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的高级编辑马克·费舍尔于9月27日发表评论，文中指出历史上的美国人即便分裂，但是会因致命的袭击重新团结，然而最近的新冠和国会大厦袭击等事件却没有使美国人团结起来，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由于社交媒体的扩散和新闻媒体的萎缩使分裂恶化，但另一些专家却认为美国本就是个分裂的国家，现在也只是处于其中一个分裂的时刻。

在毁灭性的经济崩溃之后，美国受伤和分裂，被愤怒的极端主义分子所困扰，他们要求拥有界定谁是美国人的权利。然后，珍珠港事件发生了，不知何故，美国人在一场英勇的战争中团结起来，激发了对“最伟大的一代 “的持久赞誉。

在一次最终由最高法院决定的残酷的分裂性总统选举之后(注，指小布什和戈尔的竞选），这个国家在政治和文化冲突中不可挽回地分裂成了红色和蓝色，然而，9/11恐怖袭击一夜之间催生了爱国主义的共识。

但是，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验使许多美国人相信，重大危机可以弥合或至少掩盖严重的分歧，那么今年的麻烦三连：致命的疫情、国会大厦的空前叛乱和阿富汗战争的混乱结束，却使许多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已经丧失了在危机时刻团结起来的能力。

面对一种可怕病毒的蔓延，激烈的矛盾不是什么新鲜的反应，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国家出现了剧烈的分裂，对专家和当局的信任似乎也崩溃了。

今年，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和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在84%的投票中的立场都是相反的，但他们对国家是否能以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危机有着同样令人不安的疑虑。

一位来自劳登县的选民在支持凯恩时说道，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发生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起来到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即兴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国”，并为国家祈祷。他说，这种场景今天不太可能再出现。

相反，今年的危机导致了不和谐的形象，共和党人对1月6日的国会大厦的攻击不屑一顾，或对在飞机上执行强制口罩规则以遏制新冠的空姐进行了一系列的人身攻击。

这位选民告诉凯恩，“国家领导人团结一致的能力已经被极大削弱了。”

而凯恩回答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们有理由担心。”  

图伯维尔在去年转向政界之前曾执教一支足球队，他认为：“你的员工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到了最后关头，你都会为了团队的利益而走到一起，但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情况。我听到很多人说，‘不按我的想法去做，那就不要做’。”

美国人可能不愿意在危机中联合起来的原因，本身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分裂，以及它作为一个在不团结中诞生的国家历史。在左翼，许多人指责共和党人煽动对他人的怀疑，无论他们是外国人、移民还是少数族裔。在右翼，许多人说民主党人通过强调民族、种族和性别身份分裂了这个国家。

但对于这种不团结是如何变得越来越严重的，各方面都有很多共识。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国家地方新闻基础设施的崩溃，使许多美国人陷入了孤立的、往往是矛盾的信息世界。

在住房方面，美国人正在自我隔离，搬到跟他们有类似政治和文化观点的人聚居的地方。

重大的生活选择，如服兵役、大学教育、参加宗教仪式和通勤方式，往往塑造或巩固了人们在美国鸿沟中某一方的位置。

携手对抗共同的敌人的障碍可能在选举结果中最为明显，但潜在的对立情绪却远远超出了党派政治。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在衡量信任、对未来的信心，甚至在我们将与谁约会或结婚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6个以上说很难或不可能与在堕胎、枪支权利或移民方面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交往。

近年来，对精英人士、专家、科学家、政府和新闻媒体的不信任感不断膨胀。2000年大选后，当最高法院裁定小布什击败戈尔赢得总统职位时，美国人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以较大优势表示，高等法院是解决有争议投票的适当场所，这项决定并没有减少他们对法院的信心。20年后，在同样的民意调查中，人们对高等法院的信心有所减弱。

同样，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对国家新闻机构的信任，特别是在共和党人中，已经直线下降，从2016年有70%的共和党人信任下降到今年的35%。

左翼和右翼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一切加起来足以引起猜疑和对立，让人担心美国人是否还能团结起来应对共同的威胁。

曾在克林顿总统的政府工作过的自由派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员罗伯特·利坦问道：“是否需要对美国进行另一次攻击才能使我们团结起来？我很郁闷地答案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叫做新冠的攻击，而它使我们分裂得更深了。”

