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大学的全球发展中心的中国研究博士后杰克·维尔纳（Jack Werner）在7月9日于《外交》杂志发表评论，他认为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过于强调与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把它包装成民主与专制间的博弈，但这种政策忽略了大量的贫穷民主国家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平等。他呼吁美国采取一种更包容性的外交政策以帮助贫穷的民主国家获得真正的发展。
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份的一次演讲中描绘了一个从根本上分为民主和专制的世界。他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有人认为，鉴于我们面临的所有挑战……专制是最好的出路……而有人则认为，民主对于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 拜登坚持认为，他的内政和外交议程都会使美国处于赢得这场划时代冲突的最佳位置。
但是，这种对专制与民主之间冲突的执着，掩盖了地缘政治中更深层次的分歧。美国宣称自己是世界民主国家的领导，但实际上它在许多最重要的全球问题上与大多数民主国家对立。从新冠疫情到全球贸易规则，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发展，美国正在积极妨碍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优先事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义加重了全球的民主危机，使美国的权力失去了合法性。
富裕和贫穷的民主国家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四十年来，财富日益集中，公共物品不断恶化，工人的稳定性不断削弱，集体归属感不断瓦解，这为各种财富水平的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动力。拜登政府也非常了解这些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中，拜登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人们正在失去对民主的信心，因为民主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他的内政议程中，拜登认识到，投资于共同利益，为劳工提供更大的权力和安全保障，以及动员人们应对气候危机，都是抵御非自由政治和振兴美国民主的关键项目。
然而，拜登的外交政策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脱节。拜登并没有采取全球战略来重振对共同利益的信心，而是把重点放在与中国的竞争上，似乎美国以外的人们重视民主不是因为它能为自己赋权，而是因为它等同于美国力量。拜登认为，为了民主，美国人必须 “开发并主导未来的产品和技术”。这当然会帮助美国人和其他富裕、技术先进的民主国家的人民。也可能有助于美国投资者，但并不是使一个所有民主国家都能满足其人民需求的全球经济愿景。
采取一种不同的做法是可行的，它能够通过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开辟新的机会来扭转全球反民主的潮流。但这将需要一个更好的框架来理解今天的冲突，将自由民主与威权主义对立起来的近视二元论太过狭隘，我们需要更广阔的框架。
隐形的民主国家
美国与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和的说法可能会让人感到刺耳，但这只是因为美国领导人和媒体经常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与少数富国混为一谈，包括欧洲的前殖民国家（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最初作为被当作殖民地的国家。
例如，《纽约时报》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为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总结出了这样的标题：“民主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跃升至新高”。然而，该民意调查并非是关于“民主国家”的。世界上大多数大型的民主国家，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南非，都没有被包括在内，许多较小的民主国家，如博茨瓦纳、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斯里兰卡，也没有包括在内。相反，这是对（正如皮尤自己所说的）“发达经济体”人民的调查。
根据经济学人信息部的民主指数，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口是富裕民主国家的两倍，如果算上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等半民主的“混合政权”，则是其三倍。然而，在美国决策者的世界观中，世界上许多贫穷的民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只有当它们威胁到地区稳定或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变得有用时，它们才有资格进入美国核心政治领域的对话。
这种隐形国家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贫穷，南营（global south,指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国家对世界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远远低于其他富裕国家。富裕的民主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15%，但按购买力计算，却占有全球GDP的43%（按美元计算为59%），其军事预算占世界战争开支的近三分之二。许多美国人还对富裕的民主国家有一种文化或种族上的亲近感，而这种感觉并没有延伸到贫穷的民主国家。
