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holas Hune-Brown在《海象》发表文章，跟随一名从印度小村庄来到加拿大留学的孩子的足迹，来看看国际学生一路的心酸，并非所有的国际学生都出身优渥，可以开豪车穿名牌，比如报道中的主人公辛格，父母要抵押家中唯一的土地才能供他读书，而他自己的生活费还要靠自己打工挣得，当遇到无良雇主无情盘剥的时候，无助和屈辱几乎把这个孩子压垮，辛格是幸运的，他顺利毕业找到了工作，移民申请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但是，有一些孩子最终因为不堪重负选择了辍学，甚至放弃了生命。加美编译，不代表我们的观点。

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Punjab）一个只有1000人的村庄里，辛格家的房子是一座砖混结构的平房，位于比布尔（Bibipur）村庄的主街道上。房子的墙壁上有裂缝，屋顶是木头和泥巴做成的，在雨季时会漏水。

这栋房子建于大约60年前，此后每隔十年左右，政府工作人员就会重新铺设屋外的道路，他们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一层沥青，随着时间的推移，路越修越高，相比之下，房子似乎在慢慢下沉。

库尚迪普·辛格于1999年在这里出生，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房子已经远远低于地面，每当下雨的时候，水就会从马路上流进来，家人就会赶忙用扫帚和水桶尽可能地把水挡住。

就像比布尔村的其他人一样，辛格一家也是农民，他们家有一小块地，12英亩，种着小麦和水稻，还有几头牛。小时候，在温暖的日子里，辛格会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跑到池塘里洗澡，那也是牛打滚洗澡的地方。

作为地主，辛格一家完全算不上镇上的穷人，但他们离富裕还有一段距离，这所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住着14个人。辛格、他的妹妹和他的父母住在一个房间里，一对祖父母住在另一个房间里，他的叔叔、婶婶和堂兄弟姐妹住在第三个房间里。

到目前为止，这个家庭最大的投资就是辛格，他村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是坐在当地政府学校的地板上学习的，但辛格的父亲坚持把他送到最近的城市帕蒂亚拉（Patiala），在一所拥有篮球场、板球场和英语教学的私立学校上学。

辛格说：“我父亲在我的教育问题上从未妥协过，光是学费就几乎花去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他的父亲雇了一辆人力车，把辛格送到学校，单程就要一个小时，途中还要接其他学生。多年来，在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上，辛格会坐下来，看着广告牌飘过，这如同一个不断变化的窗口，让他看到比布尔村庄以外的世界。

在他小的时候，所有的广告都是关于当地的餐馆和商店，随着年龄的增长，麦当劳等跨国公司的广告牌接踵而来，最后，在辛格快要中学毕业时，一个新的广告出现了：加拿大的第三期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是完成中学教育之后新的教育阶段的统称，为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下文简称高等教育）。

普里特维·拉吉是一名印度学生，在与我交谈时，他正准备去海外学习，他说：“十年前，在旁遮普邦的农村，很少有人想去加拿大的学校，加拿大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寒冷、神秘的地方，没什么吸引力。但是，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它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加拿大教育正在像热蛋糕一样被出售，你甚至不需要宣传它，人们就会主动来购买。”

在帕蒂亚拉的广告牌上宣传的产品,与成千上万的中介人员在北京的教育展和里约热内卢的私立学校参观中兜售的产品相同：新版的加拿大移民梦。

这种宣传很直接：首先，获得在加拿大学习的学生签证，具体读的哪所学校并不重要。之后，获得工作签证，让你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长达三年，然后申请永久居留权。

当一个老道的招聘人员进行宣传时，这个过程似乎很简单，有关学习内容的细节，或成为永久居民的实际几率，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即如果你完成了这个任务，你就可以在像比布尔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个超出你所梦想的生活。辛格说：“每个学生都会去找到这些中介，说，我想去加拿大。”

十八岁时，辛格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少年，有着一双棕色的大眼睛，表达方式周到而认真。他在学校的成绩很好，尽管不如班上一些更富有的孩子。他的英语正在提高，但他从未离开过这个邦，更不用说离开印度了。他父亲那边有一个远房表亲，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学习。但是，据他所知，他的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曾经到海外上学。

辛格在英语水平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出国留学似乎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时，他的家人考虑向他们认识的每个亲戚和朋友借钱。但是，这些数字远远不够。对于一个国际学生来说，加拿大学校的学费从每年2万加元起价，还不包括生活费，在一个收成好的年份，辛格家的净收入约为9000加元。最终，一家人决定：抵押他们的农场。

