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dson Lockett 和 Tabby Kinder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滴滴事件之后，原来计划赴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纷纷暂停了计划，港交所转而成为了这些公司的第一选择，然而专业人士表示，香港严格的上市规则（如最低盈利要求），意味着许多公司很难在香港上市。

中国政府制定的新网络安全规则，暂停了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赴纽约上市的计划，在那之后，全球投资银行正竞相将中国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转向香港。

Dealogic的数据显示，大约有20家中国公司公开披露，计划今年在纽约发行股票，筹资14亿美元。但那是在中国监管机构对滴滴出行展开调查之前，这家中国叫车集团不久前在纽约上市，筹得44亿美元，在那之后不过几天，这家公司接受中国相关机构调查的消息，使股价比IPO定价下跌了20%。

中国监管机构的干预，使得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进一步受到质疑，并引发了一场重新调整交易的争夺战。对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银行来说，为中国公司的IPO提供咨询一直是利润丰厚的业务，今年上半年产生的佣金收入达到了4.6亿美元。

香港的一位资深资本市场银行家说：“们正在和所有人谈这件事，所有计划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都在考虑是否能将重心转向香港。”

这位银行家表示，香港严格的上市规则（如最低盈利要求），意味着许多公司很难在香港出售股票。他说：“如果你想在今年达成协议，在最好的情况下，你也会被推迟到2022年，在最坏的情况下，你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今年上半年，34家中国公司在纽约的IPO中筹集了124亿美元，无论是公司数量还是筹资的资金，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即使在美中紧张局势恶化的情况下，也帮助支撑了美国银行的费用收入。目前在纽约交易的股票价值已经超过了2万亿美金。

银行家和律师们说，香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中国对这个金融中心的控制，意味着它将较少受到外国公司在纽约上市的新规定的影响。

滴滴出行海外上市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是中国打击的核心问题。北京的高级官员随后呼吁建立一个新的监管制度，以监督海外IPO，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提出规则，禁止用户超过100万的公司在没有安全审查和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在海外上市。

两位在香港的华尔街银行家说，业务中含有大量数据的公司，也是希望尽快把上市转移到香港的公司，一位银行家说：“没有数据方面的担忧的公司，会等到事情平静下来再看，问题是（想尽快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一个。”

长期以来，中国科技集团更青睐于在纽约上市，因为跟香港比起来，纽约的市场更有深度，流动性更强，上市也更容易。香港的公司要经过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审核，此外，选择在纽约上市，银行家们得到的佣金也更高，他们在美国发行股票可以得到筹集资金5%至7%的佣金，而在香港则为2%左右。

投资银行华兴资本的研究主管布鲁斯·庞表示，在十几个中国监管机构敲定监管制度细节之前，中国企业在纽约上市将持续受到影响，在那之后，希望在国外上市的公司可能仍然需要数月时间才能获得批准。

布鲁斯·庞补充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对上市的需求十分迫切。他说：“如果他们不能等待，香港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规则的最大受益者是香港交易所，它的股价本月已跃升14%。

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今年任命了第一位非中国籍的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阿古津（Nicolas Aguzin），他是出生在阿根廷的前摩根大通银行家。

阿古津的任务是保持港交所对中国大陆企业的吸引力，这些企业占港交所股本的80%以上，同时提升港交所对外国发行人的形象，自从十年前包括普拉达和新秀丽在内的一系列奢侈品牌上市以来，来自国外的发行人基本消失了。

然而，香港交易所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虽然交易所在短期内可以从被转移的IPO中获益，但 “从事态发展方向来看并不乐观”。

这位高管说：“目前，政府只是对发行人施加压力，但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对投资者也施加压力，我预测，政府和监管机构将加大资本的流动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