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政治科学与传媒教授戴安娜·穆兹（Diana Mutz）于7月30日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总结了她最新研究的结果。她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带入了美国人对贸易态度看法的研究，并发现，美国人对其他族裔或群体的态度，最能够有效预测他们对待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其中观点非常发人深省。
摘要：
很少有美国人对贸易的优缺点有准确的认识。
发现反对多元文化和种族多样性，与反对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抨击中国的反贸易言论，不仅增加了白人对亚洲人普遍性的歧视，也增加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
如果美国人认为他们没有“赢得”这场全球竞争，而中国正在取得优势，那么他们喊冤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一再被告知，他们是最好的，他们应该获胜。
但特朗普一当选，且早在任何贸易政策发生变化之前，共和党人对贸易的支持就激增了两位数。
共和党人只支持那些他们认为能给美国带来优势，并同时对贸易伙伴不利的贸易协定。他们认为贸易是支配外国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概念正好符合零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将拜登和特朗普区分开来。虽然拜登上任后推翻了前任的大量政策，但他保留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煽动美国沙文主义的火焰，不止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也会使国内的种族局势更加紧张。
普通美国人思考贸易的方式，与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非常不同。大多数人对贸易如何影响他们个人没有准确的认识，如果他们能从中获益，他们也不会马上支持贸易，而即使他们受到了损害，他们也不一定就会反对贸易。
相反，美国人的观点，是由贸易对美国整体的影响、他们对贸易伙伴国和美国当权政党的感受，以及他们对美国边界以外世界的总体看法决定的。
简单地说，大多数美国人对贸易的看法是植根于人类互动的心理。
他们对那些被认为与自己不同的人和国家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意见。基本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他们是否相信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或者他们是否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看起来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
出于这个原因，种族偏见被证明是反对贸易的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这并不令人惊讶。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之后，学者和政治家们声称，特朗普的胜利代表着对全球化的“反击”的开始。这种观点也渗透到了公众心中。我的研究表明，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对国际贸易的支持度越来越低。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国际贸易的支持都在增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结果是一种奇怪的情况，许多决策者继续公开否定和贬低国际贸易，即使公众衷心拥护它。
“美国第一”，而不是我第一
自我利益对他们的贸易偏好影响不大，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不关心贸易的经济影响。
美国人非常关心他们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受到贸易的影响，他们将华盛顿的政策决定与他们认为的这些政策对国家后果联系起来，他们很难将个人的经济经历政治化，特别是在国际贸易这样复杂的问题上。
很少有美国人对贸易的优缺点有准确的认识。
媒体很可能造成了这种情况，报道往往集中在因贸易而失去工作的令人同情的个人身上，而不是全球化为美国人带来的复杂的受益方式。2013年，大约一半的美国人赞同这种观点，贸易减少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增加了海外的工作机会。这表明了对贸易的零和思维方式，在这种思路下，贸易将世界上有限数量的工作岗位从一个国家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国家。
如果美国人对自己或美国经济的得失不甚了解，他们如何形成对贸易的看法？
与一个国家进行贸易的意愿，如同与他人交往一样，取决于信任。而信任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感知相似性的影响：即一个国家与美国越相似，无论是在宗教、语言、生活水平、政府形式还是文化方面，美国人对其作为潜在贸易伙伴的评价就越积极。
对于美国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与某个国家进行贸易，人们最常见的解释是，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能够（或不能）被信任。
政治经济学学者倾向于回避人类基本心理学会影响对国际商业的态度的想法。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是否支持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与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决定相类似，他们往往希望保证贸易伙伴国是诚实的，在价值观上是志同道合的。
不幸的是，这种推理在国际贸易中导致了许多与人际关系中相同的问题。美国人不太可能愿意与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或国家交往。他们不信任那些看起来像“外国”来的人，无论是字面上还是约定俗成上的意义。由于缺乏信任，人们可能放弃潜在的有利经济机会。
