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发表文章，中国政府正在同时严格管理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商，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带来的经济成本很快就在数据中显示了出来。

新加坡虽然小，却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城市国家向中国的改革者证明，一个政府可以在不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开放经济，邓小平在1992年说：“新加坡的社会是相当有秩序的，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应该以他们的经验为榜样，并且比他们管理得更好。”

不幸的是，新加坡并没有像中国希望的那样严格管理新冠疫情。中国福建省的一名居民最近从新加坡回来，本月早些时候检测出Delta变体呈阳性，据称他将病毒传给了儿子，并很快在儿子的学校里传播。自9月10日以来，福建已经记录了超过200个病例。新加坡和中国沿海省份（许多新加坡人的祖籍地）之间的交流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这次爆发属于反面例子。

为了应对这次爆发，莆田（人口300万的城市）和厦门（500万）的官员已经关闭了学校、酒吧和其他高风险场所。经济学家担心，如果疫情持续下去，它将扰乱中国十一黄金周的旅游和购物，这将延缓疫情后的恢复，上一波疫情上个月才结束。

9月15日经济数据发布，这种恐慌的代价变得更加清晰，一个牺牲品是零售业，8月份全国范围内的零售销售与一年前相比只增长了2.5%（按名义价值计算），远远弱于预期。银行摩根士丹利的跟踪估计表明，根据目前的数据，中国第三季度的GDP相比前三个月将有所萎缩。

新加坡严格管理的房地产市场，是中国改革者经常羡慕但未能成功模仿的另一个方面，现在，中国政府终于对负债累累的开发商进行了迟来的打击，限制了他们的借贷，并且是在抵押贷款成本上升和潜在购房者显示出犹豫情绪的时候。

8月份，房地产公司销售的住宅面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7.6%，在国家统计局追踪的70个大城市中，有1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下降。跟过去相比，开发商现在不太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建设，8月份的房地产投资仅比一年前增加了0.3%。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出口被证明是有弹性的：8月份的出口比一年前高出25%。事实上，中国制造商的利润可能是通过牺牲那些正在与更严重的新冠疫情作斗争的国家来获得的。此外，只要通胀保持低迷，中国就有空间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支持增长。因此，它可能会把对疫情、房地产和其他不守规矩的行业的严格控制，与放松宏观经济立场结合起来，高盛集团的分析师称这种措施为“微观索取，宏观给予”（micro takes, macro gives）。

问题是，宏观是否能给予足够的支持，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ICC）的分析师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官方财政赤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政府有空间在不修改赤字目标的情况下增加支出。果然，上个月债券发行量回升，政府在银行的存款下降。CICC估计，与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的同期相比，中国在今年最后三个月可能以5%的年增长率增加基础设施支出。

中国的统治者希望，更严格的法规将有助于提高住房的可负担性，并降低房地产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宣布的“新发展动力”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今年的发展模式开始显出疲态：消费疲软，出口强劲，增加公共投资以拯救经济脱离过去的过度投机，无论对这种增长动力如何评价，它都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