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re Cain Miller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Delta变种的增加以及学校和儿童保育方面的不确定使父母们无法回去工作。

疫情刚开始时，布里安娜·麦凯恩为了照顾她的两个年幼的女儿，辞去了她的办公室经理职位，今年春天的时候，她本已打算回去工作，但她一直没能做到，因为她的孩子们还在家里。

她希望找到一份时间灵活、能够在家办公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很难找，特别是对于新员工和小时工来说。在她6岁的孩子开学之前，她不能接受一份办公室工作，而她所在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区还没有宣布开学计划。她还需要找到适合她2岁孩子、且费用低于她收入的托儿所，但是，开放的托儿所数量远远低于疫情前水平，并且这些托儿所因为额外的新冠防疫措施，现在收费都上涨了。

麦凯恩的伴侣是一名仓库工人，他不能在家工作，她说：“我没有办法去找一份没有灵活性的新工作，因为新冠病毒未来的趋势还不确定，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否会被拉出学校进行隔离，或者学校继续停课。”

特别是随着Delta变种的传播，许多年幼儿童（12岁以下还不能接种疫苗的儿童）的父母说，只要不确定他们的孩子何时能安全返回全日制学校或托儿所，他们就不能回到工作场所或申请新的工作。

公司也一直在努力招聘和留住工人，许多父母别无选择，只能辞职。在人口普查局最近的一项调查中，5%的父母说他们的孩子由于与疫情有关的原因目前没有去托儿所，这对于仍有孩子在家的父母群体来说（其中黑人和拉丁裔的比例特别高，且在医疗方面特别脆弱）是一个重大挑战。

Indeed 招聘工作室的经济学家伊丽莎白·康克尔说：“你不能把儿童护理问题和疫情分开来看，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每天都在为这两个问题纠结的工人。”

在今年夏天的一项Indeed调查中，三分之一的求职者说他们不想在下个月恢复工作，相当一部分人说他们在等待学校开门，在那些失业但不急于找工作的人中，近五分之一的人的原因是要照顾家人。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更有可能因为这个理由不去上班，并且更有可能无法接受在家工作或请不起保姆。

暑期对工作的父母来说总是一个挑战，今年更是如此。为了满足安全准则，许多营地缩短了开放时间，并减少了儿童数量。还有一些营地则因为招聘人数不足而关闭。许多家长因为担心新冠病毒的风险，不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过去。

秋天看起来也越来越不确定。一些工作场所因为Delta变种的原因暂停了重新开业的计划，家长们担心学校也会这么做。包括麦当劳在内的某些公司，以及像伊利诺伊州这样的州，正试图通过提供儿童保育福利来帮助父母重返工作岗位。根据以雇主为基础的儿童护理公司Bright Horizons的数据，75家公司从今年开始提供儿童看护服务，其他公司，如PayPal，已经将疫情福利延长到今年年底。

家长们也有顾虑，孩子去学校上学是否安全，尽管儿童患新冠疾病的风险要低得多，而且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学校也不是主要的传播源。

然而，科学家和医生都表示，尽管Delta地区的学校应该开放，但是，关于Delta对儿童的影响与成人有何不同之处，并没有坚实的数据，一些学校已经放弃了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措施，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12岁以下儿童的疫苗预计将在秋末或冬初接种。

大多数学区仍然说他们计划完全开放，不会像今年春天那样缩短教育时间，华盛顿大学公共教育重塑中心表示，全国最大的五个学区已经发布了重新开放计划，这个研究中心一直在跟踪各区对疫情的反应。但是，计划的细节仍然不多，而那些仍在进行工会谈判的地区也无法回答家长的所有问题。

领导这项数据工作的布瑞·杜斯奥说：“今年夏天，我们最惊讶的是缺乏公开的、明确的预测，家庭需要知道这些情况，以便他们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

即使是在那些已经宣布重新开放计划的地区，家长也面临着不确定性。是否会有课前和课后的托儿服务，课外活动会开放吗？当学校出现病例时，家庭是否需要隔离两个星期？如果病例继续上升，学校是否会再次关闭？

对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亚历克西斯·洛瑟来说，Delta感觉是把疫情无限延长了，作为一个单亲母亲，洛瑟的生活很拮据，在她30多岁的时候，她上了大学，是家里第一个读了大学的人，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她在州政府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疫情发生之前，她本有机会获得期待已久的职位晋升。

但是，当学校关闭时，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工作，她目前还在上班，但晋升机会已经跟她无缘，她还减少了工作时间。现在，她所在的县被美国疾控中心认定为重大风险水平，而且在明尼苏达州博览会的大型集会后，就到开学季了，她对全日制学校是否会开学持怀疑态度。

她说：“我不知道我的生活要如何回到正轨，尤其是这些摆在面前的问题：学校如何重新开放，又打算在什么时候开放？还有变种的问题，其他人的防疫措施，让学校在开放和关闭的决定里摇摆不定。”

她表示自己已经完全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地带，她说：“我知道这很困难，我们国家在支持父母方面的基础设施非常缺乏。而且，我16年前遇到的障碍，在这次疫情中又遇到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

许多学龄前儿童的父母面临着托儿所短缺。研究显示，三分之一的托儿所从未再开放过，那些关闭的托儿曾经主要是为亚裔、拉丁裔和黑人家庭服务的。那些开业的托儿所只能以差不多70%的能力运作。他们一直在努力聘请合格的教师，保持小规模的班级来限制病毒的传播，为了支付新的卫生和清洁措施，他们不得不提高了价格。

洛杉矶的达芙妮·穆勒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科技公司的顾问，她说她几乎每周都会给幼儿园打电话，询问是否空位给她最小的孩子，她说：“我不觉得我可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任何规划，我不想接受了一份工作之后又不得不辞职。”

家长们还必须为各种干扰作出计划，比如在接触传染病后的隔离期或社区病例率上升时。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比·索普说，她孩子的托儿所去年关闭了三次，每次两个星期，而且为了清洁教室而缩短了看护时间。她的丈夫是一名律师，他的灵活性比她小得多，所以照顾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她的身上。

她说：“我没法认真地寻找工作，我不能在面试时问，‘你介意我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请两周假吗？’听到关于人们不想工作的说法是令人沮丧的，也许人们真的想要工作，他们只是目前条件不允许。”

其他家长还没有准备好将他们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送到学校。艾米·科勒夫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马里兰州格伦伯尼的一名建筑项目经理，由于线上课程对她的孩子来说十分困难，她和她的丈夫（一位软件程序员）决定让她辞职，她渴望回到工作中去，但她不能让她孩子冒感染新冠的风险。

她说：“我打算在我的孩子接种疫苗后再送他们去上学，在此之前我不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