许多美国人认为贸易的好处是外交而不是经济。他们强调贸易对于维持联盟的重要性。在人际关系中，人们有时参与贸易，例如从同事的女儿那里购买女童军饼干，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这些饼干，而是为了表示友好和支持。
同样，两个政党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大量美国人都认为，国际贸易是有益的，因为它加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他们认识到，这些关系在以后的时间点上可能会派上用场。
美国堡垒
2005年，英国民调专家史蒂芬·莎士比亚（Stephan Shakespeare）在谈到全球化时，将人们定性为“吊桥关上式”或“吊桥放下式”类型。他写道：“支持关上的人认为，如果我们把门锁上，坏事就会消失。”
这些人认为，合作这种事情只有傻子才信。他们往往不信任陌生人，尤其不信任外国人。
我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发现反对多元文化和种族多样性，与反对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美国人对属于其他种族群体的同胞的态度，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支持贸易的态度最有力的预测因素，远远超过他们认为贸易将如何影响个人经济利益。
与其他形式的相似性一样，国家之间的种族相似性促进了更大的信任。
例如，2017年的一项研究要求受访者说出美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国（正确答案是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以白人为主国家的美国白人，对贸易表示了更多的支持。没有说出中国的美国人，更支持贸易，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三国中与美国最不相似的；没有说出与美国最相似的加拿大的美国人，则对贸易更有敌意。
同样的零和思维导致吊桥关上式的人，相信少数民族的进步是以白人为代价的，这导致他们对贸易采取竞争性的框架。如果贸易使“他们”（即对方）受益，那么它肯定对“我们”不利。
我通过实验研究证明，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抨击中国的反贸易言论，不仅增加了白人对亚洲人普遍性的歧视，也增加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对外国群体的负面态度使人们对贸易更有敌意，而对贸易的抨击会引发对这些群体的更多敌意。
另一方面，莎士比亚认为吊桥下降式的人：“认为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美…只要我们都能张开双臂，互相拥抱。”
这些人仿佛是老式可口可乐广告中的人物，这广告的主角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多文化合唱团，他们唱着：“我想教世界以完美的和谐歌唱。”
当然，这种描述过于简单，而且肯定很老套。但对国际合作会产生互利的信念，是美国人支持贸易的一个核心原因。
这两种世界观的区别，可以归结为美国人是将贸易视为一种竞争还是一种合作形式。对于支持关上拉桥的人来说，贸易是一种竞争：他们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这些人的观点取决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同时，支持放下吊桥的人认为贸易是一种合作形式，并将其视为与其他国家保持潜在的有益友谊的一种手段。
适者生存
美国倾向于鼓励竞争性的贸易框架。经济学家保罗·鲁宾(Paul Rubin)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感叹道，美国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提到竞争的次数是合作的八倍。
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贸易是一场达尔文式的斗争，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这并不奇怪。而由于全球化，许多人不再认为自己是这场竞争的必胜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美国人抱怨贸易的“不公平”，这种担忧不再是指对海外劳工的不公平待遇，或贸易对美国工人的不平等分配后果。
相反，普通美国人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游戏规则本身被操纵的担忧，因此他们的国家可能会在这场国际竞争中“输掉”，而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
政治家们助长了这种误解。最近的一份民主党纲领指出：“如果竞争环境是公平的，美国人将能够与地球上的任何国家竞争”。共和党的纲领同样建议，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美国工人“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超越竞争对手”。
因此，如果美国人认为他们没有“赢得”这场全球竞争，而中国正在取得优势，那么他们喊冤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一再被告知，他们是最好的，他们应该获胜。
在2016年大选前，特朗普鼓励美国人相信，其他国家通过贸易占了他们的便宜。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认为他们应该有机会扳平比分，他们的观点超越了纯粹的自我利益，而是期望报复。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曾随机抽样询问美国人，请他们解释为什么支持或反对国际贸易。正如一位受访者在这些讨论中所说：“美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多”。其他人则担心，贸易会危及他们国家的自主权。
一个人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有一天我们都会为中国人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贸易本质上是大国竞争中的另一种武器。
然而，当经济学家提到贸易的赢家和输家时，他们的意思完全不同。他们描述的是贸易对一个国家内以进口和出口为导向的工作路线的不同经济影响。在美国，出口产品的企业和行业通常从贸易中受益，但不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特定行业可能会倒闭。
