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ny Liao在《纽约客》发表文章，回忆自己跟随父母来到美国以后，从只会说粤语，到一点一滴地融入美国，因为遇到种族歧视更加希望放弃粤语以能够实现所谓“融入”，最终几乎完全丧失了说粤语的能力。作者没有料到的是，失去粤语能力，也就失去了跟父母沟通的唯一纽带。最终，她决定重新开始拾起粤语。
没有人告诉过我失去第一语言有多心碎，它不像失去你所爱之人那种突然、尖锐的疼痛，而是一种缓慢发展的钝痛，直到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我的第一语言是粤语，是我与父母唯一共享的语言，随着它从我的记忆中滑落，我也失去了与他们沟通的能力。
当我告诉别人这些时，他们的眼睛往往会因为不相信而睁得很大，好像这很荒唐，我一定是在开玩笑。他们问：“他们不会说英语？那你怎么和你的父母说话？”
我也给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事实是，我依靠翻译软件和在线字典进行我们的大部分对话。
当我听到自己说我和父母交谈有困难时，这感觉很奇怪，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我们每周通一次的电话，情形都是一样的：
我父亲用广东话问道：“你吃了吗？”
长时间的停顿后，我回道：“没有，还没呢。你呢？”
我母亲插话道：“为什么没有？已经这么晚了。”
停顿了很久，她继续说：“记得多喝水，在外面戴好口罩。”
我回道：“好的，你也是。”
最长的停顿之后，父母说道：“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这段对话很浅显，也很熟悉。偏离它会使我们（或者，老实说，只是我自己）面临不舒服的风险，我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风险。
九十年代，我在羊头湾长大，那是一个位于布鲁克林南端的安静社区，那里的居民大多是俄罗斯犹太移民。由于无法与邻居沟通，我的父母只能保持沉默，并通过其他方式参与美国文化。每月一次，我父亲试图在家里为我和我的两个兄弟制作麦当劳鸡块，然后带我们去科尼岛木板路观看过山车的轰鸣。星期天，妈妈带我去上小提琴课，之后我陪她去唐人街的一家工厂，她牺牲一天的休息时间来缝制上衣，用以支付我下一堂课的费用，而我则在一旁做作业。
这些持续不断的爱，以及我父母对美国的看法，塑造了今天的我。为什么对三十二岁的我来说，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是如此困难？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自己是他们熟悉的人，但不是他们的女儿。
在我从加利福尼亚回家探亲期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安静，谈话很简短。我的父母用广东话问我的生活，吃着一盘盘的烧卖和菜心，我笨拙地拼凑出不完整的句子，其中还夹杂着英语作为回应。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我的舌头在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英语后，感到粤语单词遥不可及，找不回它们了。
每次回家都让我感到空虚，好像我不仅失去了与父母的联系，还失去了中国传统的碎片，如果我几乎不会说这种语言，我还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吗？
我的父母教会了我的第一批单词：当我饿了想喝牛奶时，他们教我说naai，当我饿了想吃鸡肉时，他们教我说gai（粤语“鸡”的发音）。我出生在纽约市，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布鲁克林度过的，说的是粤语，因为这是（现在也是）我父母唯一懂的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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