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苏·哈尔彭于9月3日在《纽约客》上发表评论，她认为德州最新通过的反堕胎法案与选举法案息息相关，因为它们都旨在限制少数族裔，特别是女性的权利。加上在历史上由于种族隔离规定的终结，引起了福音派的不满，保守派的策略是将听上去更合理的反堕胎代替种族隔离，作为右翼的集结号。
就在8月31日午夜之前，美国最高法院拒绝阻止一项限制大多数怀孕六周后堕胎的德克萨斯州法律，这极大地推进了罗伯茨法院的不自由、反民主的倾向。（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本人持反对意见。）
允许这项法律生效的决定使最高法院最保守的成员能够声称他们遵守了“现行判决”的传统，使1973年的 “罗诉韦德”案，即将妇女的堕胎权编入法律的裁决，在名义上保持不变，但同时使这项权利被掏空成了空壳。
德克萨斯州的法律不包括强奸或乱伦的例外情况，授权公民起诉任何违反法律进行堕胎的人，和以任何方式协助受益人的人。（患者本人不得被起诉。）而且，如果他们在法庭上胜诉，将获得一万美元的奖励，这将鼓励他们这样做。
保险公司、出租车司机、朋友、非营利组织的捐赠者、医疗工作者，任何和所有在促成堕胎方面有微小作用的人都有可能承担责任。这项法律不仅是对传统的彻底背离，也是对正当程序的否定，它赋予了那些本来没有资格（起诉）的个人这么做的权利。一个更有判断力的法院，而不是一个多数大法官因为反对堕胎而被选为大法官的法院，会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停止德克萨斯州法律的实施。
罗案的判决对堕胎采取了一种算日子的方法，允许妇女在前两个三月期内以几乎能以任何理由终止妊娠，在头三个月后允许国家对堕胎进行一些管制，在第二个三月期后允许更多的管制，因为此时胎儿在子宫外是可以生存的，届时国家保护它的利益变得“有说服力”。
即便如此，反堕胎活动者还是利用三个月的时间表来削弱罗案的作用。1992年，法院在 “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中的裁决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但取消了三个月的时间表，这为各州决定自己的胎儿生存能力标准打开了大门。随后出现了许多限制性法规。
根据支持堕胎的非营利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的数据，在2011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各州颁布了483项新的堕胎限制。德克萨斯州的法律，S.B.8，是其中最近和最极端的代表。在六周时，许多妇女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但根据反堕胎活动者的说法，那是胎儿的心跳能初次被辨别出的时间。但是，医学专家说，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在六周时，虽然最终形成心脏的细胞可能已经开始发出信号，但胎儿的心脏在之后的十四周内并不会完全发育。尽管如此，S.B.8号法案对那些没有寻找信号或在发现信号后继续给孕妇提供服务的医护人员进行了处罚。
德克萨斯州已经是全国最难获得堕胎的地方之一。古特马赫报告说，2014年至2017年期间，州堕胎诊所的数量下降了25%。2017年，德州96%的县没有堕胎设施。去年，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发布了一项临时禁令，禁止包括堕胎在内的某些医疗程序，表面上是由于新冠。但如果这项禁令长期或被严格执行，德州的妇女将不得不平均往返四百四十七英里，以获得堕胎服务。
德州法律特别可恶的是，通过授权随机的个人来执行法律，而不是让官员来执行，S. B. 8的起草者使堕胎权利倡导者在法庭上阻止法律的能力更加复杂化，因为没有国家代理人可以起诉。
正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他的反对意见中写道：“所期望的结果似乎是使国家不承担实施和执行监管制度的责任。”这一巧妙的潜规则给了法院的保守派一个机会，使他们有机会虚伪地声称他们允许法律成立，是因为还不清楚本案的被告“是否能够或愿意以可能允许我们干预的方式，对原告执行德克萨斯州的法律”。大法官们进一步声称，他们没有对法律的实质或合宪性作出裁决，同时建议原告在理论上挑战S.B.8，尽管根据罗案提供的保护，它已经是违宪的。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法官在一份尖锐的反对意见中写道：“综合来看，该法案是对宪法、本法院的先例以及整个德克萨斯州寻求堕胎的女性权利的一种令人窒息的蔑视。” 而这些女性呢？根据《德州论坛报》的报道，在法律生效的前一天，沃斯堡的一家诊所在午夜截止日期前接待了一百多名妇女。第二天，他们却不得不拒绝那些不再符合新限制的病人。