像辛格这样的学生使国际生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21世纪初，通常来自中国大陆富有的年轻人给外国人留下了嘲讽的刻板印象，他们往往开着华丽的跑车，在课间去购买古驰包。但是，这种刻板印象跟现实是脱节的，2019年，在加拿大超过64.2万名国际学生中，34%来自印度，远远超过中国的22%。

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来自旁遮普邦，他们一般在小型社区学院就读，而不是国际知名大学。旁遮普大学区域中心的教育学教授拉克辛德考尔和卡玛吉特·辛格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参加英语培训学校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80%的学生来自农业家庭，大多数来自小农场。当被问及他们想去哪里学习时，78%的人说是加拿大。抵押土地来支付学费的现象已经很普遍，越来越多的家庭甚至不惜卖掉农场来送他们的孩子去外国的社区大学。

这些学生正在推动近年来爆炸性增长的国际教育产业，他们的人数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两倍。今天，加拿大说它是世界上第三个最受欢迎的学习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澳大利亚。

在新闻稿和报告中，联邦政府吹嘘说，外国学生每年为经济带来超过210亿美元的收入，这个数字超过了汽车零部件，超过了木材。这些数字是十年来精心培育的结果，是销售技巧的胜利，是政府政策的精心调试。

国际学生也是一个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模糊了移民和教育之间的界限，通过一种非官方的、临时性的安排，旨在吸引潜在的移民，同时避免对他们的移民定居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一个正在悄悄改变高等教育机构的体系，这些高等学府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学生的费用，因此也越来越依赖于提供这些费用的教育中介的阴暗世界。

这个体系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小村庄中像辛格这样的少年，拿走他们的钱，并把他们带到新斯科舍省的小镇，或者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郊区的校园，对未来作出美好的承诺，但很少考虑他们到达后的实际境况。

留学中介

当辛格想知道如何在加拿大开始生活时，他做了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他去找留学中介。

这些中介在印度并不难找。

辛格说，“你可以在每个角落、每条街道、每条道路上找到一家中介店”。

与我交谈过的一位中介说，仅在印度，他们人数就有数万人，尽管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数字。这是一个基本上不受监管的行业，对任何人都开放。

中介将像辛格这样的学生与海外的高等教育机构联系起来。他们通常找到学校，完成文书工作，并申请签证。尽管如此，他们通常不是从学生那里收取报酬，而是由学校支付，学校一般不会透露给中介的佣金，但多个中介告诉我，行业标准是学生第一年学费的15%至20%，这个比率使他们在每个学生身上挣到1500至5000加元的收入。

学校很乐意支付佣金，因为国际学生的学费会比国内学费高出近五倍，今天，吸引国际学生是财政上的当务之急，结果是一个建立在国际学生市场上的繁荣的二级经济，移民顾问和招聘人员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出现。

梅尔·布罗伊特曼还记得这项业务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这位前CBC记者与他的律师朋友达尼·扎雷茨基开始他的教育咨询公司时，加拿大的市场还很有限。他解释说，当时光中国每年输送几千名学生，另外还有一些奇怪的欧洲人。

布洛伊特曼说：“当我们在97年刚开始工作时，每年可能只有400名印度学生。

布罗伊特曼开始在孟加拉国建立他的业务，前往精英高中，并发表关于加拿大生活的小演讲。他说：“那是一个困倦的时期。”

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目睹了现在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的演变。在21世纪初，他去了中国，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最大的海外学生来源国，他看到了一个潜在的金矿。他说，代理们正在进行双重收费，作为顾问从学生那里拿钱，然后再从学校那里拿佣金。

为了让孩子们进入加拿大的学校，中介什么都可以做，包括伪造成绩和英语能力测试。布罗伊特曼感到震惊，他记得他打电话给他的合伙人，开玩笑地问道：“丹，想不想一年赚300万加元？现金！我们只需要做一点歪门邪道。”

2011年，加拿大吸引了239131名学生。正是在这个时候，联邦政府决定要在未来十年将这个数字翻一番。在2012年的报告《国际教育：加拿大未来繁荣的关键驱动力》中，作者呼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报告认为：“我们相信加拿大正面临着一个独特的机会，需要协调我们的推广工作，这些学生对于解决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和缓解加拿大劳动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压力是必要的。”

使加拿大教育吸引国际学生的因素与学校本身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它讲英语，有着安全的声誉，最重要的是，它已经调整了移民政策，加拿大允许学生每周在校外工作（最多）20个小时，这对像辛格这样负债累累的学生来说是必要的。