相反，当广大公众想到赢家和输家时，他们更有可能想到涉及美国和一个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国际贸易和奥运会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让美国再次成为贸易大国
也许对理解贸易偏好最有用的概念，来自于对心理学家所谓的“群体内—群体外动态”的研究。特朗普当选后发生的对贸易支持的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些动态。在2016年大选前的这段时间，当民主党人还是总统时，共和党人大多反对贸易，而民主党人则明显更支持。就像共和党选民担心外国人非法越境一样，他们认为国际商业也会带来类似的威胁。
但特朗普一当选，且早在任何贸易政策发生变化之前，共和党人对贸易的支持就激增了两位数。到2018年，普通的共和党人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政党，并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其余时间里一直比民主党人更支持贸易。然而，自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民主党人现在是最支持贸易的政党。
这说明了美国人对贸易的态度是如何受制于“执政党”效应的。当自己的政党掌握总统职位时，贸易被认为比对手的政党掌握权力时更容易接受，即使贸易政策本身没有任何变化。
共和党人在2016年大选后对贸易更加热衷的原因不是因为贸易逆差缩减，事实上，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贸易逆差飙升到新的高度。相反，意见的转变是因为特朗普让他的追随者相信，美国现在正在赢得贸易竞争。
对共和党人来说，他们往往是吊桥关上式的，贸易支持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是否从贸易协定中受益。相反，我的研究表明，共和党人只支持那些他们认为能给美国带来优势，并同时对贸易伙伴不利的贸易协定。他们认为贸易是支配外国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概念正好符合零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民主党人更热衷于“双赢”的贸易协定，与美国受益而贸易伙伴受损的协定相比，希望两国都能受益。
可被谅解的赤字
从美国人对贸易的意见中可以得到的更广泛的教训是令人清醒的。在全美性的调查中，贸易倡导者和贸易反对者都经常详细地评论说，由于国际贸易，美国有了“债务”或“逆差”。大多数美国人交替使用这两个词。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认为它助长了我们的国债”。许多人赞同这种看法，如另一位受访者说：“债务太多了。把我们的东西卖给他们来摆脱债务。如果我们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我们把钱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许有助于减少我们国家的债务。”
由于贸易逆差在公众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应该不足为奇。此外，美国人认为逆差是一件坏事，这似乎完全符合逻辑。毕竟，当一个人在家里或企业中出现逆差（或称赤字）时，就意味着他正在亏损。
相比之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不平衡与国家的经济健康和就业机会无关。例如，逆差可以由政府支出和繁荣的经济推动，这意味着美国人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购买来自海外的东西。我们显然需要一个替代指标，向美国人传达贸易是在帮助还是伤害美国经济。
大多数美国人和政策制定者不准确地认为，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欢迎的。对公众舆论的研究并没有证实广泛持有的观点，即2016年的选举代表了美国对贸易的反弹的开始。事实上，正如我的数据以及其他数据所示，国际贸易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近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贸易的支持都在增加：到2019年，认为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利的美国人的比例，达到了自2004年开始的持续民意测量以来的历史新高。
尽管如此，公众还是会普遍地相信反对的观点。在我们2021年的调查中，认为近年来国家对贸易的支持度降低的美国人，比认为贸易支持度在提升的人数高出了两倍。虽然一些美国人确实可能只是在他们的政党执政时才暂时接受贸易，但很明显，国际贸易本身并不是这些批评者所反对的。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将拜登和特朗普区分开来。虽然拜登上任后推翻了前任的大量政策，但他保留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候选人拜登的贸易政策文件中，“美国制造”和“购买美国产品”这两个词出现了29次；一旦当选，他就签署了一项促进购买美国产品的行政命令，支持国内生产商。
现任政府甚至没有对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不歧视外国产品的理念，进行口头宣传。
这种对国际贸易的说辞框架，注定会给拜登政府带来问题。它将要求政府宣传美国人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观点，以维持大众的支持。然而，这个理由并不涉及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赞成贸易协定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种协定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和整个经济都有好处。
我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对贸易的支持程度，可以通过强调基本的人类相似性和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来提高，暗示贸易可以使个人腰缠万贯的论点并不奏效。
我的研究还表明，美国人对贸易的看法和他们对美国国内其他群体的态度是相互交织的。那些迎合贸易反对派的美国官员正在让美国更难以参与进全球经济，并损害了维持一个多元化国家所需的群体间态度。
煽动美国沙文主义的火焰，不止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也会使国内的种族局势更加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