将民主与财富混为一谈，是从根本上扭曲了对美国领导人经常宣称的首要任务的战略思考：确保民主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近年来，贫穷和富裕的民主国家都在向不自由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一项旨在更新和支持民主的外交政策仅照顾富国的偏好，它将会失败。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民主国家的利益往往与富裕民主国家的利益截然不同，而它们的利益往往与更多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致。换句话说，把当今世界的主要斗争说成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斗争，其后果之一是使全球经济中的不平等现象不为人知，而这往往才是更重要的分歧。
真正的故障线
美国政策与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意愿存在分歧的最紧迫问题，也许是如何结束新冠疫情。一个响应全球贫穷国家需求的国际秩序本应在2020年5月开始组织一个全球性疫苗生产和分配系统，当时已出现了第一批有前途的候选疫苗。相反，尽管疫苗的开发由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所支持，但疫苗的生产（及其巨大的利润）却完全留给了私人制药公司，造成了毁灭性的产能短缺。
至于分配，尽管COVAX计划倡议承诺实现最低程度的全球疫苗平等，但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买下了大部分的疫苗供应量，它因此受到了阻碍。
在由公共卫生、公平贸易和全球正义团体组成的跨国联盟的巨大压力下，拜登政府终于开始采取行动。5月，拜登同意支持放弃世界贸易组织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限制。七国集团中的富裕民主国家最近宣布，他们打算在未来一年内捐赠8.7亿剂疫苗。这些行动虽然值得欢迎，但远未达到能有效在发展中国家结束疫情所需的80亿剂疫苗。即使纳入新的措施，拜登预计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将持续到2023年。
专注于捐赠既不是控制疫情的最快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更有效的方法是扩大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生产力，并帮助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防止未来的灾难。
七国集团作出了支持这样一个计划的模糊承诺，但即使知识产权豁免最终获得通过（尽管情况紧急，但预计讨论将持续许多个月，而且德国继续阻挠），富裕的民主国家拒绝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技术和知识，这使人们对他们的意图产生怀疑。
在制定全球疫情战略方面的灾难性延误，以及目前正在出现的深刻缺陷，也预示着随着气候危机的加深，将出现一个严峻的未来。在这方面，美国也与大多数民主国家有分歧。
自1751年以来，生活在当今富裕的民主国家或其前身国家的一小部分世界人口，产出了占总温室气体排放中大约一半的量。认识到这一历史责任以及富国从所有这些资源使用中获得的不成比例的财富，发展中国家要求富国承担解决气候危机的大部分负担。富国说他们将支持穷国向可持续能源过渡，但很少有重大的投资得以实现。
有关疫情和气候变化的争议与分裂富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个问题有关：工业政策和知识产权。由于在这些问题上成功对抗富裕民主国家的一个穷国是中国，华盛顿的分析师们经常利用“民主与专制”的框架来使自己的不满合理化。
例如，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份题为“反击中国对自由世界的挑战”的报告宣称：“中国从事违反国际标准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包括：盗窃知识产权，补贴国有公司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以及限制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这种做法当然是对富国的权力的挑战，但大多数“自由世界”都非常想效仿它们。有关的规则是在1995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制定的，当时富国在世界最强大的一些公司的要求下，强硬地迫使穷国禁止以前被广泛接受的发展做法。
巴西和印度等民主国家拒绝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也是随后的多哈回合谈判在2008年破裂的核心原因，但富国通过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原则。
新规则禁止了所有富裕民主国家过去曾采用过的做法。富国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知识产权的窃取，例如：如果美国人没有窃取英国的先进生产技术，美国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更不用说它们曾用过的更暴力的窃取形式，如大规模奴役或对殖民地的掠夺。
至于产业政策，所有富裕的民主国家都采用过它。中国备受诋毁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以德国的工业4.0战略和美国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又称美国制造）为蓝本。拜登的经济议程也旨在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确保美国对高价值行业的控制。中国在为人民接种疫苗和在应对气候转型方面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政府对民主的敌意上，而是建立在其在方便时打破规则，模仿富国的能力上。
南营中的民主国家在经济升级方面一路蹒跚，在美国对有效发展技术的限制，和中国规避这些限制成功计划之间徘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呼吁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团结一致，听起来有些空洞。
为所有人制定的外交政策
在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一个更好的民主议程之间存在着几个障碍。首先，美国的经济增长已经高度依赖于技术、医药、娱乐、消费品牌和金融部门的企业的集中利润，而这些企业正是提高全球劳工待遇和放宽知识产权规则的最大障碍。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投资正流向榨取经济租金的机会，而不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建设基础设施和提高生产力。