学生被允许在毕业后留在加拿大工作长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根据快速移民通道，学生与其他潜在的移民一起进入一个池子，并根据从语言技能、教育、工作经验等一系列标准进行评分，政府选择那些分数最高的人，每次抽取的分数线都会改变，这取决于申请者的分数。

调整这两个变量，即工作签证和获得永久居留权（PR）的途径，是政府试图控制学生流动的方式。创造一个更有利的PR途径，例如，像加拿大在2016年所做的那样，给那些获得加拿大学位的人分配更多的分数，你就会把水龙头打开。如果限制毕业后工作的可能性，就像英国在2010年所做的那样，市场就会枯竭。

在过去的10年里，加拿大已经尽力增加这种流量，2019年，有64.2万名国际学生来到加拿大，是2012年报告起草时的三倍之多。而且，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中介业务也随之增长。

布罗伊特曼声称，他的公司在15年内向温莎大学输送了约6300名学生，价值约4亿美元的学费。但这一数字与中国和印度的巨无霸机构大量输送孩子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新东方是一家中国上市公司，集私立教育、英语辅导和国际招聘于一体，市值超过170亿美元。

布罗伊特曼认为，这个系统的经济学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走进中介公司的学生不是客户，他们是产品。

如果一个中介从安大略省农村的一所不起眼的社区学院获得佣金，那么他们唯一的动机就是让每一个走进中介大门的青少年，无论多么聪明或多么无望，都能进入那所学院。布罗伊特曼说：“这就是生意的运作方式，你只是把人们引向你利益所在的地方。”

与我交谈过的学生，描述了快速交谈的留学中介对加拿大的不切实际的看法，特别是对学生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机会。在湖首大学学习的印度学生拉杰普雷特·索哈尔说：“他们推得很厉害，即使一个学生很穷，他们也说，‘别担心，你可以向他们要钱’。”

索哈尔记得他曾拜访过一个中介，尽管他的成绩很好，而且他想读研究生，但中介一直鼓励他申请加拿大的小学院。当索哈尔最终进入湖首大学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时，他决定成为一名国际学生大使。

在那里，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交谈，从尼日利亚到泰国，他回忆说，所有这些人都描述了相同的中介行为。一些人被推到某些没有资格获得毕业工签的私立学校，还有一些人则被告知有关学费的虚假信息。一名学生在被告知被某所大学录取后登上了飞机，但到达后却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被录取。

索哈尔说：“事情变得很糟糕，这是一个肮脏的行业。”

除了明显的欺诈事件，加拿大的整个系统是围绕着一个错误的前提建立的，工作和移民（而不是求学）才是大多数学生的首要目标。根据加拿大国际教育局的一项调查，60%的学生打算申请永久居留权，如果你只看社区大学学生的话，这个比例可能要高得多。

普里特维·拉吉（前文提到目前还在印度，准备出来留学的孩子）说：“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通往永居的途径，这就是政府鼓励的，这也是中介们推销的，不管你怎么说，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如果学生想获得永居权，他们需要选择一个学习领域，最终通过加拿大的快速入境移民系统获得足够的分数，被一所社区学院的糕点师课程录取可能很容易，但这个学位找到“技术劳工”工作、从而留在在加拿大发展的几率有多大？

然而，对于帕蒂亚拉街头的中介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学校，对加拿大移民系统的复杂性可能也知之甚少，他们的动机很简单：让每个学生和他们的学费进入任何愿意接受他们的学校。

在菲律宾工作的移民顾问和教育代理厄尔·布莱尼，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教育中介行业的弊端：“你在当地看到的这一群教育中介，绝对是在利用普通消费者，这些孩子正在被这些海外教育中介欺骗，这些中介机构对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一无所知，也不关心。”

政府没有公布申请永久居留权的学生和实际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比例的数字。但快速通道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项目，19岁的社区大学学生要与海外医生、讲法语的工程师，以及拥有两倍工作经验的已婚专业人士进入同一个池子。

2015年，加拿大统计局发现，国际学生成为永久居民的“过渡率”在20%到27%之间，如果绝大多数来自印度的社区大学学生都希望获得永居，那么计算结果并不复杂：很多把一切都押在加拿大的未来的家庭正在输掉赌注。

2019年，布罗伊特曼永远离开了留学中介的领域。他说：“这个行业的问题在于，挣来的很多钱是危险的钱。”他告诉我，留学中介代理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大学和学院也有责任。

