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专栏作家Marcus Ashworth发布文章，随着“共同富裕”的号召撼动了一个又一个行业，关于中国的大辩论正在进行。这对热衷于利用这个第二大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财富的外国资本有什么影响？嗯，答案取决于你最看重哪位传奇的西方投资者。

乔治·索罗斯，这位91岁的著名对冲基金拥有者，是最新发表观点的人，他认为，实际上，中国可能是一个应该跳过的投资对象。他批评全球最大资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将客户的资金甚至美国的安全利益置于风险之中。贝莱德正在大举进入中国。

他的话尖锐有力。但在过去几年里，中国股市似乎确实乏善可陈，且今年是负增长，与标准普尔500指数20%的涨幅相比，相形见绌。中国股票折价是有原因的。北京最近的监管行动甚至让耐力最强的投资者也感到害怕。

但索罗斯立即遭到了反驳。富有传奇色彩的新兴市场投资者马克·莫比乌斯（Mark Mobius）站出来为投资中国的路线辩护。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公司的创始人雷·达利奥也是如此，他一直在敲打着支持中国的鼓。

那么，我们应该最看重谁的观点？

对我来说，最简单的方法是确定谁真正地参与到投资中并承担风险，或者可能只是打着他们自己的算盘——这一点我以前曾温和地质疑过达利奥。在这里面，索罗斯除了他自己尖锐的世界观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心，但至少他不是在试图鼓动商业行为。他的观点是我最赞成的。资本回报不应该只是一些虚幻的承诺。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在不同方面都不可能是正确的。贝莱德有充分的商业理由来开拓中国国内客户。全球投资银行和基金经理都在排队，希望在中国这个第三大股票市场获得更大的立足点，这个市场具有巨大的人口上升空间。包括彭博社在内的所有主要指数供应商近年来都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比重，包括股票和债券。中国政府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为2.87%，是美国10年期债券的两倍多。更大的回报总是诱人的。

这使得投资中国成为被动投资者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主动型基金经理不得不选择不投资（从而避免表现不佳的风险）时，跟踪型基金则大量涌入。不过，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投资和企业的失误（不过哪里又没有呢？），良好的本地情报将为被动和主动投资者带来回报。

例如，海外投资者对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的半控制性内爆感到震惊，但熟悉当地财经媒体的人可能在早期就嗅到了警告的气味。实地尽职调查需要提前准备；要获得最好的信息，需要花费时间、金钱、信任和专业知识，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和大陆设立的基金。

冒险进入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也很容易被卷入世界上最大的地缘政治角力中。华盛顿有可能将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除名。反过来，中国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照顾海外资本的利益并不是一个优先事项。

在《金融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贝莱德的研究人员建议，投资者应该把对中国的投资增加两倍，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目光狭窄。中国的法治与我们不一样。至少，如果一个基金要进入中国，它必须用一个非常明确的健康警告来提醒其客户。

除非索罗斯碰巧喜欢方舟投资的凯西·伍德，否则他在面对华尔街及其最大的基金经理的力量和公认的智慧时会显得相当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