当对S.B.8法案的挑战在法庭上进行时，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的共和党人正忙于制定类似的严厉法律，使投票更加困难，特别是对有色人种。S.B.1法案，即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迫使民主党议员逃离德州以剥夺其共和党同事获得法定票数的法案，它终于在本周（指9月第一周）获得通过，并被送交州长阿博特签署。
在这项规定中，要求每月检查公民身份；党派投票监督员有权在投票站内自由行动，并规定阻碍他们观察选举工作人员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其中还取消了24小时和驾车投票。
虽然这两部法律涉及不同的领域，但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在德克萨斯州和美国其他地方，种族主义的束缚将剥夺有色人种的选举权与女性（且主要是有色人种女性）终止妊娠的权利联系在一起。
罗伯茨法院2013年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一案中的裁决，削弱了《投票权法案》的关键条款，使共和党立法机构能够通过数百项法律，如德克萨斯州的S.B.1，使人们（同样特别是有色人种）更难投票。
《投票权法案》旨在纠正长期以来剥夺美国黑人公民权的所有好处，包括投票权的历史。早在谢尔比案之前，在19世纪80年代，共和党的战略家们（最著名的是保罗·韦里奇）曾说过“我们在选举中的影响力会随着投票人口的减少而增加”，他明白，为了保持权力，共和党人必须做两件事：不让民主党人投票，并找到新的共和党盟友。
有色人种是实现第一个目标的合适对象，因为他们往往以压倒性优势投票给民主党人，因此，在谢尔比案之前的几年里，有各种压制投票的尝试，如选区划分和随之通过的大量法律。同时，一些基本避开政治的福音派基督徒发现自己因“种族隔离学校”而无法获得免税地位时，他们也成为了合适的转化对象，因为他们声称按《圣经》规定，学校应将种族分开。
根据历史学家兰德尔·巴尔默的说法，1979年，在罗案判决六年后，韦里奇鼓励杰里·法尔维尔（著名福音派牧师）和其他福音派领袖抓住“堕胎问题，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作为拒绝吉米·卡特总统连任的集结号……因为反堕胎运动比宗教右翼的真正动机：保护种族隔离的学校更容易接受。”
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真诚的人对生命的神圣性抱有坚定的信念，对他们来说，生命的神圣性凌驾于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之上，但这并不是S.B.8法案作者的动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立法者将同样的标准应用于枪支管制、废除死刑、执行公共卫生任务，以及对儿童的社会福利的承诺，特别是出生在贫困地区的儿童。相反，这些立法者呼吁“生命权”，就像他们援引“选民欺诈”一词一样，只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和追求反民主的议程。
拜登总统对最高法院多数派决定教唆这种伎俩做出了回应，他说他的政府将启动“整个政府的努力来应对……以确保德克萨斯州的妇女能够获得受罗案判决保护的，安全和合法的堕胎，以及我们所有的法律工具，来保护妇女和医疗供应者免受德克萨斯州将执法工作外包给私人当事方的怪异计划的影响。”
其他对法院的失职行为作出反应的人再次呼吁，增加更多的法官和结束阻挠议事规则。还有人呼吁国会通过《妇女健康保护法》，以便制定一部联邦堕胎法，推翻S.B.8和其他反堕胎州的法规。
然而，尽管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加强由罗案定下的保护措施，但它们都不能帮助那些现在已经被诊所拒之门外的妇女，也不能保护她们的支持者不被那些被授权追踪她们的赏金猎人发现。而且，考虑到国会“行动”的缓慢速度，这些措施很可能无法阻止其他州通过类似的反堕胎法规，在法案生效后的24小时内，佛罗里达州参议院议长表示，他正在考虑引入类似的立法。
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S.B.8，法院实际上已经认可了这种敲诈。在德克萨斯州法律生效的前几天，TikTok上的一名活动者发布了一个计算机脚本，旨在破坏一个由反堕胎团体创建的网站，网站能够用来报告那些违反法律的人；脚本允许用户用虚假的举报来淹没这个网站。几行代码可能是暂时保护德克萨斯州妇女权利的最有效方法，这多么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