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a Curtis在《外交》发表文章，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是一场失败，拜登政府现在需要做的是，反思美国在这场战斗以及与塔利班组织谈判过程中失败的原因，积极团结志同道合的盟友，以阿富汗赖以生存的国际救援资金为筹码，推动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尊重人权的包容性政府。

美国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使命，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反思美国在这场20多年的战斗中失败的原因，但战争的灾难性结局并不仅仅是武装冲突的结果，在总结错误时，美国还必须认真评估它的外交行为，特别是由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领导的美国谈判代表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即下文提到的多哈协议）。

特朗普和拜登都明确表示，他们希望结束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但是，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塔利班的条件进行的，这既无必要也不可取，事实上，在多哈达成的最终协议（Doha agreement）很可能加速了塔利班的胜利。

如果拜登希望历史将他从阿富汗撤军定义为一个可接受的外交政策决定，那么他的政府就必须正视这一外交失败，并开始对塔利班采取更强硬、更现实的态度，这样做是防止一个全球恐怖主义温床重新出现的唯一途径。

不幸的是，特朗普为了急于达成协议，使这一进程变得更加困难。三年的谈判增强了塔利班强硬派的力量，其中许多人现在在新的临时政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包括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哈卡尼网络领导人西拉杰丁·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通过多哈协议的条件被释放），因此，在制定撤军后战略时，美国官员必须改变他们的外交策略，在给予塔利班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之前，先根据他们的行动来判断他们，这种做法，加上新的反恐战略，是在未来几年保护美国重要利益的最佳方式。

注：哈卡尼网络，盘踞在巴基斯坦的武装组织，活跃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及与巴基斯坦交界的一些省份，2012年哈卡尼网络被美国政府列入恐怖组织。

盲目乐观的情绪

尽管美国花了多年时间与塔利班进行谈判，但美国对这些谈判的态度往往是一厢情愿的。所谓的阿富汗文件，即《华盛顿邮报》2019年12月发表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军方领导人经常对军事形势作出乐观的评估，他们告诉政治领导人，美国在打击塔利班的斗争中已经“转危为安”，即使事实表明并非如此。

从2017年到2021年，作为总统的副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南亚和中亚高级主任，我目睹了高级文职官员忽视或掩盖不符合外交议程的事实。

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谈判失误，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了多哈协议，这项协议为美国撤军铺平了道路，塔利班承诺打击恐怖主义，并在美军撤离时不袭击美国士兵作为交换条件。

这个协议的第一个错误是，由于错误地以为塔利班最终会同意与美国支持的喀布尔政府进行谈判，美国决定将阿富汗政府排除在谈判之外，这过早地赋予了塔利班合法性。

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将会谈的进度与塔利班的暴力水平联系起来，即使在暴力升级的情况下，华盛顿也不愿意暂停谈判，这表明美国对达成协议的渴望。最后，华盛顿对塔利班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签署协议前的6天内减少暴力。

第三个错误是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塔利班真的有兴趣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而不是通过战斗夺回政权，并迫使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释放了5000名塔利班囚犯，而塔利班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让步，比如减少暴力等。

在被释放的塔利班囚犯中，有阿富汗陆军中士卡里·希克马图拉（Qari Hekmatullah），他在2012年冷血地杀害了三名在基地休息的澳大利亚士兵，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曾恳请特朗普不要强迫加尼释放希克马图拉。

释放这个顽固的塔利班杀手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在华盛顿信任的盟友反对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以为释放希克马图拉会促进和平谈判，这种想法是毫无根据的。相反，塔利班利用多哈进程来提高他们的国际合法性并分裂阿富汗领导层。

总的来说，美国的让步削弱了加尼政府，在反塔利班领导人中间造成了分歧，并向阿富汗安全部队发出了美国正在做出重大改变的信号，这削弱了军队的士气。如果美国直接与阿富汗政府谈判撤军，情况会好得多，这是加尼本人在2019年初提出的，如果这样做，美国就可以避免在华盛顿撤走美军时打击阿富汗伙伴的士气。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在撤军的同时与加尼政府20年的敌人达成了政治交易，华盛顿最终将阿富汗交给了塔利班。

塔利班仍然与恐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美国谈判代表也未能准确评估塔利班与恐怖组织仍然存在联系。国务卿蓬佩奥和哈利勒扎德一再声称塔利班已同意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2020年10月，联合国“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监测小组”协调员埃德蒙·费顿·布朗说，塔利班在多哈协议签署前曾向基地组织承诺，两个组织将继续成为盟友。费顿·布朗还报告说，基地组织已经在庆祝美国和北约部队离开阿富汗，认为这是全球激进主义的胜利。

在2021年6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联合国还指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牢固，塔利班在切断“通过第二代关系巩固”的联系方面也没有做什么，尽管最终的协议明确指出，塔利班将指示其成员不与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威胁的组织合作。

注：根据阿富汗全天候新闻频道Tolo News报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仍然保持密切联系，没有任何断绝关系的迹象，这种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通过个人婚姻纽带和共同斗争中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变得更加深入，现在通过第二代的血缘得到巩固。”

现在，断言塔利班的胜利将如何改变当地的恐怖主义趋势还为时尚早。不过，最初的指标还是令人担忧的。喀布尔沦陷后，塔利班任命了一个由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领导的强硬派临时政府，他在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统治期间曾担任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悬赏500万美元缉拿新任内政部长西拉杰丁·哈卡尼，因为他参与了杀害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

