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7月27日报道了中国政府近期对一些本地科技巨头进行的一系列打压，并表示在多年来任该行业其自由发展后，政府现在想提醒其科技行业“它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在开曼群岛一个海滨购物中心的四楼，离游客云集的潜水商店和牙买加烟熏鸡小店不远，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叫车公司滴滴全球的海外总部。再过几道门是互联网公司百度和美团；阿里巴巴集团的注册地址是这条街上的一个邮政信箱，就在辛格餐馆对面。
这个加勒比海上的落脚点，实际上只是租用的邮寄地址，虽然没有运营价值，但却让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更容易吸引欧美投资者。他们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阳光象征。中国容忍这种自由资本主义，是为了让中国本土巨头与美国同类企业竞争。
滴滴出现在这里，是其6月3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所的必要条件。中国公司看到了进入美国市场的多重好处。2017年，滴滴在加州开设了一个研究园区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维滔滔不绝地谈到该公司的“新家”：“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技公司并肩作战”。他们一起踏上了一段“伟大的旅程”。
但去年10月，这一旅程开始偏离轨道。当时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亿万富翁之一马云抨击中国监管机构遏制创新，政府随即作出回应，粉碎了马云让阿里巴巴的子公司蚂蚁集团上市的计划，并对阿里巴巴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马云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财富缩水了，人们开始对中国政府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广泛的调整产生了议论。
7月2日，轮到滴滴了。就在几天前，该公司在美国进行了44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监管机构下令对其进行安全审查，然后要求移动商店下架滴滴的应用。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驻新加坡的战略与国际商务高级客座教授迈克尔•威特说：“因为你是一家非常成功的科技公司，并不意味着你就凌驾于政府之上。蚂蚁集团和马云去年就发现了这一点，滴滴没有收到这一信息令人惊讶。”
本月晚些时候，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针对在线教育行业的全面监管框架，称该行业“被资本劫持”，随后又表示，在线餐饮平台必须确保送餐员的收入至少达到当地最低收入水平。
外卖巨头美团的股价因此大幅下挫，该公司本已因涉嫌垄断行为而面临调查。在近几个月的独立声明中，阿里巴巴、滴滴和美团表示，它们将与有关部门合作，努力加强合规体系。
政府的打压标志着一个更严厉监管的新时代的到来，企业将无法通过在开曼群岛注册或在加州招聘来逃避监管。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似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它们正在努力应对私营科技公司积聚的庞大力量。
对中国科技行业内外的一些人来说，这种威权主义色彩是一种风险，其他人认为，中国有机会在与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总部位于上海的风险投资公司戈壁创投(Gobi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曹嘉泰表示：“中国实际上正在带头为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设定一些界限。人们没有看到更大的格局。他们正在尝试一种新的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在模仿硅谷的创新方式。在西方资本和像埃隆·马斯克那样的一代企业家（许多人在海外接受教育）的推动下，中国有了本土版的Ebay和亚马逊（阿里巴巴）、AOL和Facebook（腾讯）以及谷歌（百度）的成功，而政府对他们的行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他们免受美国竞争对手的影响。
起初，中国公司复制了在中国没有的，或不是为中国定制的服务，但它们早已不再仅仅是硅谷公司的模仿者，现在经常在全球竞争中超过对手。
所谓的超级应用程序，包括腾讯的微信和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可以处理从快递、食品配送到支付水电费的一切事务，在美国没有任何同类应用。
近期，苹果、Facebook和Snapchat正在竞相模仿微信和支付宝，以及其他中国应用程序的功能，而不是反过来。
就像在美国一样，不受约束的增长导致了越来越强大的科技公司和首席执行官，他们独立运作，令人惊讶，并不害怕发挥他们的力量。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定期迫使较小的竞争对手与他们的平台整合，或迫使他们出售。
马云和其他科技大佬成为文化摇滚明星。他甚至开始在喧闹的阿里巴巴活动中穿得像个摇滚明星，戴着莫希干假发，穿着皮夹克拿着吉他，并开始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一些人认为，对阿里巴巴和滴滴的打击，以及对其他几十家科技公司的行动，早就应该进行了。曾在2000年前后负责谷歌中国移动战略、现为北京社交媒体创业公司亚洲创新集团首席执行官的田行智说，这对“创新是有益的，中国的竞争将比美国更激烈”，因为小公司将从对最大竞争对手的控制政策中受益。
香港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反垄断例外论》一书的作者安吉拉·张说，这种干预将比其他地方更快地重塑中国的科技行业。
她说：“针对阿里巴巴的案件，中国反垄断机构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而美国和欧盟的监管机构要想对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下手，则需要数年时间，这些公司已经准备好奋力还击了。”
通讯《中国特色》的创始人莉莉安·李认为，这种破坏是“动态的重新平衡，重新划定边界”。她说：“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是为了摧毁科技巨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无所顾忌的发展之后，中国想提醒其科技行业“它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如果中国放弃了硅谷模式，它将用什么来取代它？业内人士认为，以后以创始人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模式将减少，而更加以国家为中心。
美国的反垄断行动通常侧重于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但中国的打击行动最终是为了保护政府政策。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华为和中兴通讯一起占领了中国电信网络市场，迄今为止都没有成为目标，可能是因为它们与政府官员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她说：“与中国的领导层完全一致是在中国经营的必要条件。”
中国政府列出了希望优先发展的领域，包括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中国领导人称，科技产业所收集的数据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利用这些数据。根据2015年的一项命令，从贵阳到上海，许多城市都建立了数据交换系统，为企业间匿名信息的转移提供便利。这可能产生了一个国有化的数据共享系统，作为一种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将大量的数据送到政府的手中。
这种方法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对创新产生寒蝉效应。正如一位中国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所说，这种新的中国科技模式将“有助于抑制一些过度创新的想法”。
尽管这意味着认可，但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对创新的一种可怕的限制。数据控制权之争还可能威胁到开曼群岛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桥梁的地位。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商业的教授威廉·科比指出，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了一项法案，威胁将那些不提交审计文件的中国公司的股票摘牌，但这可能会暴露中国希望保留的数据。
中国已经表示，将加大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难度，限制它们在亚洲以外地区的增长和融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双输的命题，”科比说。
如果打击行动加大了中国大型企业扩张的难度，受益者可能是美国科技巨头。美国监管的前景仍不明朗，硅谷的主导企业可能继续收购未来的竞争对手，在全球范围内胜出。当然，如果他们这样做的方式是扼杀可能发展成为竞争对手的初创企业，那么美国最终可能会因为谷歌或Facebook认为这些创新具有威胁性，而失去有用的创新。
中国打压科技企业的代价也由未来的商业领袖承担。在多年仰视滴滴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之后，他们现在必须弄清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初创企业创始人表示，科技公司在推出风险更大的产品时可能会更加谨慎，在行动上更尊重政府的政策，并可能试图避免发展得过于庞大，以免引起政府不必要的关注。
然而，另一位在中国经营多年的企业家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这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说：“没有人会说，‘哦，也许我不应该做得太大，因为那样我就有被政府关闭的风险。如果我这能达到了那个程度，企业大到要被政府关闭，那是很了不起的。这意味着我赢了。这意味着我是下一个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