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的乔恩·斯温于9月29日发布报道，调查了一个通过众筹帮助阿富汗难民撤离的民间行动。其中发现，尽管这个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网红的影响力筹集了超过700万美元，但其中许多款项并没有被有效地用于撤离阿富汗人民，反映出了类似众筹项目中的风险，以及当地情况的复杂性。

8月17日，在Instagram上以“Quentin Quarantino ”发帖的网红汤米·马库斯（Tommy Marcus）请求他的69万名粉丝，帮忙资助逃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平民的撤离航班。

捐款蜂拥而至。55万美元的目标（马库斯说这一数额将支付两个航班的费用，并拯救至少300人）在短短80分钟内就筹到了。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筹款总额超过了720万美元，这个数字让马库斯和与他合作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称之为“飞离行动”（Operation Flyaway）。

马库斯在活动启动后在飞离行动的GoFundMe众筹页面上写道：“我们想说清楚：所筹集的每一分钱都将用于支付航班费用，或通过各种非营利组织支持这些人。”

他承诺，这项行动“将运行航班，直到他们告诉我们不能再运行。”

然而，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发现，没有任何阿富汗人乘坐“飞离”的包机撤离。调查发现，飞离行动在被取消的航班上花费了330万美元，而它还没有收到退款。组织者正在努力重新安排这些航班。

在某些情况下，飞离行动帮助支付了其他团体组织的航班，或借钱使航班得以成行。在其他情况下，飞离说它帮助阿富汗人到达机场。尽管26岁的马库斯说飞离行动帮助了数百人撤离，但组织者承认，其中大多数人是乘坐由美国纳税人或其他组织支付的航班离开的。

短期病毒式筹款活动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慈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一个快速组建的团队，通常在社交媒体网红的帮助下，通过GoFundMe和类似众筹网站，在数小时内就能筹集到一笔资金。

由于许多这样的行动不会成立非营利组织，像飞离行动这样的团体不需要公布详细的活动税务记录。他们也不需要遵守管理非营利组织的准则，这意味着他们的活动，尽管往往是善意的，几乎没有受到审查。捐赠者往往无法得知他们的钱是怎么花的。

当阿富汗落入塔利班之手时，具有不同程度的专业知识的平民和非营利组织，为帮助阿富汗人的努力往往非常混乱，实际上美国政府本身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毫无准备。

8月，马库斯说，如果不尽快撤离平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无法熬过这个月”。马库斯说，如果筹集到足够的资金，飞离行动将运行多个航班离开喀布尔，“每筹集到1500美元就代表着其中一架飞机的一个座位”。

根据飞离行动提供给《邮报》的数字，在飞行和地面行动上总共花费了520多万美元，并且已经拯救或帮助拯救了435名阿富汗人。其中最大的一笔资金，即280万美元，支付给了一个由新西兰商人领导的包机公司，根据法庭记录，此商人最近因涉嫌在与阿富汗无关的事务中进行欺诈而受到美国当局的调查。

飞离行动很早就承诺，将任何多余的资金捐给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WMF），这个基金会因此获得了120万美元。

8月25日，马库斯公开描述飞离行动的努力是一个“奇迹”。然而，两天后，在飞离行动的领导人和联盟宣传团体之间的一次激烈的电话会议上，马库斯说他对这项行动“失去了信心”，因为它在把平民和飞机送到喀布尔的机场方面遇到了困难。

马库斯抱怨说，根据他收到的错误信息，他无意中“分享了假新闻”，发布了一张阿富汗女性机器人开发小组的照片，但实际上这个小组已被他人救出的。

马库斯电话录音中说。“我看到的都是失败，”后来又说，“我得到的都是谎言。”

一位参与者在电话中抽泣，其他人一直打断对方，加州的活动人士阿扎德·加法里多次向飞离组织者大喊“不要再花钱了”，马库斯和其他飞离行动领导人的律师后来给加法里发了一封终止禁令，要求她停止指责他们对资金的处理不当。

在25分钟的采访中，马库斯说，飞离撤离平民的工作正在进行，并补充说：“我只知道我们正在与公司合作，要么飞机起飞，要么退款。”

