“彻底的、全面的、持续的，并超过了最低要求”，有法律或监管方面的问题，以及犯罪活动的客户会被筛选出来。

“总是落后一步”

行业领导者说，信托公司会努力审查客户，因为尽职调查的失误会造成声誉风险。

在阿拉斯加帮助发展该行业的乔纳森·布拉特马赫说：“没有哪家银行或信托公司，希望被指控协助或教唆民权或人权侵犯者，即使仅是过去的侵犯者。”

然而，前检察官和其他金融犯罪专家说，需要进行更多的监督。

多年来，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银行和空壳公司，这些公司在9/11袭击后成为头条新闻，因为它们使恐怖分子、毒品贩子、武器走私者和其他人能够将资金运入和运出美国。

信托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们被中产阶级和富人广泛使用。它们可能含有复杂的法律文书，以及有限的文件线索和严格的保密规则，即使是有经验的立法者或调查员也很难理解。

1月份颁布的广受赞誉的《公司透明度法案》（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要求某些类别的企业向联邦政府管理的数据库披露其所有者的姓名。然而，法律中没有提到那些创建信托并从信托中收取款项的人。专家们说，他们希望明年的新法规将把信托客户列入名单。

其他国家，包括欧盟的许多国家，已经要求信托公司向一个中央登记处报告其创建者、受托人和受益人。

美国联邦法规也很有限。根据财政部的金融犯罪监督机构FinCEN的新要求，现在信托公司必须更好地识别和监测客户，但他们也基本上允许公司决定审查的范围。

检察官指出了另一个执法漏洞。根据1986年的《洗钱管制法》，政府可以对在美国拥有资产的外国人提起洗钱诉讼，但前提是这些资产是来自六类犯罪的收益，如武器或毒品贩运。

这项法律排除了数百种其他犯罪行为，包括走私、虐待童工、贩卖野生动物、盗窃文物、伪造和逃税。在其他国家，洗钱法规涵盖所有罪行。

司法部资产没收和洗钱科前副科长斯特凡·卡塞拉说：“我最近和某人谈起了砍伐亚马逊雨林的收益。如果我们在美国发现这些收益呢？这是否会受到洗钱罪的指控？不会，因为它不在名单上。……在试图更新这些法律方面，我们总是比坏人落后一步。”

司法部发言人说，检察官还有其他方法来处理犯罪行为，如对电信和邮件欺诈、运输被盗财产或银行欺诈提出指控。

痛苦和利润

Central Romana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的糖业生产商。虽然多年来这项业务的所有权已经改变，但该公司的网站仍然描述了“100年不间断的工作”。

到1974年莫拉莱斯通过当时的海湾和西部工业公司成为这项业务的总裁时，有关驱逐和侵犯人权的指控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1979年，反奴隶制保护人权协会向联合国报告说，海地移民被该公司和其他两家公司“购买”，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工资微薄。

1984年，一家新公司Central Romana收购了这家糖业公司。莫拉莱斯于1986年离开，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副总统。

他后来成为驻美国大使，再后来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根据多米尼加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说法，他是中央罗马公司的一个“重要”股东。

莫拉莱斯最终成为这个国家制糖业最著名的代表之一。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06年，在一个美国立法者代表团要求对使用海地移民在甘蔗田工作的情况进行调查后，莫拉莱斯说多米尼加共和国不希望外国干涉其事务。

2012年，他批评了一位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神父，因他向美国报告说，国内的甘蔗工人受到了严酷和不人道的待遇。莫拉莱斯说，这位牧师在不公平地“诋毁”制糖业。

同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几个最大的糖业生产商，包括Central Romana，涉嫌虐待劳工的情况。报告发现，劳动者每天工作12小时，许多人住在没有电和饮用水的公司住房里。

Central Romana公司声明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不在政府的电网上，并且公司会提供饮用水。公司说：“我们每年都在努力进步，并继续投资于我们的所有流程，包括健康和工业安全、劳工情况、环境合规和社会责任计划。”

2016年的驱逐事件发生在莫拉莱斯去世两年后，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非营利组织多米尼加正义与和平组织联系了联合国。两位联合国专家，包括适足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呼吁多米尼加政府进行干预。

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表示关切，因为国家显然没有能力保护和确保人民的权利……并解决一家私营公司代理人进行的非法驱逐和使用武力的行为。”

2020年1月，被驱逐的家庭在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起诉Central Romana和其公司股东、位于佛州西棕榈滩的Fanjul公司。一名法官最近驳回了此案，认为原告没有充分证明Central Romana是作为Fanjul的代理人行事。这些家庭已经提出上诉。

莫拉莱斯家族在2019年完成了向南达科他州转让信托的工作，当时这个家族之前持有信托的巴哈马通过了全面的立法，要求公司和某些信托向政府的中央登记机构申报所有权。

当时的行业领袖们抱怨说，这个登记要求将阻止潜在客户。

一位巴哈马律师写道：“这些新的双重标准的赢家是美国的特拉华州、阿拉斯加和南达科他州。”

5月，远离多米尼加共和国政治和商业圈的工人们在甘蔗田里冒着酷暑劳作。在埃尔塞沃市的Central Romana的一块田地上，67岁的让·克莱尔蒙特挥舞着砍刀砍向茂密的甘蔗茎。

21年来，他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穿着被汗水浸透的衬衫和橡胶靴，从日出到天黑，挥刀、砍伐和拖运。他说，今年，公司第一次给了他一顶帽子，上面写着红白蓝三色的 “CR”。克莱蒙特说，他很感激，因为帽子的价格约为500多米尼加比索，而他每周的收入约为1000比索，即不到18美元。

他说：“无论他们给我们什么，我们都必须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足够了。”  

在2016年的驱逐现场，叶迪·塞拉和她的母亲寻找着他们的房子曾经所在的地方。站在高高的草丛中，他们指着数字10，在一棵被毁坏的树上，褪色的白漆依然清晰可见。

现年10岁的叶迪沿着一条旧栅栏线行走，观察远处的山脉。

这个出生在岛上但很少看到大海的女孩，在袭击中几乎失去了一切，包括她家用来照明的煤气灯和蜡烛。她有一个月没有回到学校，因为她的父亲是一名日工，没有钱买新鞋来代替她在骚乱中失去的那只黑色凉鞋。

想成为一名教师的叶迪说，“我的朋友们，我看不到他们。”

在一棵树下，叶迪和她的母亲发现了一个生锈的弹簧床垫，是在驱逐的夜晚留下的。叶迪蹲下身子。她拉开树枝和树叶，靠近一个印有“CR”字样的混凝土路标。

在甘蔗地的阴影下，几乎隐藏在灌木丛下，她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哭喊。

叶迪找到了她丢失的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