学校

当辛格去昌迪加尔（Chandigarh）见他的教育中介时，他只知道他想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学习，那是他远房表亲居住的省份，其余的事情都是中介做的。这个中介决定，辛格应该参加一个为期两年的商业课程，中介把他引向了一所辛格从未听说过的西海岸的学校——昆特仑理工大学（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昆特仑理工大学是一所由社区学院转为理工学院的大学，有2万名学生，分布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低陆平原的五个校区，它提供从人类学到家电维修的各种学位、文凭和证书课程。

在过去10年中，昆特仑理工大学来自政府的资金比例已经下降，大多数学校也是如此，历史上，学院和大学的大部分资金都是通过省里提供的。在全加拿大范围内，这一资金份额正在下降，从2013/14学年的38.6%下降到2018/19学年的35.4%。

加拿大的公共教育机构已经不再从公众那里获得大部分资金。在2015/16学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大学和学院的收入不是来自政府。

这些资金的来源正在被像辛格这样的学生所取代。在2007/08年，昆特仑理工大学只有525名国际学生。十年后，它有6002名，并收到了大量的申请，以至于不得不暂时关闭国际学生的招生。这些学生几乎完全主导了学校的发展。2018年，这所学校将国际学生的学费提高了15%，将年费提高到近2万，比国内学费高四倍。那一年，学校出现了2200万美元的盈余。

这些数字非常惊人，它们代表了所有普通院校的增长。今天，国际学生的学费几乎占整个加拿大所有学费的40%。今年，当萨德伯里的劳伦森大学（Laurentian University）破产时，行业观察家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点评：这所大学没有像其竞争对手那样努力吸引海外学生。

然而，最大的增长并不是在大学，而是在较小的社区学院，这些学院提供同样的途径来获得工作签证和永久居留权，学费相对较低，课程可以在短短两年内完成。

在温哥华的兰加拉学院（Langara College），国际学生的注册人数从2010年的968人猛增到10年后的4728人。在安大略省萨尼亚市（Sarnia）的莱姆顿学院，国际学生在2009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12倍之多。那一年，莱姆顿学院从国际学生那里获得的收入是国内学生和政府资助总和的两倍。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CBIE）是一家位于渥太华的非营利性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国际学生业务。当CBIE谈及这一增长时，它使用了漂亮的辞藻来形容国际学生带来的好处，主席拉里萨·贝佐说：“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教育工作越来越成为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国际学生在我们加拿大校园的丰富性，我们加拿大本地学生在那里深度地接触到国际生丰富的生活经历。”

各机构用来描述这一过程的词是国际化，一个被贴在网站上并伴随着微笑的多元文化学生照片的词，学生们自己有一个不同的说法：他们说他们被当作摇钱树来使用。

随着大学和学院对国际学生的依赖，他们与海外代理和顾问的关系也受到了审查，与我交谈的机构都描述了对他们的代理人进行仔细审查的过程。兰加拉学院的布拉德·范·丹姆说，他的机构每年都会拒绝几十个想与兰加拉学院合作但不符合学院标准的新代理人。

据昆特仑理工大学国际部副主席卡罗尔·圣洛朗称，昆特仑理工与世界各地约100名代理人合作。她说：“我们要求每个中介有3个可靠的推荐人，然后我们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并补充说学校极其认真地对待学生对中介行为的投诉，过去也曾发生过因为学生投诉而解雇中介的案例。

但一些代理人说，学校从一个更加自由的系统中受益，管理着数百名招聘人员的学院部门在大洋彼岸几乎没有监督。

而且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加拿大。在澳大利亚，2019年的一项议会调查发现，”国际学生很脆弱，容易受到无良教育中介的剥削，而缺乏监管使得中介能够在不对其行为承担任何后果的情况下运作。” 

2016年，在发现印度有数百家中介提交欺诈性文件后，新西兰开始打击海外招聘人员。这两个国家都试图引入立法来保护国际学生。

然而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是唯一有具体立法监管海外招聘人员的省份，在加拿大其他地区，似乎什么都可以。

高萨姆·科勒里是一名印度国际学生，在开始自己的咨询业务之前，曾在莫霍克学院（Mohawk College）和康尼斯托加学院（Conestoga College）担任招聘人员，他说：“整个系统都很混乱。”