他说，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证明了他们的努力是正确的。马库斯说，“人们因为飞离行动而活了下来，因此，无论围绕它的情况多么混乱，都没有遗憾。”

飞离行动向华盛顿邮报提供了一份经过严格筛除的300人名单，据说它已经帮助他们登上了由他人资助的航班。它还提供了三名飞离帮助撤离人员的联系信息，他们确认自己是飞离行动帮助离开该国的阿富汗人。

其中一位曾是美军的翻译，因为担心家人的安全而不愿透露姓名，他说飞离“非常努力，为拯救我和我的家人尽了全力。”

飞离行动的开始

飞离行动的想法并不是从马库斯开始的，而是由曾因在阿富汗服役而被授予银星勋章的退役陆军少校谢菲尔德·福特（Sheffield Ford），和前陆军预备役军官兼电视制作人卡伦·卡夫（Karen Kraft）在8月14日的一通电话中产生的。

福特是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安全承包商Raven Advisory的首席执行官，卡夫是位于洛杉矶的网络非营利组织“媒体和娱乐业退伍军人（VME）”的主席。

福特说，随着塔利班逼近首都，美军准备在8月31日撤离阿富汗，两人渴望帮助阿富汗的平民。他说，由于担心传统的筹款方式过于缓慢，他们与马库斯取得了联系，马库斯曾说过他希望支持阿富汗的救援工作。

马库斯曾在密歇根大学学习，他因为学习成绩和在家乡新泽西州特纳弗利的一家乡村俱乐部担任高尔夫球童的经历，而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在大学期间，马库斯和一个朋友创建了一家初创公司，为校园里的学生提供杂货。他说，他于2017年离开学校，还差一门课就毕业了，马库斯后来在疫情期间通过发布表情包和笑话建立了一个网上粉丝群。他有时利用这个平台为自由主义事业筹集资金。

马库斯说，在他加入时，飞离的撤离计划已经“万事俱备”。他说，福特和卡夫是业务的领导人。福特和卡夫说，他们的组织是自愿提供时间和资源，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行动而得到报酬。

福特说，Raven Advisory由一名退役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于2013年创立，向公司和执法部门出售培训和安全服务。它有51名员工。而VME成立于2012年，由它所说的“全志愿团队”管理。加州的州政府记录显示，从2014年到2019年，它的平均年收入为14.4万美元。

马库斯于8月17日在网上发布了飞离的消息，一天后，绝望的阿富汗人被拍到紧紧抱住一架离开喀布尔的美国军用飞机。马库斯说，行动旨在拯救可能被塔利班视为“高价值目标”的人，包括人权律师、LGBTQ活动人士和曾协助美国20年战争努力的阿富汗翻译人员。

一名Raven员工在上个月的电话会议上告诉合作伙伴，飞离的“地面促进团队”由三名 “操作员”组成，他们是阿富汗专家，还有两名经验丰富的语言学家。根据飞离提供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预算文件，飞离已经向包括德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安全承包商在内的公司支付了44万美元的地面支持费用。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飞离行动的领导人向他们希望能接受撤离人员的外国官员发送了谈话要点。文件中称，飞离行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批准，并准备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协调，将多达2000名阿富汗人撤离到阿联酋。

这份文件说，飞离已经从东欧承包了两架麦道DC-9飞机，并让机组人员待命。

GoFundMe建议飞离与一个成熟的非营利组织合作，而飞离选择了IWMF。他们一起带来了经验丰富的活动人士，包括阿富汗妇女使命组织的联合主任加法里和洛杉矶咨询公司Hospitality for Humanity的联合创始人贾斯敏·科佐伊-穆弗拉德。他们建议的撤离人员，以及马库斯在网上公布的电邮地址里收到的名单，都被编入了飞离的待撤主名单，福特说最终有超过5000人。

障碍越来越多

然后，据与飞离行动接触过的，四个进行潜在撤离工作的人士说，进展似乎很慢。他们说，飞离的领导人一直没有回应来自非营利性合作伙伴和公众的一些电子邮件，而宝贵的时间却在一天天过去。

科佐伊-穆弗拉德在接受采访时说：“缺乏持续的沟通。”

