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在7月20日发表评论，文中认为，美国在二战后开始采取的“世界警察”式外交政策，在美国国内已经逐渐失去了支持者，不少评论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在世界各地扩大军事行动。虽然一些人认为拜登近期的一些决定似乎标志着美国在这方面的转折，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

当美国在5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时，塔利班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占领阿富汗的攻势，加剧了难民大规模流离失所和政府崩溃的危险。但拜登并没有放弃在世贸中心遇袭20年之后的9月11日之前完成撤军的计划。

他本月说：“我们去阿富汗不是为了建设国家。只有阿富汗人民才有权利和责任决定他们的未来，以及他们想如何管理他们的国家。”

这与21世纪初盛行的说法截然不同，当时布什总统宣布“结束我们世界的暴政”，已成为 “我们时代的使命”。这些年来，美国对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兴趣是如何消长的，而拜登的做法又该是怎样的呢？以下是人们的看法。

“美国世纪”的崛起

美国并不总是把自己想成“世界警察”。虽然美国在19世纪扩大了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才作为一个全球军事超级大国出现。

历史学家丹尼尔·伊默瓦尔去年在《纽约客》杂志上解释说：“1940年法国的沦陷，使美国领导人确信有必要加入这场战争。1941年，出版商亨利·卢斯更进一步，提出了‘美国世纪’，一个由美国的价值观、制度以及军事力量领导的战后全球秩序。卢斯的想法起初是有争议的，然而到了战争结束时，似乎变得不可避免。”

美国要军事霸权的部分理由是战术性的。

二战后，美国领导人开始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蔓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一份构思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写道：“在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里，现在面临着原子战争的威胁，仅仅寻求遏制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是不够的，因为国家间缺乏秩序的情况越来越不能容忍。这一事实，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使我们不得不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然而，美国的军事优势也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克林顿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说：“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昂首挺胸，比其它国家看得更远。”

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逻辑，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主导地位的“单极时刻”以及9月11日袭击事件后获得了大力支持，当时在保守派中，将国家安全与促进海外民主联系起来的说法变得越来越普遍。

2003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小布什宣称，“伊拉克民主的失败将为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壮胆，增加对美国人民的危险，并使该地区数百万人的希望破灭。伊拉克的民主将会成功，而这一成功将向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传递一个消息，自由可以成为每个国家的未来。”

也有自由派的干预措施的捍卫者。最显赫拥护者之一是萨曼莎·鲍尔，她是奥巴马总统的驻联合国大使，也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现任署长。

她在2002年出版的《来自地狱的问题》一书中说，如果美国有理由为自己帮助结束大屠杀而自豪，那么为什么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1994年造成约80万人死亡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呢？

她认为，“永不重演”的承诺使美国有义务防止世界各地的暴行，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单边武力。

在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看来，正当化美国军事霸权的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理由仍有说服力。他写道，“我每天都看到进步人士在国内捍卫妇女权利、L.G.B.T.Q.权利和种族正义，却同时在倡导一项将权力让给塔利班、哈马斯和其他海外反动势力的外交政策。如果我们要在国内打击特朗普式的专制主义，我们就必须打击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更毒辣的专制主义政权。这就意味着留在战场上”。

战后共识是如何破裂的

不管是好是坏，海外军事行动和美国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已经变得不受欢迎。

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至上主义的国家安全理由，已不再像911事件之后那样有说服力。政治学者米卡·曾科和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记者迈克尔·A·科恩在他们2019年的书《燃眉的安全》中写道，“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更自由的世界里，但这还远远不够。”

他们认为，华盛顿内部人士几十年来对外国威胁的恐惧宣传，掩盖了真正伤害美国人的东西：包括不合格的教育和医保系统、破旧的基础设施、枪支暴力、社会不平等、国会僵局和气候变化。

全球反恐战争和入侵伊拉克，也严重损害了军事干预的人道主义理由。

历史学家史蒂芬·韦尔特海姆在2010年《种族灭绝研究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在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者和像鲍尔这样的自由主义干预者，致命地低估了制止种族冲突的困难，忽视了战后国家建设的挑战。在将军事干预作为一项绝对必要的任务时，他们不计较后果如何，也不在乎公众舆论如何。这些干预主义者们为2003年入侵伊拉克铺平了道路。

政治评论员彼得·贝纳特指出，在911事件的近二十年后，美国已很难维持其独特善良的全球护卫者的形象。根据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战争已经造成80多万人死亡，3700万人流离失所，花费约6.4万亿美元。作为对比，这比使美国电网完全脱离化石燃料的估计成本多出约1.9万亿美元。

美国还持续比其他国家出口更多的武器，包括中东的六个向外干涉最严重的国家中的五个。

那么，美国应该如何改变对世界的态度？

贝纳特想到了小马丁·路德·金牧师，他在1967年反对越战的演讲中，称美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供应者”。金认为，美国不应寻求主宰世界，而应表现出对世界的“声援”。首先，通过遏制军国主义，其次，通过加入全球性行动，与“贫穷、不安全和不公正”作斗争。

拜纳特写道，在接受金的团结概念时，拜登“将认可，虽然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其他国家，但它的首要义务，特别是在恐怖的特朗普时代之后，是停止伤害。”

许多外交政策思想家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首要地位，世界就会像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写的那样，“陷入一个狗咬狗、强权至上的环境”。但韦尔特海姆并认不同。他于2019年写道，“华盛顿机构所幻想的世界是一个空洞的空间，一个权力真空、被动地等待着被领导的世界。但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准备捍卫自己自由的人们、今天，一个少了美国军国主义的世界，很可能就彻底摒弃了军国主义。”

拜登到底有多么不同？

上周，拜登拒绝了海地代理总理在前总统约韦内尔·莫伊塞被暗杀后提出的军事支持请求。一些评论家将这一决定视为美国霸权缩水的又一迹象。

马克斯·布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世界警察正式下班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惨败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在海外建设民主的胃口。拜登没有使用‘美国优先’的口号，但他与前总统特朗普一样，厌恶国家建设，希望结束‘永恒的战争’。”

然而，像社会批判家诺姆·乔姆斯基这样的人，并不觉得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他说，“简短的回答是，在国际问题上，拜登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改变传统政策。”

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新保守主义者确实不会有兴趣向海地派兵。而无论人们怎么看，从阿富汗撤军，并不能阻止美国对那里进行空袭。

乔姆斯基补充说，拜登没有解除对古巴的禁运或对伊朗的制裁，而且与特朗普 “彻底出卖巴勒斯坦人的做法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不采取无端的野蛮行为”，如取消人道主义援助。

而“在其他领域，如中国，他采取了比前任更具对抗性（且相当危险）的立场。”

5月，拜登第一次申请了他政权的军事预算：7530亿美元，比2021年的预算增加了1.7%，这已经超过了接下来13个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

据路透社报道，拜登的计划还“将数十亿美元的支出，从旧系统转移到支援建设现代化的核武库，以威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