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吉尔, 丽贝卡·彼得斯和拜福德·曾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在环境问题上，目前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首先，改善环境问题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是想以环境问题为筹码换取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对中国采取激进的对抗态度。二来，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对环境破坏所需承担的责任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美国应该以身作则，而不应该把精力花在指责别国上。

对此，安德鲁·艾利克森和加布里埃尔·柯林斯作出回应，认为为了环境问题对中国采取无底线的妥协态度也不可取，公平、健康的竞争关系才是迫使中国做出转变的最佳方案。(加美编译，不代表平台观点。）

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的气候问题领导人峰会上，都作出了重要承诺。

拜登承诺，美国将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碳排放，中国领导人重申了中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并表示中国将在2030年开始削减燃煤发电量，这可不是一个小目标。

在11月格拉斯哥举行重要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之前，这两个最大碳污染国（共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领导人发表的这些积极声明令人鼓舞。

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即使面对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需要进行全球协作，它需要的正是特朗普政府拒绝的那种国际领导力和向心力。迄今为止，拜登政府一直试图制定一条与前任不同的路线，强调气候外交和谈判的重要性。

但美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认为，在气候变化方面与中国合作是愚蠢的。他们认为，华盛顿不应该相信，中国会为了减排而牺牲它的经济和政治野心。

安德鲁·埃里克森和加布里埃尔·柯林斯在《外交》上曾发表文章（《与中国竞争可以拯救地球》一文，2021年5月/6月期刊），称中国的气候承诺不过是空话，他们写道：“真正的脱碳化仍然遥远，中国领导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夸夸其谈只是一枚烟雾弹，掩盖着其他的议程。”

据说，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是为了获取“其他领域的让步”，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屈从”，这是中国真正议程的部分内容，埃里克森和柯林斯认为，与中国合作的想法是愚蠢的，相反，美国应该与中国竞争，只有更激进的立场才能改变中国：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球碳边境税体系，才能迫使中国认真削减碳排放量。

中国确实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对碳密集型产业的能源依赖。但以对抗为主的气候政策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放弃外交手段只会使中国政府更加顽固，无法支持中国内部的进步行为者，并进一步挑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放弃与中国竞争，美国官员将错失一个迎接本世纪的挑战、展示领导力的难得机会。

拯救环境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

埃里克森和柯林斯观点的前提是，中国把气候变化外交作为追求其他目标的筹码，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这样的言论一直存在，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气候行动实际上是以赢得其他国家的对等让步为前提的。

自拜登上任以来，政府继续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活动，重申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因中国在新疆的行动而加大对中国的制裁。这些行动都没有阻止中国同意与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4月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国和美国宣布在气候问题上“致力于相互合作”，以促进格拉斯哥峰会的成功举行。

这一声明表明，气候外交可以推动中国以更强烈的措辞表达对环境的承诺，这项声明将化石燃料称为“碳密集型”，将气候变化称为“危机”，这是中国官方文件中以前没有使用过的描述。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依然像以往一样不稳定，此前欧盟就中国对待新疆的问题与中国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争吵在3月达到高潮，欧盟对中国实施了新的制裁，这给欧盟和美国在2020年12月达成的投资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存在这些紧张关系，中国领导人在4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视频峰会上表示，中国将接受重要的国际协议，逐步减少生产使气候变暖的制冷剂。

中国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气候行动的承诺也符合它自身的利益。自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机构已经公布了国家气候变化评估，他们认识到这个国家在全球变暖后果面前的脆弱性。

中国的主要经济中心暴露在变化的海岸线和上升的海平面之下。用于灌溉的降雨量不稳定，农业害虫数量激增，夏季更加炎热，生长季节提前并缩短，这些都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这是一个核心政治问题。

此外，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气候行动与国内的经济优先事项相一致。向绿色经济过渡可以使中国成为清洁技术的行业领导者，使经济从低成本生产转向创新，并帮助清除在许多城市引起动荡的窒息性空气污染。

中国政府在将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摆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核心位置，并明确了这些要求，这项计划是一项提升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战略，特朗普政府认为它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

这些由政府主导的举措帮助启动了中国的绿色科技行业。目前，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一直超额完成可再生能源部署的目标。

当然，中国不仅应该发展绿色经济，还应削减“棕色”经济，它确实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减少燃煤发电，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应该包括更坚定的脱碳承诺。