福特说话，在那个时期，发给飞离的电子邮件数量“几乎无法管理”。

一位负责处理公众咨询的飞离工作人员说，快被业务淹没了：“我感到不堪重负，有数以千计的请求，没有办法对所有的请求作出回应。我尽可能地做了很多，但还是不够。”

福特告诉华盛顿邮报，事实证明，飞离说在欧洲待命的两架飞机没有保险，无法飞往阿富汗。这项安排在它们没有起飞的情况下就失败了。由更有经验的非营利组织和公司领导的私人包机行动，也都遭遇了类似的挫折。

另外，根据预算文件、采访和电话录音显示，更麻烦的问题是飞离无法立即获得它所筹集的资金，因为GoFundMe还没有发放这些资金。

8月23日，根据一张发票、电子邮件和一位参与行动的人的说法，IWMF曾告诉飞离，经过它自己追查的线索，它已经排定了两架从喀布尔起飞的航班，将花费160万美元。但由于没有钱，这个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IWMF执行董事埃莉萨·莱斯·穆尼奥斯在随后几天与其他组织者的Signal聊天群中说：“我们有两架飞机，但他们没给我们钱。”

GoFundMe发言人利·雷曼拒绝讨论资金发放给飞离的具体细节，但她说GoFundMe（一家营利性公司），审查了所有与阿富汗有关的筹款活动，以保护捐赠者和组织者。雷曼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和快速的援助。”

一位熟悉这一安排的人士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在阿富汗有深厚经验的萨亚拉国际组织获得了一架飞机并计划从喀布尔机场起飞。然而，这位人士说，萨亚拉急需54.5万美元，以与它在其他地方找到的50万美元结合起来。萨亚拉了解到飞离行动的筹款活动并与之取得了联系。

这两个团体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位知情人士说，飞离将帮助支付航班费用，而萨亚拉自己有一队待撤离人员在到达机场前返回了，因为飞离声称已经有200人在机场内等待着这架飞机。

由于GoFundMe的资金没有到位，而萨亚拉又向飞离催促电汇，前脸书高管布兰迪·巴克在看到飞离的努力后介入了。据三位参与行动的人说，她向飞离借出了54.5万美元。飞离后来偿还了她。巴克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证实了这一安排，并称飞离的领导人是“真正的英雄”。

知情人士表示，令萨亚拉失望的是，飞离的待撤离人员并没有出现，他说：“那200人没有在机场。”

据媒体报道和一位熟悉飞行细节的人说，飞机于8月24日起飞，机上只有51名撤离人员。近300个座位是空的，而数百人却挤在喀布尔机场外。据有关人士说，外面有一些人是飞离名单上的人，他们被告知要提前前往机场，但却无法通过。

到目前为止，它给萨亚拉的54.5万美元是飞离直接用于撤离阿富汗人的包机的唯一资金。它还借给萨亚拉90万美元用于其他两个航班，其中一个已经离开阿富汗。

飞离项目的一位发言人说，这次行动有更多的平民在机场的另一个边，他们无法在飞机出发前赶到机场。其他撤离工作，也遇到了类似的挑战。

福特承认，飞离在某些情况下“未能让人们通过机场大门”。他说：“我们关注的是拯救生命的机会窗口”。

取消的航班

在美国定于8月31日撤军的前几天，压力是巨大的。马库斯告诉从事这项工作的其他人，有数百人在网上给他发信息，要求了解捐款的使用情况。

马库斯在8月25日晚间公开宣布，已经包了几个航班，以此来回应这些批评者。发票显示，GoFundMe的资金已经发放，Raven已经签署了从喀布尔到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的航班协议。

飞离向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全球供应和物流公司（Global Supply and Logistics）支付了100万美元，购买了两个航班：一个有170个座位，另一个有162个座位，它们将在随后的四天内抵达喀布尔。但这两架飞机从未抵达喀布尔。

飞离行动说，这100万美元后来由全球供应公司退还。

福特说，飞离安排航班的努力，在试图获得美国当局和阿富汗难民登陆目的地国家的许可方面遇到了障碍。他说：“整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目的地。”

