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劳拉·恩普森（Laura Empson）于7月18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评论，她认为一些专业公司坚持让员工回办公室上班的想法已经过时，因为很多专业员工早就在疫情前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混合型工作，只是从未被承认。因此让员工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和时间才是增加公司竞争力的好机会。

取决于你的信息来源，由疫情激发的向混合工作模式的转变要么是对专业公司经营方式的根本威胁，要么是解决专业部门内部深刻问题的大好机会。

争论一头的极端是高盛，它坚持让其员工全职回到办公室。另一头极端是德勤英国，它最近宣布员工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地点和方式。许多领先的专业公司则采取了中间立场，允许员工每周在家工作两到三天。无论混合工作被认为是有益还是有害，人们的共识是，它代表了一代一遇的专业工作结构重组。

现在也该摒弃宣传辞令了。多年来，专业人士实际上一直在进行混合型工作。我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混合工作：时间、地点和沟通模式。每个维度都有一个谱系：从标准工作时间到完全可变，从办公室上班到完全远程，从面对面到完全数字化。

即使在疫情之前，在公司的办公室里与同事们一起工作的模式也不再是专业工作的标准规范。就地点而言，越来越多的工作是在客户的办公场所、在移动中和在家里进行。

就工作时间而言，过长的工作时间在专业人士中已成为普遍现象，由技术带来的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工作的自由，已演变成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工作的要求。在沟通方面，在最大的专业公司中，团队越来越多地采用虚拟工作和数字沟通方式。

因此，混合工作已经是一种常态，但它是非正式和临时的。它是每个专业人士为适应客户、同事和私人生活的竞争需求而做出的多种妥协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隐蔽”的混合工作，基本上没有得到承认。

当疫情到来时，专业人士们适应得很好。现在，公司正在对员工进行关于返回办公室的调查，并发现大多数人希望花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工作。

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通勤或希望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它反映了专业人士在办公室的生活越来越贫乏的现状。

近年来，团队变得更大、更临时，个体会在多个时区和多个团队之间异步工作。同时，许多专业人士的工作关系变得更加交易化，因为伙伴关系的管理变得更加“企业化”。

专业公司的领导人担心，混合工作会抑制合作和同事关系，但这种假设是基于一种对怀旧的幻想。在疫情之前，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计费工时的压力下，大多数专业人士不会在办公室里度过快乐的时光，享受与同事在饮水机旁的临时联谊会。

近二十年前，我研究过一家公司，那里的专业人士被禁止向自己所在楼层的同事发送电子邮件，旨在改善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隔间的问题，迫使人们面对面地交谈。

担心混合工作制会破坏合作和同事关系的文化是基于站不住脚的逻辑。各个专业公司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有些是高度合群的，但很多不是。然而，直到现在，所有的专业公司都被认为是基于办公室的。因此，同事关系和协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合署办公。

这些错误的说法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当领导者对混合工作制表示担忧时，他们实际上是担心失去控制。然而，正式采用混合工作制也有可能给领导者带来更大的控制权。

他们可以鼓励他们的专业人士放弃非正式的、“隐蔽”的混合工作方式，而制定一个更加审慎、系统性和透明的模式。这等于是认可了不同的活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以调和专业人士的客户、同事和私人生活的需求。

混合工作的最大风险来自于领导者坚持旧的信念和拼凑出他们无法全力支持的，半心半意的政策。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专业公司将比那些做得不好的公司更有竞争优势。而那些否认混合模式的人最终也会意识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