但世界大国无法通过在气候问题上的直接对抗来赢得这一承诺。在过去的谈判中，敌意的作用已经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最明显的是在2009年由联合国主导的哥本哈根会谈中，对外交协议的误读导致了灾难性的崩溃。包括东道主丹麦在内西方国家认为，他们可以推动中国在最后一刻谈判达成协议，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并导致了多年的相互责难。

中国正在做出改变

正如埃里克森和柯林斯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由许多相互竞争的机构组成的零散系统。要扭转高碳增长的局面，需要推动中央和地方各级强大的游说团体。例如，今年1月，国家能源局负责起草有关能源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因为它未能使煤电部门符合国家要求，而受到了中央环境监察机构的谴责。

中国最近还对污染性行业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今年3月，唐山市政府称，如果钢铁制造商继续违反环境法规，将迫使他们减产（至多）50%。中国官员对内蒙古的铝冶炼也进行了限制，并将工厂搬迁到拥有更多可再生能源资源进行发电的地区。

中央政府即将为能源行业推出一项全国性的排放计划，这项计划将奖励那些效率高、碳排放少的能源生产企业。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最近收紧了对“绿色债务”的定义，这是为支持环境友好型企业而发行的债券，以降低所谓的“漂绿”风险，即污染性行业将自己粉饰成“绿色”行业。他们还在与欧盟合作，建立一个共同的全球可持续金融目录，以促进国际资本流入绿色技术。

怀疑论者认为对中国的支持是一种天真、甚至是姑息妥协的做法，无论是支持环保倾向的派别，还是支持希望推翻目前高碳企业的新行业。但另一种选择，即对中国采取战斗的态度，将气候问题作为外交政策问题来权衡，会使气候问题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变化的影响。

美国并没有按承诺支持南半球

气候变化在外交政策的问题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历史责任的分担可以被量化。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业化主要由化石燃料驱动，如今，使地球变暖的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发达国家排放的比例比发展中国家要大。仅美国和欧洲就产生了自1850年以来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的近一半，中国和印度分别只占同期排放量的12%和3%。

在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和最容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富裕国家的封锁造成的需求冲击，打击了许多依赖商品出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对许多贫困国家来说，这场疫情既是一场健康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和债务危机。

他们的困境可以为更清洁、更绿色的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一个契机，因为经济模式已经被疫情改变。他们可以通过投资清洁能源、农业和运输部门，并优先考虑低碳、有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来实现全球环境目标。

然而，富国没有实现2015年的承诺，即每年调动1000亿美元来支持南半球的气候行动。这意味着，对于那些要求采取更多气候行动和公共资金支持的国家，美国没有什么道德立场拒绝他们。

除非美国能够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支援，否则中国可以凭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把自己塑造成发展中世界的捍卫者，即西方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全球减排负担的概念，而不是支持更雄心勃勃的脱碳行动。

值得称赞的是，埃里克森和柯林斯没有将中国的行为作为美国不作为的借口，而是主张“气候竞争”。但他们建议中最实质性的部分，即碳边境税，很难实现，因为这对美国伙伴的伤害可能比对中国的伤害更大。他们建议，“如果进口货物来自没有碳定价或碳定价较低的地方，则根据评估的碳足迹征税”，这可能是改变气候的一个工具，但它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在实践中，碳边境税将针对少数排放密集型商品，欧盟提议的碳边境调整机制，预计要到2023年才会实施，并且只涵盖能源密集型行业，比如钢铁、化学品和水泥等。要确定消费产品的碳足迹，如电子产品或汽车这样多个部件组成、供应链很长的产品，要困难得多。

欧盟的建议促成了关于“碳俱乐部”的讨论，“碳俱乐部”是征收碳边境税的国家组成的团体，但这将适得其反，使本已经缺乏信任的国际气候谈判进一步恶化。

埃里克森和柯林斯声称，碳边境税将“把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对钢铁征收边境税可能会将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但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带回来的。巴西占美国钢铁进口量的18%，而且巴西没有碳定价机制。

中国的钢铁占美国钢铁进口的2%，而且中国已经对能源部门实施了碳价，尽管目前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美国碳边境调整税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在联邦层面对碳排放进行定价，其形式可以是税收或排放许可系统，但是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美国不太可能通过这两项提案。