利坦说，如果中国大陆试图进攻台湾，或者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或巴尔干地区发动军事攻击，“也许我们会短暂地团结起来表示愤慨，但随后就会开始互相指责。”

在9/11袭击事件之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但也因为被震慑而形成了共同的目标，而且确实变得更好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发生了翻转。在今年夏天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调查中，多数美国人说恐怖袭击使国家变得更糟，留下了不和谐和不团结的阴影。在同一民调中，大多数美国人说，在最初为卫生工作者鼓掌并支持短期封锁之后，新冠疫情正在撕裂这个国家。

空气中弥漫的愤怒和恶意如此之深，使得有着1.4万名信众的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罗伯特·杰弗里斯相信，这是自内战以来美国历史上最两极化的时期。

特朗普最杰出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杰弗里斯说，“我不认为现在有可能实现任何伟大的团结，我们现在所处的危机就是证据，它已经夺去了65万人的生命。”

在他自己的教会中，成员往往是保守的共和党人，即便这样，分歧也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虽然杰弗里斯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并坚信其他人也应该接种，但他决定不向他的信众提到疫苗、口罩等问题。

他说：“疫苗是上帝的礼物，我们都有责任保护我们周围的人，我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不同意拜登的观点，但我碰巧相信他在强制注射疫苗问题上是对的。我们必须停止自动说，‘如果对方赞成，我就反对’。但我们不愿意为此而分裂我们的教会，我的使命不是成为疫苗接种牧师，而是成为神的话语的传道人”。

有些人认为国家过于分裂，无法应对危机，这些人以新冠应对措施的失败为例，比如因口罩和疫苗要求而对学校董事会成员的威胁，对于死于新冠之前还在大肆宣扬对疫苗不信任的电台脱口秀主持人、政治家和互联网名人的评论中，充斥着幸灾乐祸的情绪。

就在三年前，经济学家利坦认为，“美国在更糟糕的时期也能保持团结”。

即使特朗普似乎急于让这个国家的一个派别与另一个派别对立起来，并且技术变革迅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工作性质、人们的居住地等，但利坦仍然保持乐观。

毕竟，即使在内战因种族和奴隶制起了冲突之后，以及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代际和社会冲突之后，人们还是找到了团结的方法。

三年后，利坦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他说，“我现在更悲观了。在1968年，人们以为事情正在失控。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有军队，有暴乱，有受人尊敬的领导人被暗杀，有爆炸，大学校园里有暴力对抗。”

他说：“但当时我们的国会大厦没有发生叛乱，我们没有多种版本的真相，我们没有社交媒体，我们也没有一个政党积极将计票工作政治化以破坏对我们选举的信心。现在，对选举制度的信任不存在了，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把它找回来，我们正处于冷内战状态。”

但请稍等。美国是否真的经历过某个时期，是很容易得到共识的？弗吉尼亚大学的英语教授保罗·坎托曾就流行文化如何反映国家的特征写过大量文章，他纵观历史，看到的不和谐远多于和谐。

坎特说：“这一直是一个充满争斗的国家。这个国家充满争议的想法是建立在宪法中的，这也是詹姆斯·麦迪逊（美国宪法的主要撰写人）从一开始就想要的。关于这个国家的最初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没有共识的国家？美国建国背后的想法即是，无人能拥有真理。因此，开国元勋们创建了制衡机制，以防止任何一种权力或派别获得控制。”

美国人一直对那些宣扬妥协和共识的领导人持怀疑态度。从西部片到二战电影，从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到最近将黑客和流氓企业家作为英雄的作品，流行文化一直在颂扬那些绕过精英、智取专家的局外人，坎特认为这一主题在对拜登的首席医学顾问福奇的抨击中不断出现。

坎特认为，当人们根本不清楚什么是危机的时候，就很难团结起来对抗危机。他说，在一个有500个电视频道和互联网无限空间的时代，媒体机构越来越努力地建立受众，然而“新闻频道开始把一切都作为危机来呈现。但当一切都成为危机时，人类围绕危机进行动员的能力就会减弱。”

