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re Cain Miller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虽然拜登政府正在努力解决在疫情期间恶化的私人托儿问题，但是这个行业在疫情期间由于卫生要求和新的新冠政策，看护儿童的成本大大提高，而看护费用却没有增加，这导致看护领域的人员工资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有上涨的空间，因此人员紧缺成了儿童看护行业最大的问题。
在圣安东尼奥（德州的一个主要城市）的一个基督教青年会（YMCA），由于招聘问题，有200名儿童在托儿所的排队名单上。这个机构将全职工作人员的平均时薪从10美元提高到了12.5美元，但仍然无法招聘到足够的教师来满足需求。
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学区曾宣布关闭课后项目，它设法招聘人员维持20所小学中5所的课后项目，但这至少遗漏了1000名儿童。
而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学前班的名额少之又少，小学的课后托管服务能力有限，或者被完全取消。
今年秋天，学校已基本重新开学，但对于幼儿的父母来说，生活远没有恢复正常。其中一个原因是，儿童保育，即为学龄前儿童提供的学校看护服务，以及课前和课后项目，只恢复到疫情前的88%的运作能力，即使在疫情爆发之前，儿童护理也没有覆盖到所有有需要的人。
短缺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疫情，一些看护中心在疫情早期封锁后就停业了，由于12岁以下的儿童还没有资格接种疫苗，许多项目减少了招收的儿童数量以限制潜在的风险。但是，全美国各地的托儿所提供者说，短缺的最大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可以雇用的人。
根据全国幼儿教育协会在夏季对7500名儿童职业看护者的调查，每10个看护人员就有8名说他们遇到了人员配置问题，有一半人说招聘工作比疫情前更难。半数人说，由于招聘问题，他们可以服务的儿童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的人减少了工作时间，托儿所的缺乏也导致了其他劳动力的短缺，因为许多找不到可靠托儿所的父母无法返回工作岗位。
佐治亚州迪凯特市的儿童和青年服务主任克莱尔·米勒说，迪凯特市已将工资提高了2美元，鼓励家长进行推荐，并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学分，米勒说：“我们就差没有穿戴上宣传广告牌在街角吆喝了，但我也不排除这么做。”
迪凯特为儿童提供的名额从800个减少到600个。米勒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因为我们向家长保证过，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服务”。
托儿所面临的挑战与其他许多无法找到足够工人的服务行业一样——工资低，工作稳定性差。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保育就业研究中心的数据，儿童保育的时薪中位数为12美元，98%的职业工资比这个数字更高。幼儿教育的人员流动率很高，照顾学龄儿童的工作每天只有几个小时，而且往往在夏天结束。
儿童护理还有其他挑战。有些人对与未接种疫苗的儿童一起工作感到犹豫。比起那些工资更高的商店和餐馆，这项工作所需的资格却不低，比如背景调查、证书等，在某些地区甚至需要大学学位。
然而，儿童护理中心并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做出反应，比如大幅提高工资和扩大福利等。这是商业模式导致的一个数学问题。
在美国，5岁以下儿童和课前课后的托儿服务的收入大多来自私人。然而，根据财政部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超过60%的家庭支付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认为，如果儿童保育的费用不超过家庭收入的7%，就被认为是可负担得起的）。
另外，在疫情期间，由于新的卫生规定，如增加工作人员以保持小群儿童的稳定群组，儿童护理的成本增加了一半，各州限制每位教师负责的儿童数量，因此，看护提供机构不得不雇佣更多的工人。
财政部长耶伦周三在谈到拜登政府的教育和儿童保育开支建议时说：“自由市场在许多部门都运作良好，但儿童保育不在其中。那些提供托儿服务的人工资不高，而且许多需要托儿服务的人负担不起。”
拜登的计划将使3岁开始的学前教育免费，在此之前对儿童保育进行补贴，并将儿童保育员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
在对7500名托儿者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78%的人说低工资是他们在招聘方面遇到的主要挑战。俄亥俄州克莱德的希瑟家庭托儿所的老板希瑟·莫斯芬，将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之后又提高到9.25美元，比最低工资高出45美分。
莫斯芬说：“我无法与游乐园的签约奖金和每小时20美元的工资竞争。”
莫斯芬提供从婴儿期到12岁的儿童看护服务。她说：“在这里，即使是快餐店的工资也在每小时12至15美元之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能对父母提价，因为我们都很不容易。”
上周，她又有一个员工跳槽去了汽车厂，她已经把她看护的孩子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降到了12个，并说她自己的工作要比全职多很多。
去年，在支付账单和员工工资后，她带回家1.8万美元。今年由于孩子的出勤率降低，在清洁用品上又花了4500美元，以及她在招聘上花了1000美元，她预计能挣到1.4万美元。一个幼儿的全日制看护费是每月756美元，她最近每周提高了约4美元。但她知道，她的客户大多在当地的惠而浦工厂或快餐店工作，不可能支付更多的钱。
她说：“我明白，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这是我们小镇需要的东西。”
这场疫情有可能打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儿童护理系统。封锁后设法重新开放的看护中心一开始的入学率很低，许多父母不愿意把孩子送回学校，工人们并不总是能得到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保健或危险津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托儿所就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莉亚·奥斯汀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本来就在挣扎，然后他们被置于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下，不仅缺乏资源，而且人们对托儿所工人的福利也缺乏关注和尊重。”
现在，父母想回到托儿所，但他们却找不到，一些家长连续第三个学年失去了全职工作的机会。
当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今天夏天取消课后托管时，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文特雷斯卡·米勒慌了。在学校第一次关闭时，她已经将她的终身职位申请推迟了一年，并指望今年有时间写一本书。她的伙伴是一位讲师，已经安排了下午的课程。
她说：“我认识到我处于一种特权地位，我的日程表很宽松，我真的很需要这些。”
她为他们6岁的儿子找到了几个短期的课后班，但大多数时候，她或她的伴侣在下午3点15分接他回家，之后，她就没法工作了，孩子需要洗澡、吃饭和陪伴。
儿童保育员说，当涉及到与儿童一起工作时，雇用标准不能降低。因此，对一些人来说，危机迫使他们改善托儿所的工作，至少是暂时的，许多人已经利用联邦疫情救济基金来做这件事情。
托尼·达戈斯蒂是纽约州罗切斯特地区“Inspire! 蜡笔校园“的所有人，他将起薪提高到了13.5美元，并增加了带薪休假、健康保险和教师晋升培训，他说：“孩子需要时间和关注，我不想我的职员只是一个温暖的身体。”
尽管如此，他的三所幼儿园仍有15个职位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