注：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s）最早指从土地获得的收益，后被扩大为所有因为独占权力而获得的收入。
这个问题也是哲学性的。民主的作用是否只是提供一个中立的框架，让个人可以通过减少对自由和财产的威胁来自由交换商品和想法，也就是提供“消极的”公共产品？或者说，民主还应该确保实质性地提供“积极”的公共产品，如医疗保健、教育、高质量的工作和资本投资？
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积极支持消极的公共产品，并拒绝接受积极的公共产品，美国官员和两党的专家经常警告国家干预经济所带来的风险。华盛顿将重点放在市场自由化、个人权利、法治以及捍卫财产安全和航行自由上，以对抗一众反派：如跨国犯罪分子、“无赖国家”、恐怖分子，以及现在的中国。
然而，当消极的公共产品与积极的公共产品被分割开时，它们就会失去效力和合法性。美国的援助努力常常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例如，考虑到美国国际开发署近年来在危地马拉资助的一个3100万美元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创建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使居民能够跟踪当地政府支出。可是贫困的居民更关心的是工作而不是良好的治理，他们一开始就买不起智能手机。
在国内政策方面，拜登政府认识到需要打破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而纳入这一见解的外交政策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它将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积极的公共产品。每个国家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重振公共投资，但这个过程应该以跨国项目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卫生，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的基础设施差距，并实现从碳密集能源的公正过渡。放弃单向的施舍，而寻求这些真正能够解决威胁到每个人生存的普及性措施，应该从所有国家那里得到与其能力相符的贡献。
美国仍然是最适合领导这些行动的国家，而且有一些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可能愿意发挥这样的作用。例如，其 “重建美好世界”的倡议，尽管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却认可了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目标。
然而，华盛顿对大国竞争的关注有可能将中国的重要贡献排除在该项目之外，并且已经被鹰派人士用来将美国的庞大人才和资源引向军事化，而非对人类的真正威胁。讽刺的是，如果美国的反华情绪阻碍了发展这些针对生存危机的有效措施，那么中国的采取独裁主义的理由：如由疫情、气候灾害和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日益严重的不安感和痛苦，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公共利益是开发一套可执行的全球劳工权利制度，这将有助于减少绝望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推动了大量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促生了消费者需求和民众支持。
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已承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公约保护必要劳工权益。美国尽管公开表示拥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却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国家。剩下的还是建立同样的制度架构来保护工人的权利，正如美国在过去40年里为保护资产持有者的权利所做的那样。
最后，华盛顿应该接受发展是一项人权的原则，尽管美国和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反对，但这一想法自1986年以来在联合国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除了放宽对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的限制外，还需要美国为长期缺乏资本的地方大幅增加发展资金。
最近达成的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协议，主要由富裕的民主国家决定，表明多边协调有可能为更公平的全球经济铺路。然而，它也加强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歧，因为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增加收入的期望。
改革的下一步可能是提高全球公司税率，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外资一直是零散的、不稳定的。这些地方需要的不是快速的回报，而是长期的、变革性的投资，用以永久提高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这不仅可以结束折磨着数十亿人的可怕贫困，还可以为美国企业和工人创造巨大的新机会。
这些措施中的每一项都将加强其他措施，形成一个新的全球增长结构，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创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新政经济，但没有吉姆·克罗（Jim Crow，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和冷战的恐怖。
通过帮助恢复全球增长和更广泛地分配利益，这些措施将促进富国和穷国的繁荣，通过建立一个更包容的基础上恢复全球化和美国的合法性。这将减少美中之间极其危险的零和紧张关系，因为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为两国同时取得成功提供空间。
也许最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将为新一轮的民主化创造条件。民主的胜利不是通过加深与专制国家的冲突，而是通过剥夺助其壮大的不平等、排斥和怨恨。