在过去的几年里，科勒里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趋势——“聚合招聘者”的崛起，他们把硅谷的经验和资金带到了高等教育的世界里。这些由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以一种简单的、颠覆性的模式开展工作：与数以千计的中介代理人和数以百计的学院和大学签约，然后充当中间人，使教育机构比以往更容易、更便宜地大规模接受学生。

这个行业最大的参与者之一是ApplyBoard，这是一家加拿大初创公司，由伊朗出生的三兄弟于2015年创立的，他们自己也曾是国际学生。联合创始人之一梅迪·巴西里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对院校有很大的吸引力。

巴西里说：“大学没有资源去印度的每一个村庄或较小和较大的城市。”

同时，ApplyBoard在全国各地有数千名招聘人员，这意味着学校不再需要做昂贵的、费时的工作来管理自己的代理人。

学校只需注册，ApplyBoard就会把他们需要的学生输送过来。据巴西里说，在加拿大，每五个印度学生中就有一个是通过ApplyBoard代理到达的。

根据批评者的说法，“聚合招聘者”允许院校避免对代表他们的代理人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在菲律宾工作的移民顾问和教育代理厄尔·布莱尼说：“它消除了学院本身和代理之间的联系，学校现在甚至不负责任，也不与这些代理联系，但他们是贩卖学生的人。”

他说，这是一个价值210亿美元、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行业。

ApplyBoard说它对所有中介代理进行审查，并拒绝了46%的申请人，被批准的代理人随后通过在线网络研讨会和互动课程接受培训。但是，各机构似乎都明白，聚合招聘模式是有漏洞的。

过去，温哥华的兰加拉学院时候拒绝允许代理人与次级代理合作的。

兰加拉学院的丹姆说：“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对这些人是谁、他们如何代表我们学院的控制。”去

年，尽管有这些疑虑，兰加拉学院还是与ApplyBoard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丹姆所说的试用期内进行合作。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能阻止昨天被丹姆拒绝的中介今天与ApplyBoard签约，并在之后很快将孩子送往兰加拉学院。

昆特仑理工大学最近也与ApplyBoard签了约，其他数百所加拿大院校，有西安大略大学、曼尼托巴大学、阿卡迪亚这样的大学，也有像梅迪辛哈特（Medicine Hat College）和洛亚尔（Loyalist College）这样的学院，都在跟ApplyBoard签约，它们可能曾经有过类似的疑虑。

巴西里解释说：“很多学校都想要国际学生，而且有些学校想要国际学生快速入学。”

科勒里（曾经是加拿大的国际学生，后来进入留学咨询领域）说：“整个行业已经成为学生贩运。”

几年前，科勒里回到了他出生的旁遮普邦，看到商场里到处都是销售加拿大留学的小机构，很明显，这项业务正在创造很多赢家。科勒里说：“输的一方是国际学生，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他们的整个生活就会被打乱。”

工作

辛格离开比布尔村庄的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在街上排队为他送行，他从未见过的人都出来祝福他，给他10或15卢比，恳求他到了加拿大后记得他们。他说：“那感觉就像我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

当他于2017年12月11日在温哥华登陆时，经过两天的旅程，他的信心就大打折扣，他的远房表弟，也就是他在认识的唯一一个人，在机场接他，并开车把他送到素里（Surrey，位于大大温哥华地区的城市）的一个地下室公寓，把他留给三个陌生人——他的新室友。

第一个月，辛格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素里市很冷，他的室友们一直在工作，而且在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很高。他每个月为他的那部分公寓支付400加元，他和他的一个新室友共用一张大号床垫。他的公交卡需要50加元，杂货店又是200加元。学校的课程他很喜欢，但他的课堂经验只是他新生活的一小部分，在他甚至思考学业之前，他首先需要找到一份工作。

辛格到处投递简历，最终在一家家居用品制造商找到了工作，老板是印度人，也来自旁遮普邦，他在电话中雇用了辛格，没有问任何问题。辛格说：“他告诉我，‘我要先试用你一个月，看看你的工作情况，然后我再决定给你多少钱’。”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辛格给货车装货和卸货，他拖着沉重的胶合板。他说：“我就像一头驴子，只是把货物从一个地方放到另一个地方，在试用期结束时，辛格工作了80多个小时，老板给了他600加元，这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一半还不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辛格的老板坚持按天而不是按小时支付他的工资，他的老板知道辛格的签证对他每周可以工作的小时数有严格的规定，所以他的老板经常用面包车带他出去做一天的工作。他说：“他知道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工资，但他们曾经说过，你必须工作，否则你就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他的情况并不罕见，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劳动力，以及一个成熟的剥削市场。移民学生联盟是宣传团体“移民工人改革联盟”的分支，组织者萨隆·罗说：“我们称他们为移民学生，而不是国际学生，像其他移民一样，比如农场工人、护理人员等，国际学生是不稳定的，拥有临时身份意味着权力被剥夺了，我们获得基本权利和保护的机会较少，包括劳动保护。雇主拥有所有的主动权。”

