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者Q阴谋论显然是1月6日围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一股推动力，自那以后，记者阿纳斯塔西娅·凯瑞（Anastasiia Carrier）一直在采访前匿名者Q的信徒。

这些曾经的信徒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卷入这个世界以及如何摆脱出来的。他们的故事，就像下面这位梅根的故事一样，揭示了一个仍然在主流视野之外蓬勃发展的草根运动。为避免受采访者受到报复，文中的名字为化名。（文章来源：《政客》）

注：匿名者Q，QAnon，是一种极右翼阴谋论，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反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深层政府。

我在一夜之间变得激进，睡觉前，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伯尼·桑德斯（美国国会史上任期最长的无党派独立议员，同时也被看做民主党内的左派）的铁杆支持者、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特朗普，这个我曾经完全鄙视的人，已经成为我心目中与“深层国家”作战的英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未婚夫戴夫几乎不认识我了，我们的关系几乎破裂。

我的转变发生在去年6月，就在加州扩大居家令以控制新冠疫情之后不久，作为一个外向的人，我在封锁的环境下生活得不太好。

我不能和朋友们一起出去，不能和人们一起工作，不能和陌生人交流，这让我感到困顿和窒息。同时，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适应与戴夫合住的日子。有的时候，我迫切需要离开几个晚上，给自己一点自由的空间，但在这场致命的疫情中，你能去哪里？

戴夫也没有很好地应对呆在家里的命令，由于没有能力利用延长的周末来从他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他变得郁郁寡欢，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他经常发泄怒气，有时还冲我发火，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困在了家中，我急切地想要改变现状。

就在他愤怒爆发的一天后，我发现了匿名者Q。

那天晚上，戴夫已经睡着了，我躺在床上，压力很大。由于厌倦了盯着天花板，我决定观看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堕落的阴谋》YouTube系列视频。

几天前，她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说道：“这真的很奇怪。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个10集系列片讲述了“阴谋集团”，一个由自由派精英成员管理的秘密的、撒旦式的恋童癖团伙，以及特朗普试图推翻他们的秘密斗争。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睡觉。相反，我发现有几十篇文章和视频支持了我的新政治观点。到了早上，我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信徒。

我认为自己曾经是伯尼·桑德斯的忠实支持者，这为我的转变打下了基础，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为“红色填充”。匿名者Q和伯尼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相信有一群腐败的精英，使这个国家和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很难维持下去。

在2016年之前，我并没有完全信任过政府。

例如，我觉得对911事件或约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但当我在那一年开始支持伯尼时，我的不信任感开始加强了。我开始相信，是新闻媒体、亿万富翁和民主党机构合谋阻止了伯尼当上总统，这是我信任QAnon的一个重要部分。

《堕落的阴谋》肯定了我关于系统被操纵使其不利于伯尼的想法，以及我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并将所有这些想法组织在一个简单的解释之下——世界正被阴谋集团所控制。这部纪录片祝贺我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承诺特朗普和其他人已经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起初，相信匿名者Q的感觉很奇妙，就像处于某种神秘或欣喜若狂的状态。在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对因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我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威胁而即将到来的厄运恐惧感消失了。我感觉世界很安全，并且我精力充沛，自信，有创造力，充满了爱。

我不信教，但我一直在想“谢谢你，上帝。谢谢你，上帝。谢谢你，上帝。” 

我听到“奇异恩典”（著名福音歌曲）在我脑海中播放。我松了一口气，不再憎恨特朗普，我曾经把他视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希特勒的崇拜者。

然而，戴夫并没有很好地接受我突然的政治翻转。第二天早上，他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变化——我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却又迟迟不肯解释这种变化。

在他一再的追问下，过了几个小时，我才愿意告诉他我的新信仰。他很反感，就在一个月前，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了，戴夫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自豪的美国人，他对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感到非常沮丧。他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沮丧。

听到我表达我对“邪恶阴谋集团”的新信念，疫情是一个旨在控制人类的骗局，以及特朗普是我们拯救人类的唯一机会，这些论调都让他非常不安。他憎恨特朗普，他觉得自己在病毒面前是很脆弱的，他认为我也应该有这种感觉。他担心我可能有精神疾病。

在我翻转后的头几天，他无法靠近我。他反复告诉我，他对我的能量感到厌恶，他不想触碰我，也不能跟我好好说话。他对我评论全是令我痛苦的中伤和讽刺，有时他还会摔门而出。第三天，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要我保证不会在他睡觉时伤害他。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他怎么会认为我有伤害他的想法？我感到不安全和不被爱，于是我收拾行李离开了，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我宁愿结束这段关系。

但戴夫不想失去我。他同意学习管理自己的愤怒情绪，并观看《堕落的阴谋》。他认为这个系列全是废话，并试图说服我放弃我的新信仰。但他越是这样，我在他面前就越没有安全感，我就越是求助于我那迅速增长的匿名者Q社区的朋友。

戴夫开始与他的治疗师和一个心理学家朋友讨论我的突然转变，试图理解他所爱的女人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最后，他的治疗师告诉他，要把这件事情看作是我已经找到了耶稣，可能永远不会再是曾经的那个我。治疗师问：“你能接受她现在的样子，并在这段关系中保持快乐吗？”