美国应承担责任

美国应该以身作则，而不是将中国的气候承诺视为不真诚的或指责中国不作为。竞争是可取的，且不应与保护主义相混淆。对清洁、绿色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进行更大的公共投资当然是有必要的，但美国官员也必须记住团结的紧迫性，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话说，履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承诺将使美国能够“从优势地位”与中国交涉。

由美国领导的、动员七国集团国家履行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承诺的努力，将使美国及其盟友能够以这种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对于联合国气候公约的未来，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在签署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五年后，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低1.5摄氏度的目标看起来越来越难实现。

拜登在4月峰会的闭幕词中问道：“你们能想到（比拯救环境更好的）办法在21世纪中叶之前创造这么多的好工作，做这么多的贡献？” 为了引领全球向碳中和过渡，美国需要在开发新的绿色技术和创造新的市场方面推动一场竞赛。跟中国争吵是达不到这个目的。

回应：一味地妥协也不可取

山姆·吉尔, 丽贝卡·彼得斯和拜福德·曾对中美气候合作提出了理想主义的劝告。然而，他们忽略的是，中国对地缘政治杠杆的追求压倒了它对气候的关注。4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承认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不能在与台湾、新疆和香港有关的问题上反复挑战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时期望中国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与它合作。”

王毅要求西方国家率先做出让步，而自己只表示保留未来减排的可能性，这是在利用外国的天真，而这种天真是大量存在的。7月8日，48个进步团体致函白宫和国会，呼吁美国将气候合作置于中国自身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之上。

那些倾向于向中国屈服的人应该先算一算煤炭排放这笔账。尽管中国的高级官员大谈绿色能源和气候外交，但他们在国内却锁定了在2045-60年，达到1000亿公吨的额外燃煤的计划。这种矛盾凸显了中国的最大利益：国内政治生存，取决于保持工业增长的引擎。而这又需要全球煤炭总用量的很大一部分，接近2020年的55%。

中国目前的煤炭使用量每年超过40亿公吨，这预示着未来气候问题将十分严峻。根据研究公司Rhodium Group的数据，中国在《京都议定书》中涵盖的六种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二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

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全球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期间，其排放量实际上有所上升的工业大国，因为政府依靠大量的煤来推动工业复苏。

政府迅速利用煤炭来提高经济产出，但在减少对煤炭的依赖方面的行动却慢得多，特别是在未来几年增长放缓或不景气的情况下。

在国际上，中国试图诱使美国和欧盟成为积极去碳化的试验品，鼓励它们单方面减排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打击。在国内，中国领导人面临着能源系统转型的巨大成本，这个能源系统的规模比美国大50%。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我们估计，如果用核能取代中国10%的燃煤电厂，将需要三倍于中国计划在2026年前投入使用的核电能力。用可再生能源取代10%的煤炭，则需要中国安装的风力发电机容量几乎是其迄今为止累积的发电量，或者是已建成的太阳能发电量的1.5倍以上。只有真正的利害关系才能使中国政府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吉尔、彼得斯和拜福德·曾似乎相信了中国的话，相信与中国领导人就气候问题进行谈判是可行的。但是，当外国支持者与中国的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前期的让步和时间都会变成白费，而关键的气候问题可能被推上不归路。

气候变化的真正进展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计算方式，改变其权力所依赖的经济底线。气候竞争，特别是威胁性的碳税，是唯一足以激励中国及时转型的阿基米德杠杆。

气候竞争将减少中国利用地缘政治的空间，并为被排挤的改革者赋权。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为美国称为一个长期可靠的气候领导者提供必要的两党支持。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但吉尔、彼得斯和拜福德·曾所倡导的合作是一种幻想，竞争才能为保护子孙后代的大气和海洋提供最可行的方案。

作者介绍：山姆·吉尔（Sam Geall）是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的代理首席执行官，也是查塔姆研究所（一个伦敦的非营利非政府的智库组织）的副研究员。

丽贝卡·彼得斯（Rebecca Peters）是利兰基金会马歇尔学者协会在查塔姆研究所的跨大西洋学院研究员。

拜福德·曾（Byford Tsang）是智囊团E3G的高级政策顾问。

安德鲁·艾利克森（Andrew Erickson）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的战略学教授，哈佛大学费尔班克中国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

加布里埃尔·柯林斯（Gabriel Collins）是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能源和环境监管事务的研究员，也是牛津能源研究所的高级访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