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东大学的法学教授玛格丽特·路易斯（Margaret K. Lewis）于7月22日在《外交政策》发表评论，她认为美国司法部的“中国倡议”项目不仅不公平的针对了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使人们对司法部的公正性有所怀疑，这项倡议更有可能影响美国吸引科研人才的能力，对美国的未来创新能力造成打击。

美国司法部的“中国倡议”，是一项近三年前开始的所谓旨在打击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的计划，然而对一名研究人员的首次审判于6月以陪审团的僵局结束。

在联邦调查局对潜在间谍活动的调查失败后，转而以欺诈和虚假陈述的罪名起诉了学者胡安明。与其他几个涉及中国倡议下的华裔研究人员的案件一样，美国当局的行为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职权范围。

在我们等待司法部在7月30日之前决定是否提出重审的时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已经敦促对有关联邦调查局不当行为的报告进行调查。

司法部不应继续下去，而应撤销对胡安明的指控，胡安明是在中国出生后入籍加拿大的，于2013年加入田纳西大学的教师队伍。

司法部还应该结束整体的“中国倡议”，减少对华裔研究人员的审查，并能反过来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起了“中国倡议”，以瓦解和阻止所谓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以一个特定国家的名字，命名司法部的大规模行动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倡议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强调“非传统收集者”，即不符合典型间谍特征的教授、科学家和学生，司法部认为他们可能通过盗窃知识产权，或通过不披露与中国某些机构的关系，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推进中国的创新。

明确地说，肯定存在有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司法部在发起这个倡议的头两年里，起诉了五起与中国有关的经济间谍案，以及涉及虚假陈述和欺诈的案件。据司法部称，在5月，一个 “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研究人员”郑宋国，在携带几个U盘和两台笔记本电脑登上前往中国的包机时被逮捕，然后承认在联邦拨款申请中撒谎，被判处37个月监禁。

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根据中国倡议进行的数千次调查，并没有发现研究人员中普遍存在知识产权盗窃行为。

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罗里·特鲁克斯解释说，2019年至2020年间，执法机构花了20个月，根据中国倡议所进行的调查针对了10所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但其中只有三个涉及间谍、盗窃或转让知识产权的证据，“鉴于美国大学研究生或以上级别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力约有10.7万名中国公民，目前（司法部）的指控意味着这一人群的犯罪率为0.0000934，不到1/10000。”

当对学者提出指控时，一般都是源于虚假陈述或欺诈，就像胡安明的案件中那样。即使没有特殊的加重因素，这些罪行可能被判处的刑罚也是很严厉的：电信欺诈最高可判处20年，虚假陈述最高可判处5年，资助欺诈最高可判处10年。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刑罚往往（尽管并非总是）与被指控的行为严重不相称。例如，郑某“承认他在申请中撒谎，以便利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供的约410万美元的资助，发展中国在风湿病学和免疫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再加上他在逃往中国时被捕，表明如果该案没有通过认罪协议解决，政府很可能已进行了远超 “虚假陈述 “的起诉。

相比之下，在联邦调查局特工于2018年4月首次与胡安明面谈后，他仍继续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生活和工作，直到2020年2月他因基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两项拨款的指控而被捕。

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报道，：“证词显示，大学员工在并没有很明确的信息具体披露政策，并在向胡先生解释所需的文书工作以及什么构成利益冲突时遇到了困难”，。甚至连美国总统拜登的科学顾问埃里克·兰德尔（Eric Lander）也承认，各种复杂的要求意味着“很难弄清楚你应该披露什么”。

上周，司法部撤销了针对克利夫兰诊所研究员王擎的案件。王擎是一名归化的美国公民，他的工作基于联邦拨款，政府没有解释为什么改变了立场，因为联邦调查局之前声称，“王博士故意不披露他的中国资助款项和外国职位，甚至运用了常见的欺诈模式，以避免刑事罪责”。

除了质疑严厉的刑事处罚是否适用中国倡议下的关于披露的案件外，人们还对许多被调查和指控的人所拥有的共同特征表示担忧。联邦调查局仍没有指出或公布任何记录，尽管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组织已经基于《信息自由法》提出了要求。司法部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在调查犯罪活动，至于如此多的调查对象是华裔或有中国国籍，只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因为他们是谁。

这种保证，以及政府声明中提到大多数中国学生和学者并不构成威胁，依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倡议”的名义下加强调查，同时断断续续地告诉中国国籍和/或族裔的人：这种行动并不真正针对他们，与他们今天在美国的经历相矛盾。在胡安明的案例中，这也导致他被置于压力之下，被迫充当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这是一种压力很大的胁迫形式，特别是对于那些仍然面临美国移民系统审查的人来说。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承认，“种族主义是个美国问题”，拜登也申明，政府“有责任防止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不宽容”。

但是，将这种案件作为所谓的中国威胁的一部分，用“中国偷走了什么”的语言将其混为一谈，这形成了一种仇外的生存威胁，而不是侧重于对潜在的刑事责任进行个案化的判断。

例如，在1月宣布对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指控时，当时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默斯说：“中国不能自己开发的东西，因此它通过别人非法获取。这是为促进中国的非法利益而进行代理行为的又一个例子。” 

一位联邦检察官在对入籍的美国公民、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提出欺诈指控时断言：“申诉中的指控意味着这不仅仅是出于贪婪，而是对中国的忠诚。”

以 “中国倡议”之名提出的这种负面描述，至少破坏了《司法手册》的精神，其中规定检察官“不应受到”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血统的影响。即使政府保证不存在对某些群体的刻意关注，“影响”这个词也应不限于明确的偏见，去包含隐性偏见，这会影响执法。因为正如加兰所解释的，“每个人都有偏见”。影响中国倡议的国家安全框架，淡化了无意识的偏见会如何影响决策。例如，美国律师协会已经收集了关于检察官的固有态度，如何影响行为并可能扭曲司法的资源。

解决偏见问题不仅对维护民权很重要，而且对促进经济发展也很重要。胡安明的错误审判发生在参议院向众议院提交大规模的《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之后，这项法案将授权500多亿美元来加强科学和创新，同时加强研究的安全性。众议院选择将这个庞大法案分解成单独的法案，其中两项法案于6月底通过，用以增加对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资助。

无论立法的最终形式如何，其总体目标是应对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挑战。然而，“中国倡议”却威胁着美国议员们试图保护的创新。对安全问题提高警惕的合理愿望已经矫枉过正，对美国保留和吸引研究人才的能力造成了寒蝉效应，减弱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6月30日，一个题为“美籍华人怎么做研究”的国会圆桌会议，指出了种族定性和一种新型的美国人才流失的可能性。

拜登政府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应对来自一个近乎同行的竞争对手的大规模和真正的间谍活动的挑战。但是，它更应该以一种既能维护美国不歧视的价值观，又能使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科技领域领导者的最佳方式来应对。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采用一个不偏向任何特定国家的框架，不特别关注与中国有联系的人（部分原因是与中国以外的国家有联系的人也会窃取技术），并深化与科学界的外联工作，并修订资助报告程序等其他研究安全措施。

加强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通过克制目前过度的执法行为，并重申美国欢迎最好和最聪明的头脑的承诺，美国可以重新获得被中国倡议侵蚀的创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