萨隆与无数报告被老板利用的学生谈过：“我们听说学生在清洁和餐馆工作，工资远远低于最低工资，雇主不按时或根本不支付他们的工资。”

根据法律，学生每周只能在校外工作20个小时。从理论上讲，这一规定是为了阻止那些想来加拿大只是为了赚钱的人，在现实中，急于支付房租的学生往往最终会选择偷偷打黑工，而且，一旦他们非法工作，他们就只能任由雇主摆布。

苏南达（为了保护她的隐私，这是她的化名）来到温哥华的兰加拉学院时，她只有18岁。在失去沃尔玛的工作后，她在温哥华的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工作。

苏南达说：“他们对我挤眉弄眼，总是告诉我，如果我想见到一个著名的旁遮普歌手，他们可以帮助我，他们可以给我更多的钱，有一次，我的老板们把我带到素里市的一栋大楼里，他们提出支付我的所有费用，只要我和他们住在一起。”

她的雇主从未直接提出性要求，但苏南达知道他们在暗示什么。她本来就很沮丧和焦虑，他们的暗示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知道其他学生也曾被老板骚扰和性剥削过。几天后，她辞职了，再也没有回到餐馆。他说：“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村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这是一种精神折磨。”

旁遮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兰普顿（Brampton，在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城市，印度人聚集的社区）分部的分析员普尼特·狄龙说：“年轻的女学生来到加拿大时往往没有任何支持。她们缺乏对法律制度的了解，没有经济安全网。所有这些使她们比社区的其他成员更容易受到任何形式的性剥削。”

对辛格来说，近八个月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这是他所能承受的极限，最终他辞职了，在另一家同意付给他最低工资的制造公司找到了工作。

几天后，即2018年12月初，他开始工作。寒假期间，当学校关闭时，国际学生被允许全职工作，辛格渴望获得尽可能多的工作时间。他说，就像他之前的工作一样，他的新雇主没有给他任何培训，也没有让他签署任何就业文件，没有正式的休息时间，他只能在疲惫中坚持着。

1月3日，他在给一辆装有巨大镜子的货车装货时，镜子在他手中意外破裂，他感到锋利的边缘从他的手腕上划过，然后他的手就完全没有感觉了。辛格下意识地看自己的手，伤口很可怕：一个U形的伤口，切开了筋脉，直接切到骨头。

他说，一位同事赶过来看他，然后立即拨打电话，不是给救护人员，而是给他们的老板。他回来了，并给出了指示，把他放在一辆面包车上，带他去看急诊，说他在家里受伤了。

辛格踉踉跄跄地走出商店，血流如注，路人最终叫来了救护车。当他醒来时，他已经在医院了。医生告诉他，伤口已经切断了他的神经和肌腱，他的动脉也被破坏了，他的手有五成的几率残疾了。

那天晚上，辛格与他的老板交谈，他回忆道：“他没有问我的情况。”

第二天，他的老板解释说，他没有保险，辛格不在保险范围内，如果辛格告诉当局他在工作中受伤，这将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麻烦。

当工人赔偿委员会打电话来时，辛格告诉他们事情所有的真相。此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辛格说，雇主拒绝支付他的工时费，当工人赔偿委员会采访老板时，他告诉他们辛格是一个陌生人，他想勒索他。辛格说：“他知道我在加拿大这里没有家人，谁会为我提供指导？我没有任何资源。”

事件发生后，辛格陷入了抑郁，他连续几周不理会父母的电话，他不忍心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试着与学校谈他的感受，但他们似乎没有办法帮助他。他不知道他的保险索赔是否会通过，而且作为这个国家的临时工，他无法求助于残疾人组织。

他问道：“谁来支付我的房租？谁会给我买杂货？”

他知道他的英语不够好，无法找到一份面向客户的工作。他说：“我只是一个勤奋的工人，有力气，但是，如果我连力气都没有了，我还有什么选择？”

在加拿大失败是不可想象的。这将意味着带着数万美元的债务返回印度，这意味着失去农场，不仅毁掉他的未来，而且毁掉他整个家庭的未来。

辛格说：“我真的很害怕，我曾经想过，如果我的手真的废掉了，那我就自杀。”

