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埃利安在彭博社发表评论，他认为各地的央行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上次金融危机时缺乏总需求的问题，因此仍然在不断地增加需求。但这次由疫情引起的危机却是由脆弱的供应链引起，因此对需求的刺激是本末倒置，反而可能加剧供应链的危机。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太多的人花了太多的时间才认识到，经济冲击主要是结构性的和长期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其结果是，政策反应虽然能有效地处理眼前的紧急情况，但被证明并不足以促进长期的经济福祉。

疫情扩大了随后令人失望的复苏的脆弱性，特别是当涉及到社会经济不平等、被笼络的机构和扭曲的金融市场时。同时，十年前等了太久才发生的事情，即认识到世界面临着总需求的结构性缺陷，现在却正阻碍着对最新挑战的及时回应。

由于各地央行历史水平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流动性注入，今天的需求并不算是阻碍，但与新冠有关的因素已经颠覆了供应方，由高效率的实时生产（即按需的生产和库存管理）打造的全球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一系列脆弱性和破坏性的来源，各方甚至还没有充分改变心态，更不用说产生强有力的政策反应了。同时，继续采用脚踏实地的货币政策的风险却超过了收益。

在国家以及多边层面，迫切需要改变政策的内容以及组成部分。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把滞胀，那种增长下降和通货膨胀上升的破坏性组合，变成一种更具破坏性的现象，对经济、金融、体制、政治和社会都有严重的影响。

在众多教训中，2008年的危机暴露了一个过度依赖金融的经济的危险。虽然在危机发生前，决策者被降低债务和杠杆率的创新方法所吸引，包括证券化和其他风险转移技术，但一个不受限制和不受约束的金融部门从资助真正的经济机会演变成了助长猖獗的投机活动，最明显的就是住房。

资产负债表膨胀了，因为银行还相互出售了一系列似乎是无限的高杠杆产品。

当涉及到处理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即几个金融泡沫同时破裂，政策制定者迅速采取行动，以应对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溢出，并控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当时的假设是，“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和临时的”政策干预将能恢复使社会经济持久繁荣的条件。

然而，困扰全球经济的不仅仅是过度和不负责任的金融体系，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经济的“金融化”本身就把促进增长的举措搁置一边。

真正的提高生产力的活动，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对劳动力的灵活启用和重新调整，与复杂的金融工程释放出的东西相比，似乎显得无聊和老套。因此，没过多久，各经济体就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增长、严重的不平等，和中央银行无休止的干预以维持金融稳定的新常态，尽管这种干预是人为的。

随着经济增长一再低于预期和需要，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初的过度周期性思维，开始过渡到聚焦于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不幸的是，鉴于供应方面的问题现在占主导地位，疫情却把这变成了一个弱点。

新冠的一个早期经济教训是，其结构流动性的驱动因素，已经将全球经济实时生产的高效率，从一个优势转化为一个明显的脆弱性。紧密交织的跨境供应链，突然就因为一个或多个港口被疫情关闭而断裂。航运和集装箱的中断，使成本效益高的价值链变成了亏损制造者。为了寻求更大的弹性，公司已经开始重新编织他们的供应链，反而放大了短期的脆弱性。

迅速建立并上线一个新的生产设施是很难的。当许多人试图同时做同一件事时，就更难了。

劳动力供应也已成为一个问题。工人对健康风险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更加敏感，这改变了对工作的倾向性。参与劳动力已经变得不那么安全，助长了创纪录的职位空缺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地开始全面增加，因为公司吸引新工人的努力，迫使他们也要提高工资以留住他们现有的员工。

虽然供应中断的实地证据正在成倍增加，但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管理心态，仍然过于执着在总需求不足。美联储最近的一些政策言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对行为科学家来说并不奇怪。认知陷阱（后视镜框架、确认偏差、盲点等），会减缓决策者对供应中断的关注，而供应中断已成为今天和明天经济萎靡的主要原因。他们却反而强化了一些方法，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在无意中放大了滞胀之风，这些风开始吹遍越来越多的国家。

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认知偏差尤其成问题。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明显，过度的周期性经济思维，延迟了对构成结构性和长期性冲击的政策反应，而这种冲击已经持续了数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从需求到供应的演变过于缓慢。

国家和多边政策的心态调整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有可能重复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失望。打赢了对眼前敌人的战争，但却无法建立和平的持久和包容的社会经济繁荣，无法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危险的现实挑战提供支撑平台，也无法巩固真正的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