他的回答也说出了许多其他寻求从阿富汗撤离人员的团体的难处。

福特说，包机运营商不需要退还被取消的航班所花费的钱，但他说未来的航班中可能会为飞离提供位置。他说：“我们正在与非政府组织讨论如何继续使用这些飞机来帮助阿富汗人。”

在这些合同中，还有一笔51.3万美元的交易，是与总部设在迪拜的Mayfair Jets公司合作的航班。它也被取消了。Mayfair公司的老板艾哈迈德·马哈茂德在接受采访时说，17万美元已被用于保险，无法退还，但如果合同没有履行，他希望与飞离行动达成协议。

发票显示，在其最大的合同中，飞离行动向贝弗利山的Kiwijet公司汇入了284万美元，用于一架280座的波音767飞机的四次飞行。KiwiJet公司的网站和公司备案文件没有说明谁拥有或经营这家公司。但2020年7月提交给洛杉矶联邦法院的一份搜查令申请称，新西兰商人尼古拉斯·斯蒂尔以Kiwijet的名义开设了银行账户，并发送电子邮件表明自己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斯蒂尔的律师埃里克·本萨莫坎说，Kiwijet公司“正在等待飞离行动的批准，但飞机和飞行员已经准备好出发，Kiwijet公司预计很快就会出发。”

搜查令申请说中，斯蒂尔以前经营一家名为斯蒂尔航空的公司，因涉嫌电信诈骗、身份欺诈和其他罪行，正在接受洛杉矶联邦检察官和美国运输部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该办公室的一名特工在一份27页的宣誓书中称，斯蒂尔在收到付款后取消了一个航班，并制造了一个假的电汇记录，从而骗取了其他航空公司超过15.4万美元的资金。据申请书称，他还涉嫌使用虚假的社会安全号开设银行账户，并进行无证飞行。

根据法庭文件，调查人员搜查了斯蒂尔的家，查获了包括22部手机在内的设备。一名法官在4月份给予调查人员更多的时间来检查斯蒂尔的设备，这一命令是此次事件的最后一次公开更新。监察长办公室拒绝对一位发言人所说的“正在进行的调查事项”发表评论。

2018年3月，洛杉矶的一名州法官命令斯蒂尔和他的妻子莉莉娅·斯捷潘诺娃（一位出生于苏联的柔术师，曾在《美国达人秀》上亮相），向一位起诉他们的前商业伙伴支付720万美元。法官以多项罪名对斯蒂尔和他的妻子作出裁决，认定斯蒂尔通过虚假承诺分享未来利润，欺诈性地诱使该合伙人进行投资。斯蒂尔和他的妻子在6个月后宣布破产。

目前，Kiwijet公司和尼古拉斯·斯蒂尔被两名客户和一名贷款人起诉，他们声称总共被欠了31.8万美元。斯蒂尔和Kiwijet没有对这些在加州和佛罗里达州提起的诉讼作出回应。2017年至2019年期间，联邦航空管理局两次撤销了斯蒂尔的飞行员证书，并对斯蒂尔航空公司处以130万美元的罚款，因为他涉嫌进行了数十次未经授权的飞行。

在2013年8月的一次取证中，斯蒂尔说他以前叫米尔顿·克罗斯，但改了名字。他在证词中说，他还曾使用过尼古拉斯·弗里曼这个名字。1999年，斯蒂尔因从租车公司赫兹偷窃汽车而被定罪，在加州监狱服刑8个月。法庭记录显示，斯蒂尔在用欺诈性信用卡号码租车后约六周，被发现驾驶该车超速行驶。他还承认在偷车案缓刑期间从一家商店偷窃了价值400美元的物品。

福特说，他并不担心Kiwijet或斯蒂尔的背景。福特说，Kiwijet是由一个值得信赖的承包商推荐的，福特拒绝透露其身份。

挫折感暴发

8月26日，在喀布尔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后，包括13名美军在内的数十人丧生，飞离的领导人和与其结盟的非营利组织举行了一次长约一小时的电话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积累下来的挫折感暴发了。

福特抱怨说，阿富汗人过早地到达机场门口，并向官员引用他的名字。VME的通讯主管丽贝卡·穆尔加是一名曾在阿富汗服役的前陆军上尉，她命令非营利组织不要让他们的撤离人员“淹没”机场大门，或放慢速度，“以免我们开始让人们陷入危险。”