可怕的后果

大约三年前，卡马尔·巴德瓦伊开始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巴德瓦伊53岁，在英国出生，是南亚社区的重要成员，在布兰普顿和多伦多拥有两家殡仪馆。

当印度裔加拿大人需要“运出”——有人准备将尸体转移到海外时，就会打电话给他。处理悲剧是他的工作，但是，当巴德瓦伊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殡仪馆时，这让他受到了触动。

巴德瓦伊：“当国际学生去世时，人们会联系我们。”

他从房东、死者的同学和远房亲戚那里听说了一些缘故，但人们并不一定与他分享死因。

他说：“但有时很明显，脖子上有勒痕，这些是很容易知道的。其他情况下，可能是药物过量，与毒品有关，等等。但我们知道，其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是自杀。”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几个这样的案件。

加拿大印度全球论坛主席希文德拉·德维维迪说，去年，在他主持的一次非正式午餐会上，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告诉他，他对自杀事件的增加感到担忧。根据高级专员的官方数字，2020年有7名国际学生自杀了，这些数字只显示了问题的一部分，德维维迪说，在印度文化中，围绕自杀和精神疾病的禁忌意味着其他的死亡都被掩盖了。

他说：“如果发生了自杀事件，许多家庭会选择隐藏它。”

当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些死亡时，巴德瓦伊与皮尔区的旁遮普社区健康中心取得了联系，皮尔区是多伦多郊区，有大量南亚人口，巴德瓦伊和旁遮普社区卫生中心一起发起了一个新的支持小组Sunoh。

旁遮普社区健康中心（PCHC）的主席阿努普玛·奇维伊奇希望小组与加拿大的大学合作，让学生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帮助，她明白她需要主动去联系这些学生。

她说：“我们希望在学生找到我们之前与他们进行这些对话。他们被告知所有那些虚假的承诺和梦想，在他们到达这里的那一刻就已经破灭了，他们在这里的第一个经历是被抛弃，孤立和孤独感。”

一个国际学生可能遭受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数不胜数，但对奇维伊奇和巴德瓦伊来说，很明显，学生在外国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一个最微小的错误，对加拿大本地学生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都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不记得报名参加一个课程，更改你的课程，挂科，工作时间过长，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学习签证问题。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导致被驱逐出境。

2018年，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所小规模学院圣克莱尔学院（St. Claire College）25名学生的毕业工签被拒，因为他们学习的课程被政府认定位不符合条件，而这门课程被认为是商业管理课程的一部分。

没有工作签证，他们不得不被迫离开加拿大，这些学生描述说，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无法入睡或进食。一位学生告诉CBC ：“我崩溃了，我非常难过。”

此后不久，另一名学生阿杰什·乔普拉自杀身亡。

2021年5月下旬，又传出了自杀的消息。要求捐款的GoFundMe页面上的信息只列出了最基本的信息，但事件的大致脉络是似曾相识的。

洛夫普雷特于2018年来到加拿大，在百年理工学院（Centennial College），他来自旁遮普邦查里克村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由于经济和移民问题，他从去年开始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紧张，辛格从百年学院辍学，流落街头，最后，他卧轨自杀了。”

据达尔吉特·考尔说，她是这个家庭的朋友，曾经也是国际学生，洛夫普雷特的父母已经卖掉了他们的农场。她解释说：“他们欠了7万加元的债务。”

在这个团体中筹集的资金并不是为了运输他的尸体，因为他的尸体不适合运输，这是为了举行葬礼和帮助他的父母。

近年来，有一些证据表明，学校已经开始认识到校园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学校已经推出了同伴支持小组，其他学校已经引入了学生第一语言的咨询。但系统的基本设置方式忽视了这些学生所面临的现实压力。社区学院甚至是大型大学都没有能力管理青少年的移民安置计划，他们只愿意把自己定义为高等教育机构，而不是为寻求更好生活的年轻人提供方便的驿站。

厄尔·布莱尼说：“这是故意的否认，有目的的否认，他们就是不想负责任。”

加拿大的新梦想

在事故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辛格的手仍然被包扎着，无法使用，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他公寓附近的寺庙里祈祷。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张以国际学生为目标的支持团体“加拿大之声”的海报，这个团体正在寺院中举行会议。

100多人参加了会议，挤满了寺庙，这个会议让人大开眼界。辛格认识到：“我不是一个人，我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祖国，我们的家人把他们所有的资源都花在我们身上，只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好的未来。这对每个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一个十八九岁的心脏是不能承受所有这些的。”