这个强硬组合中的一个例外是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他现在担任副总理，在哈利勒扎德要求释放他参加和平谈判之前，他在巴基斯坦监狱中度过了八年。巴拉达尔比较温和，是2009年哈米德·卡尔扎伊担任阿富汗总统时与他进行谈判的一群叛乱分子的一员。然而，巴拉达尔被降为副手，这表明塔利班强硬派目前占了上风。

团结志同道合的伙伴

随着美国对这些失败的反思，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从他们的谈判错误中吸取教训，并相应地改变美国的外交战略。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与欧盟、英国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制定合作战略，迫使塔利班满足具体的人权和反恐条件。这与哈利勒扎德注重与中国和俄罗斯密切合作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与美国的欧洲伙伴不同，它们不重视对人权的尊重。

尽管美国需要与塔利班建立沟通渠道，以便让剩余的公民和盟友安全地离开阿富汗，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美国不应该急于与一个仍然与恐怖分子结盟的团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通过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协调并设定明确的接触条件，美国拥有成功塑造塔利班未来行为的最佳机会，达成适当的平衡在这里尤为关键。由于阿富汗政府将近70%的预算来自外国援助。援助国必须决定如何满足阿富汗人的基本需求，同时在塔利班赢得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之前，不给予他们任何回报。

未来任何外交接触的核心条件应该是塔利班对人权和治理标准的尊重，在重新掌权的第一周，新领导层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展示他们在治理国家、限制恐怖主义和尊重妇女权利等问题上已经有所进展。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Zabiullah Mujahid）在喀布尔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向那些为曾经的阿富汗政府工作的人提供大赦，并保证不会进行报复性杀戮。他说，妇女将被允许在“伊斯兰法律的范围内”工作、学习和参与社会活动。

然而，事实与穆贾希德的声明相反，妇女后来被告知要呆在家里，直到塔利班的基层人员收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妇女的指示。塔利班随后禁止妇女参加体育活动，并规定妇女只能参加女子大学课程。还有报告称，塔利班阻止女孩上学，并威胁女警察。捐助国应该明确表示，进一步限制妇女的权利和对社会、教育和经济的参与将影响塔利班获得国际资金的能力。

美国还必须维持对参与恐怖主义个人的制裁。华盛顿不应同意塔利班提出的取消制裁的要求，仅仅因为这些领导人现在担任了权力职务。此外，只要西拉杰丁·哈卡尼等恐怖主义领导人仍是塔利班政府的一部分，美国就不应解冻美国持有的90亿美元阿富汗资产。

最后，拜登团队应与志同道合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密切合作，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抵制中国和俄罗斯要求无条件解除制裁的压力。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应明确表示，除非塔利班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府，否则联合国豁免令将不会在年底更新，这项豁免令允许受制裁的塔利班领导人进行国际旅行，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曾指出，塔利班滥用豁免权来获得国际合法性，同时继续发动战争并暗杀阿富汗社会领导人、记者和人权活动家。

在当地寻找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华盛顿还需要重新评估在阿富汗有关问题上对巴基斯坦的依赖。这是在与塔利班谈判期间的另一个错误，因为美国谈判人员与巴基斯坦携手合作，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巴基斯坦领导人来促进和平谈判，但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时，巴基斯坦官员的声明却很值得玩味。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宣布，塔利班“已经打破了奴隶制的桎梏”，而他的特别助理则在推特上说，“美国为阿富汗拼凑起来的玩意儿已经像纸牌屋那样崩溃了。”

自2001年以来，没有一届美国政府能够成功说服巴基斯坦打击其境内的塔利班活动，特朗普在2018年1月暂停了美国的军事援助，但巴基斯坦仍未能破坏塔利班的行动、金融交易或武器和战斗人员的跨境流动。

虽然现在惩罚巴基斯坦为时已晚，但美国官员仍然应该从巴基斯坦20年来的不妥协中吸取教训，在反恐合作方面不要对它抱有高期望值。在针对其他恐怖组织（如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ISIS-K）时，华盛顿或许可以与巴基斯坦合作，但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永远不会对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哈卡尼网络下手，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依靠这一网络来阻止印度在阿富汗立足。

相反，拜登政府应将其工作重点重新放在与其他地区民主国家，特别是印度的协调上。长期以来，华盛顿出于对巴基斯坦的尊重而回避了与印度进行反恐合作的想法，随着这一政策的破灭，美国必须认识到，与打击恐怖主义的民主国家进行协调，比跟那些依靠恐怖主义代理人来实现地区目标的政权合作，收获要大得多。

印度已经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目前它作为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中的任期为两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印度在今年8月就阿富汗问题提出了一项强有力的决议，呼吁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人权，并鼓励在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的参与下实现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编注，印度莫迪政府在这几方面评价已经越来越差）。

在制定新的反恐战略时，美国还应该投资于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伙伴关系。如果阿富汗境内没有基地，美国需要加强投资无人机技术，用于在中东基地发起的行动。此外，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应注重增加这一地区的信号和其他非人力情报收集工具。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尽管拜登说得没错，基地组织在过去十年中遭受了严重破坏，但阿富汗的新时代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这个国家现在由一个与基地组织并肩作战了30多年的伊斯兰运动统治。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这个恐怖组织无疑将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建立权力基础。

因此，美国不能简单地在阿富汗问题上撒手不管，这并不能摆脱可能会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1989年苏联撤离后，美国忽视了阿富汗，结果是发生了911袭击。

然而，核心问题是美国选择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美国的行为应该基于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承诺，同时也要对来自这个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挽回美国失败的撤军行动和重建美国伙伴间信任的最有效方法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密切协调，制定旨在塑造塔利班行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拜登政府必须首先努力反思美国过去与塔利班的谈判为什么会出错，然后才能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跟这个组织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