加法里愤怒地反驳说，活动家们把撤离人员送到登机口，只是因为飞离告诉他们这样做。IWMF的利斯·穆尼奥斯说，Raven公司没有传达将阿富汗人送到机场的计划和程序，称这是“大家的一大痛点”。

借给飞离行动资金的前脸书高管巴克警告说，飞离行动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巴克在电话中说：“随着地面上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少，人们的目光会马上回到这个组织，他们会详细询问这700万美元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在持续约75分钟的激烈电话会议上，马库斯发表了关于分享假新闻的言论，双方的争论愈加激烈。马库斯说，他把机器人团队的照片发到Instagram上，照片是萨亚拉给他的，而且其他飞离的领导人也鼓励他分享。他说，他误以为这个团队是在飞离的努力下获救的，在意识到错误后，他很快删除了这个帖子。

关于撤离机器人开发团队的责任的不同说法已经受到了多方质疑。团队的一名律师最近向一名俄克拉荷马州的妇女发出了一封终止禁令，告诉她不要再为女孩们逃离喀布尔而邀功，并警告说她在媒体上的多次出现会危及他们组织在阿富汗的剩余成员。

在8月27日的电话会议上，Raven公司代表乔丹·布莱克说，公司现在预计喀布尔机场在未来24至36小时内将成为“一个站不住脚的选择”，会危及到飞离已签约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航班。

参与者们互相指责。马库斯让穆尔加“安静”，加法里则要求领导人停止花钱包机。加法里要求提供飞行合同和发票的副本，以便她的律师能够努力收回已经花费的钱。

卡夫说：“每一张该死的废纸你都会拿到的，还有你的律师。”她的VME同事和同为退伍军人的穆尔加抽泣着说：“自从这笔钱被筹到后，这里的民间组织就一直在争夺这笔钱，这让我感到恶心。”

其中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电话中被禁止说话，他们在Signal的聊天群中作出了反应。

利斯·穆尼奥斯说：“太过分了。”

加法里说：“这是情感勒索。”

一位曾获勋章的IWMF安全顾问告诉穆尔加，她并不代表所有退伍军人。这位顾问写道：“为你的错误承担起责任。”

穆尔加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证实，她曾被有关支出的讨论所激怒，并对飞离面临的许多障碍感到沮丧。穆尔加说，“整个经历触发了我对战争的愤怒，”她补充说，飞离行动的领导人 “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已经尽力了”。

卡夫拒绝对录音发表评论，但她说飞离在众多挑战中取得了“令人谦卑的成功。”

卡夫表示，“这是一个复杂的、往往是混乱的、有时是令人沮丧的、非常疲惫的五个星期，在这五个星期里，我们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这个拯救他人的使命。”  

通话结束后，活动人士们投票要求飞离立即将其所有资金转给IWMF。电子邮件显示，飞离在当天晚些时候同意将70万美元转给IWMF，此外，它还同意将未来从GoFundMe筹到的捐款转给IWMF而不是Raven。

8月29日，马库斯关闭了飞离的GoFundMe页面，不再接受新的捐赠者。

第二天晚上，代表飞离领导人的律师向加法里发出了一封终止禁令，要求她停止继续做出“虚假和诽谤性指控”，称飞离在为不存在的航班募捐。

尽管上个月人们感受到了在塔利班接管之前撤离的紧迫性，但飞离最近还是协助了两次这样的工作。飞离说，它提供了交通、住宿和其他支持，帮助57人登上了由阿拉斯加一家国防承包商安排的400人航班，航班于9月17日在卡塔尔的多哈降落。

飞离行劝还为27人提供了类似的支持，他们乘坐的萨亚拉的航班有398名乘客，部分资金来自飞离行动的90万美元贷款，于9月21日抵达多哈。

在采访中，马库斯说他仍然相信“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更多的阿富汗人将得到帮助。

马库斯说：“显然，现在还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救出很多人，这让人感到沮丧。”

但他说：“你怎么能给我们所救的人贴上一个价格标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