这个组织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亚社区的相关成员组成，他们帮助辛格与他的雇主斗争，他们确保他的保险索赔顺利进行，他能够获得工作时间以及因受伤而不得不休息的时间的赔偿。辛格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不能工作，但慢慢地，他的手几乎完全恢复了。

当我第一次与他交谈时，是在2019年秋天，辛格正在完成他在昆特仑理工大学两年制课程的最后三个学分，他又开始工作了，仍然住在素里，并在走向摆在他面前的那条通往永久居留权的漫长道路。

在那之后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疫情对国际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使一些学生滞留在加拿大，另一些则被困在海外，为半夜的Zoom课程支付高价。

由于旅行受到限制，入学率急剧下降。加拿大政府以各种诱惑来保持学生的流动，它引入了一个两阶段的录取过程，以鼓励学生在网上开始学习，并调整了毕业工签的条件，允许那些在国外学习的学生毕业以后也可以获得工签，尽管如此，学院和大学还是蒙受了损失。

对于已经在加拿大境内和已经毕业的国际学生来说，封锁带来了新的困难。在皮尔区，志愿者团体为许多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免费餐食，有些人失去了可能获得加拿大永居权的“技术劳工”工作，而只找到了作为基本工人的工作。

萨隆·罗说：“我们知道在校生和毕业的国际学生在杂货店里通宵工作，皮尔区和士嘉堡的仓库里都是国际学生。” 

苏南达，这位在担心性骚扰后辞去餐厅工作的年轻女性，最终辍学了。在疫情期间，她在亚马逊的一个履行中心担任保安。

但是，尽管国际学生市场因为疫情而出现了低迷，那些最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打赌它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6月，ApplyBoard完成了其最新一轮融资，筹集了3.75亿加元，这家公司的价值超过30亿（美元）。

ApplyBoard联合创始人巴西里相信，在未来的几个学期里，加拿大仍将是吸引学生的大国。他说，如果有的话，它可能很快会更大：如果加拿大允许混合虚拟教学模式，取消班级规模限制，因此潜力是无限的。加拿大可以在未来三年内将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一倍。”

对辛格来说，疫情算是一个福音，当我在春天与他交谈时，当疫苗在全国各地推出时，他住在温尼伯，曼尼托巴省需要工人，于是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现在，他是昆特仑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拥有三年的工作许可，在一条流水线上制作橱柜（根据政府的说法，这是一个技术性的行业，使他在获得永久居留权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他告诉我，生活大部分是美好的。他住在城市外围的一个合租房里，每小时挣18.5加元，偶尔还能寄点钱给家里。

他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下午3点，然后为Uber开车，每天筋疲力尽。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买回他家的土地，他的同事们都是善良的加拿大出生的男人，与他父亲的年龄相仿。

他说：“他们把我当做一个孩子。”

一个周末，在今年第一个温暖的星期天，他们带他去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向他展示了左撇子是如何拿球杆的。

辛格，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证明该系统正在按照它设想的方式运作。毕竟，移民一直都很困难，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挣钱，为什么高等教育机构就不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仿佛是一个三赢的故事：一所大学得到了学费，一家温尼伯橱柜制造商得到了一名工人，而辛格得到了在一个他没有其他移民可能的国家里生活的机会。

几个月后，他在加拿大技术工作的时间就满一年了，然后他计划申请永居权。而且，今年，由于疫情减缓了其他形式的移民，为了满足加拿大的移民配额，像他这样的毕业生获得了额外的名额。对国际学生来说，移民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在这里有一个永久的家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

一天晚上，在从温尼伯打来的电话中，他谈到了他对未来的计划。当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还家里的钱。但是，在那之后，谁知道呢？做橱柜并不是他以前想做的事，但他喜欢这个，不仅如此，他还很擅长，也许有一天他能拥有自己的生意。

他说话的时候热情洋溢，畅享着未来，他说：“到那时，也许我会结婚。”

他不会留在温尼伯，这个城市感觉太小了，而且天气很糟糕，但也许他可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找到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辛格想把他的父母带到这里。他说：”他们应得的，我想让他们看看村外的世界。”

这一切都不容易，但辛格下定决心，而且他已经走了这么远。他说：“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在加拿大的孩子。”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美好画卷——21世纪版本的移民梦，这是一种可以传播的故事，承载着对美好未来的承诺。

这也是你可以放在广告牌上贩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