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社报道，美国众议院的一个两党小组最近提出了一项法案，要建立一个专注于中国的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Open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Center，简称OTAC）。如果获得通过，该法案将恢复冷战时期最优秀的政治传统之一，即由联邦政府出资，联合政府和学术界来了解一个神秘的敌人。

乍一看，这项提议似乎相当平淡无奇。OTAC每年将获得80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翻译中国文件，涵盖了从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报告内容，并将这些文件免费放到网上。这与对外广播新闻处（FBIS）曾经在对苏联和其它国家进行的工作类似，当时它们将大量的翻译材料公开供学术研究使用。

一个全球超级大国没有这样的资源似乎有些奇怪。然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FBIS变得萎靡不振，而且情报界大多不再向非政府分析人员提供经过翻译的开源材料。

这使得美国观察人士常常依赖中国政府对重大政策声明的翻译。这是个问题，因为中国倾向于延迟发布相关翻译文件，甚至是有选择地编辑那些可能会让外部观察人士震惊的演讲和其它文件。这也表明了美国学术界竞争力的不足。

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持续的、全社会的努力来了解其对手。一门被称为“苏联学”的学科出现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解释道，这是一门专门研究苏联社会的“运作特征”、“苏联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优势与劣势的平衡”的学课。

学者界和智囊团研究了苏联的经济轮廓、军事结构和理论、领导人的世界观，以及该国政策和社会的其它方面。作为战后政府和学术界联合的一部分，整个项目都得到了联邦资金以及知名基金会的支持。

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了整个研究。美国政府层安排美国学者到苏联进行学术交流、聘请学术专家作为顾问和高级官员。

到20世纪70年代，中央情报局与100多家学术机构建立了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华盛顿帮助提供了关键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少量但珍贵的苏联政府记录、对难民和叛逃者的采访、苏联媒体和官方声明的翻译，这使得苏联学得以发展。

其结果很难说是全知全能的。就在苏联解体前几个月，一位杰出的学者曾声称，这样的解体是不可想象的。哈佛大学研究俄罗斯的伟大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他的回顾评价中言辞尖锐地指出：“我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花这么多钱去研究另外一个国家，结果如此令人震惊。”

但派普斯错了。总的来说，这项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成果。

默尔·范塞德（Merle Fainsod）和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等苏联学者对俄罗斯政府如何运作、其用来控制人口的机制以及苏联集团内部的合作与冲突模式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学术研究人员最早暗示苏联体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经济学家发现了其增长模式的致命性停滞。人口学家默里·费什巴赫（Murray Feshbach）等人意识到，随着预期寿命的下降，苏联婴儿死亡率正在上升。研究俄罗斯文化的学者们注意到，随着对苏联意识形态信仰的崩溃，人们对宗教的兴趣激增。

苏联学也造就了一批学术骨干，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入了政府的核心圈子。例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而派普斯本人则帮助制定了里根总统应对冷战的策略。

这个由人和机构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知识生态系统，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帮助美国了解了世界上最棘手的情报目标之一。

今天的美国也需要借鉴之前的经验开办类似的项目。

中国并不像俄罗斯那样难以渗透，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驱逐外国记者和政权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渗透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尽管美国有一个庞大的中国研究团体，但美国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水平远不及当时对苏联的那样。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美国战略的关键问题，例如如何认真对待台湾海峡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中国领导人所想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如果不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权的优势和劣势，美国就很难在长期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发挥作用。

当然，翻译演讲和文件只是一个开始。但这只是美国必须进行的大量智力投资的一笔小小的首付，以赢得一场新的“明争暗斗”。

（今日汇率参考：1美元=6.48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