坎特说，许多人认为从美国生活中流失的团结、善意和社会共识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它是20世纪50年代才会产生的东西，那是一个只有三个电视网络的时代，一个基本上全是白人的流行文化，以及对美国人的意义有着狭隘定义的年代。

他说；“当时，人们鄙视它，他们称之为从众。”

随后的60年里，民权斗争、对妇女和黑人的法律保护、性道德和家庭结构的巨大转变，以及在堕胎、同性婚姻、平权行动、移民和枪支管制方面都有着相当持续的社会纷争。

坎特说：“我们这个国家总是在分崩离析，而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离心力时代。”

有线电视为特殊的兴趣提供了大量的渠道，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美国人有机会遵循自己的狭窄道路，对整体的关注越来越少。

分裂的媒体环境、社交平台上错误信息的传播，以及俄罗斯人和国内极端分子的虚假宣传，使许多美国人被关进了一种由意识形态歪曲的现实版本组成的新闻孤岛。这使得许多人对另一方的人产生怀疑，照牧师杰弗里斯的说法：“充斥着将我们分隔开的观点。”

他说：“人们现在很难区分真相和谣言。于是他们最终愤怒地捍卫自己的信息庇护所。这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沿着政治路线分裂。我们需要回到圣奥古斯丁所说的，‘在重要事情上，团结一致。在非必要的事情上，保持自由。在所有的事情上，要有爱心。’”

专注于研究美国种族融合斗争的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家凯文·盖恩斯说，在一个更加分裂敌对的国家，许多人关注他们的意识形态、种族、性别、民族或性取向，就像关注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身份一样，团结起来共同爱国的想法已经被政治化了。

盖恩斯说：“自里根以来，共和党人成功地将爱国主义重新定义为军事力量、家庭价值观和勤劳的美国白人与靠救济金生活的少数族裔。奥巴马试图将爱国主义重新确立为一种统一国家的力量，这种爱国主义拥抱所有公民，视政府为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没有获得支持。奥巴马用温和的政策将各派别团结起来的努力失败了。”

这位历史学家说，“他不断受到共和党的阻挠”，他们试图压制黑人投票，这个国家在奥巴马时期出现了“反民主运动，以回应美国黑人的相对团结”。

盖恩斯说，尽管美国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冲突，特别是在奴隶制、种族和谁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问题上，但“一直都有团结的时刻，往往是由外部敌人的攻击所激发的，我们社会里一直有反民主的部分，如20世纪30年代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原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还是在二战中与黑人士兵并肩作战。

“现在，我们有必要团结起来对抗内部威胁，我们处于全新的领域，两极分化的程度超过了集体目的感。”

对盖恩斯来说，教育是重新获得团结力量的关键途径。他说，“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未来的警告，它就是我们正视事实的机会，希望能帮我们避免这种严峻的命运。”

但要跨越鸿沟，教育可能也是一个障碍。当选参议员图伯维尔之前曾在奥本大学、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执教，他说，通过强调国家的种族冲突历史，太多的学校 “在教我们分裂，教人们不要走到一起”。

图伯维尔说，相反，学校应该把重点放在道德价值观上，教年轻人如何抵御虚假信息，“明白你读到的东西并非都是真的”。

对凯恩来说，重建共同目标的方法，是向持怀疑态度的选民展示真正的进展。在弗吉尼亚州，尽管在最近的记忆中，在死刑和邦联的雕像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情绪化的，但凯恩说，“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和真正的共识。”

这个州已经禁止了死刑，并拆除了对邦联将军罗伯特·李等人的纪念碑。

尽管弗吉尼亚州在最近的选举中已成为民主党州，但巨大的党派鸿沟依然存在，因此，当拜登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在今年获得通过时，包括为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人提供工资保障计划贷款，这在弗吉尼亚州的保守县里是不受欢迎的。

但在法案成为法律后，凯恩访问了靠近田纳西州边境的大马士革镇，在这个县，他在上次选举中只赢得了28%的选票，拜登去年也只赢得了23%的选票。在那里的大马士革银行，外面的大横幅欢呼着好消息，“工资保障计划贷款回来了！”

凯恩说：“这并不能解决分歧，但取得成果可以帮助慢慢形成不同的共识。我很天真地相信，好政策就是好政治。它仍有可能赢得人们的支持，我们仍有能力团结起来应对外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