他的治疗师还建议戴夫维持与我的亲密关系，尽可能地稳固我们的关系，避免我深陷匿名者Q的深渊，因为那样的话会对我的生活和友谊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他当时没有告诉我，他给了自己半年的时间，来弄清楚在我们分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是否能使我们的关系恢复正常。戴夫决定竭尽所能，他学会了用好奇心而不是论断来对待我的新观点。但他也不得不设定界限和基本规则。我只在他愿意的情况下与他分享匿名者Q的相关信息，而他承诺每周抽出时间进行这样的对话。

我们都承认，我们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并决定我们愿意持有不同的信仰，而不是试图把对方拉到我们这边来。

戴夫说：“我愿意接受我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性，你愿意接受同样的观点吗？你是否愿意考虑，当你对事情十分确定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事情依然有可能是错误的？”

我同意了，这是我坚定的信仰体系中的第一个裂缝，允许自己承认我的观点有可能是错的，尽管我觉得自己很笃定。

能够与戴夫谈论我由匿名者Q引起的恐惧，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我们的关系也有好处。我对匿名者Q的兴奋在几周后就消失了，之后我就对阴谋集团控制的黑暗世界感到不安。当我害怕拜登总统会强制所有人接种疫苗时，我可以带着恐惧去找戴夫。

我不相信大药厂，我认为比尔·盖茨在推动所有人接种疫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邪恶的角色。戴夫告诉我，如果这样的规定发生，他愿意随我搬到一个没有疫苗要求的国家。但是，他也说，我们必须等待确凿的证据才能采取行动。

当涉及到针对新冠安全措施时，我们不得不做出妥协。我相信新冠是一种真正的病毒，但我认为其致命性被媒体夸大了。新闻媒体说我们住在一个热点地区，但我们没有听说有人生病。 我在外面不戴口罩，但戴夫和我约定，当我们去室内任何地方时，我都要戴口罩。我还同意不与人拥抱，在交谈时至少保持三英尺（约1米）距离。

差不多过了大约五个月的时间我才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

没有承诺的变化出现，匿名者Q的追随者相信小约翰·肯尼迪（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子，在坠机事件中不幸身亡）还活着，并与特朗普秘密合作，推翻了阴谋集团，但他从未出现。

我开始怀疑我所读的“匿名者Q情报”，根据这个社区的说法，大规模逮捕阴谋集团成员的“风暴”事件已经发生了三次，奥巴马、希拉里和其他人据说因反人类罪被逮捕过好几次。

我想，“这一定是谎言，他们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被逮捕。”

然后特朗普输掉了选举，这让我进一步质疑这个阴谋，因为他的失败不是“计划”的一部分。

我更加意识到，极右翼媒体对左翼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反之亦然。最重要的是，戴夫设法说服我不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做匿名者Q的研究，因为我读到的每一个新故事都让我更加焦虑和沮丧。我告诉自己，我无法控制未来，无论它多么可怕，但我可以控制我的幸福和精神健康。

当1月6日发生时，我已经几周没有查看匿名者Q的新闻了。我仍然不完全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有民兵成员和三K党、纳粹同情者等团体支持特朗普。

我一直不赞成特朗普的风格，他故意以模糊的方式说话，使人们可以随意解读他的动机。他对那天在国会大厦发生的暴力事件的鼓励太过分了，他一定知道，“拼死战斗”将暗示他的支持者进行战斗，这些支持者都带着枪，并且认为国家是通过操纵的手段把选举结果从他们手中夺走了。

如果特朗普是一个为拯救儿童和击败阴谋集团而战斗的真正的英雄，他就不会鼓励破坏性的暴民行为，他就会谴责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团体，以阻止他们完全支持他。

在国会大厦暴动一周后，我告诉我的父亲，我已经和匿名者分手了。我已经“逃出了魔窟”。

在我关注匿名者Q的半年时间里，它确实损害了我的生活，但通过努力，我修复了对我很重要的大部分关系。戴夫曾劝说我在关注匿名者Q的时候不要在Facebook上发布政治信息，但有几次我控制不住自己，最终我失去了一些朋友。

我的一个老朋友甚至给戴夫打电话，热情地劝说他离开我。还有一些人告诉他，“你要是离开她我不会怪你”。

我很惊讶，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人们却对我如此对立。有的人越是想逼我“醒过来”，我就越是有敌意，越是深入匿名者Q，在这个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社区中寻找慰藉，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现实。

还有一些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我在匿名者Q的经历，我觉得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他们不知道也许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匿名者Q也伤害了戴夫，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因为和我打交道太分心了。当他看到我专注于我的手机时，他仍然有一些创伤后应激障碍，即使是现在，他也担心我可能会被重新吸进去。如果不是因为匿名者Q，我们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加稳固和甜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更加尊重和欣赏对方，并且始终选择爱而不是恐惧。我们已经开始对政治和生活开玩笑，这是我们以前不常这样做，克服挑战并学会笑对挑战使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

自从我离开匿名者Q以后，我有时感到沮丧和心灰意冷，因为我无法适应政治上的“右派”或“左派”。我仍然不那么信任政府。我不再认同红色或蓝色，我希望我能成为紫色，但对于我的自由派朋友和家人来说，紫色中的红色成分太多了，所以我不想再过多地谈论政治，阅读新闻会让人心灰意冷，并激起匿名者Q的旧有联想，所以我一般会避开它，我几乎完全退出了所有形式的社交媒体，这对我的康复至关重要。

这段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在我加入激进右派之前，我是激进左派的一员。现在我对整个政治光谱的观念更加开放，我的好奇心和同情心也扩大了，我可以接受没有答案的情况，我已经知道谁是我真正的朋友，我认为整个经历是一场死亡和重生，我为我人生的下一章感到兴奋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